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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水线走向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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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春节后,不顾母亲反对,我执意从老家陕西南下打工。我先去的深圳坪山,在一家线厂工作了半年。后来宝安沙井一同学小洁说去她那边进德昌电机厂,德昌厂是港资企业,规模大,出粮准时,要我过去。

那是一个大热天,我辗转来到沙井已是夜里。小洁借来一件厂服,我偷偷混入老乡宿舍。宿舍在南洞村,非常偏远,不远处还有稻田和鱼塘。屋子里又热又闷,能得到小洁的照顾,我却感到很是温暖。

小洁是厂里的质检员,俗称QA,她能干,人缘好,第二天就领着我去人事部报到了。我的车间在五座二楼生产部,很宽敞,十几条流水线整整齐齐,一台台机器像列队的战士,很是壮观。每条线上除了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线员,还有线长、助线和科文。他们负责整条线上的运作。来深圳之前我没有听说过“流水线线员”这个词儿,在坪山时常听人说起,但真正融入其中后,我才对它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在德昌厂的生态圈里,线员比蚂蚁还多,处于最底层,每天两班倒,十二个钟全站着。幸好,在小洁的帮助下,我住在了她的隔壁,下班后还可一起出去吃吃夜宵说说话。每间宿舍都摆着四张铁架床,上下铺,八个人。我是新员工,自然只能住上铺。我时常担心自己半夜翻身时会掉下来,好几次都从恶梦中醒来。员工宿舍没有热水器,冲凉得从一楼的开水房提水,我住的楼层又高,特别辛苦。职员就不同了,只住四个人,装有热水器,冲凉很方便,伙食也好,令人向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我们部门二楼有个开放的办公室。它属于香港主管、大陆主管、文员等,有空调,有茶饮,看上去很是体面。我们这些流水线上的员工一进车间几乎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整天站在那里不可随意走动,甚至喝水、上厕所都要请假。看到办公室里的人员走来走去,我跟大家一样,就会投去羡慕的目光,渴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们那样有一个相对体面而轻松的岗位。除了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各工种的厂牌、衣着都不相同。职员的厂牌是竖牌,员工的厂牌是横牌,等级分明。所有人进入车间都必须换工鞋,穿工衣。工衣是身份的象征,标签一样贴在身上。车间里,管理人员的工衣是一件淡蓝色长外套,看起来像风衣,美观大方。我们线员的工衣像做饭时穿的围裙,头上还会戴着工帽,以免头发掉在零件上影响产品质量。那工帽就像紧箍咒一样,常常令我头痛欲裂。即便下班后躺在床上,我也会觉得非常自卑。

时间长了,这种有形的枷锁慢慢就令人麻木了。每条线上的线长都是由老员工提拔上去的。作为一名高中生,我非常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熬出头,哪怕当一名线长助理也好。每天开工前,线长都要开会训话,稍不注意就会被她狠批。线长一开会就骂人,几乎每个线员都被骂过。而主管来车间巡查时,也会骂线长。那些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的。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单调重复的动作看上去挺简单,但速度快,不能“堆货”,连上厕所都得有人顶替岗位。站的时间久了,我的两只腿都肿了。

更令人难以承受的是转夜班。我进厂没多久便开始上夜班。每天早晚七点对七点,中间半个钟吃饭。车间对面便是职员宿舍,职员不用上夜班,他们的宿舍里贮存了各种零食,晚上便售给上夜班的员工。每到夜宵时间,线员们双腿酸痛,没时间也没精力去食堂,就去车间对面买面包、泡面回车间拌开水吃,那些食品便从窗口递出来,线员们在楼下排成长龙,场面非常壮观。夜班虽然很辛苦,但不像白天有那么多管理人员盯着,工友们偶尔可以说说话,时间久了反倒喜欢上夜班了。

深圳的天比老家亮得早,七点从车间出来,那些浮肿的眼、蜡黄的脸迎着朝阳,仍透着青春的气息。我们呼吸着室外“新鲜”的空气,走在马路上,在城市的尘埃和汽车的尾气中穿行,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工业园区,并不觉得十分疲惫。

我在流水线上干了两个月,慢慢就适应了宿舍、车间、饭堂三点一线的生活。

无论早晚,下班后我和小洁形影不离,有时去逛街。工资也就五六百元,我们省吃俭用,小店里五毛钱一支的冰棍也觉得很甜,五毛钱一个的油粑也觉得很香。花花绿绿的街面很是吸引人,我们却不敢在大街上逗留太久。出了厂门,我们既兴奋又害怕。我们害怕治安员穿着便衣查暂住证,害怕小混混明抢暗扒,害怕小摊贩敲诈勒索。每次出门,我们都要带齐证件,贼一样东张西望。

当然,夜间走出宿舍偶尔也会收获惊喜。那是深秋的一天晚上,在厂区篮球场边,我们偶遇了一个广东梅州的男孩,从厂牌一眼就能看出他是职员。他远远地关注我们很久,过去和我们搭话,后来竟然通过宿管找到我的宿舍。小洁偷偷对我说:“他对你有意思啦,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老婆。”

当时我也没想太多,便试着跟他接触了几次,觉得还聊得来,慢慢就聊上了。这人特别实在,令我感动的是他没有嫌弃我是流水线上的员工,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提前帮我把冲凉水从一楼提到我宿舍里,宿友们十分羡慕。后来我常常想,女人啊,一桶热水就可能决定她的命运。


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振作起来

虽然我恋爱了,生活相对丰富了一些,但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我仍然常常悄悄在被窝里哭。我很想念母亲。那时候通讯很不便利,来到南方我几乎就和家里断了联系。没有电话,只能写信,平信很慢,来回差不多要一个月。我只能从哥哥的来信中断断续续知道母亲的身体状况。我原本打算母亲生日前寄些钱回去的。然而,就在那个落叶纷飞的初冬,母亲尚未收到我打工挣的第一笔钱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走得很是突然。那是一个下午,我收到二姐发来的电报,六个字:母病故,速回电。面对这六个字,我来不及思考,几乎快晕倒了,小洁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停安慰我。宿友们不知道我经受着怎样的痛楚,待我慢慢清醒过来,我怀疑那份电报发错了。

我知道二姐非常为难,知道我在外面打工身不由已,虽然电报很贵,她仍多发了一“电”字。这多出一个“电”字,给我考虑的时间,也让我格外纠结。

我火急为燎地踏上了归家的列车,到了村子里,眼前的一切告诉了我事实,亲人们穿白戴孝,我再也看不到母亲熟悉的身影了,横在眼前的,正屋中间母亲的灵柩。二姐告诉我,母亲穿着新衣服,已入殓。我跪在灵堂,失声痛哭。我多么想打开棺盖看母亲最后一眼。

母亲下葬前,我每天都围在她身旁。我只希望和母亲多待一会儿,我想好好跟母亲说说话。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母亲听见没有。那几天里,我茶饭难咽,不愿踏出家门半步,不愿抬头看任何人。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了啥模样。母亲下葬那天我哭得天昏地暗,我知道任我怎么哭也哭不活我的母亲了,但我还是痛哭不已。当母亲的灵柩就要被抬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发疯似的扳住不放。我的心在滴血。我无法想象在母亲临终的那一刻,我仍在深圳德昌厂的流水线上忙活。母亲就这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随着送葬的人群到达母亲的墓地,我不顾一切跳了进去。我甚至想陪着一起离开人世。人们把我从母亲的墓坑里拖上来,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棺材被一锨锨黄土掩埋。

母亲走了,我的心也空了。周至的初冬已冷了,虽然我在南方待的时间不长,却突然觉得家里少了母亲,也少了温暖。父亲早年就走了,眼下母亲也走了,我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村人用同情的目光看我,他们觉得我很可怜,年纪轻轻还没成家就没了父母。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可怜,在家靠父母,这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什么靠处?在外靠朋友,外头的生活又是那么的艰难。然而,假期即将结束,再艰难的生活也得面对。

第二次离开家乡,我是怀着无比哀伤的心情的。家乡生育了我,那里有我童年的欢乐,有我少年的学习生活和纯真的友情,所有的人事和草木都是那么熟悉。但它也是那么的令人伤心欲绝。父母在,不远游。父母都不在了,我就必须离得远远的吗?那就远远地离开吧,也许只有回到深圳,才可以治疗失去母亲的悲伤,那里至少还一个小洁,一个梅州男孩。

回到深圳不久便到了年底,我决定辞去流水线上枯燥的工作。按照厂规,辞工三个月后可以重新进厂报考别的部门。我有高中毕业证,可以通过考试应聘轻松一点的职位。

那时候,我的思想非常老旧,虽然心里有了钟意的男孩却不敢有非份之举。辞职后我没了住所,只得偷偷住在另一个老乡的宿舍里。那宿舍里有好几个老乡,其中有一对姐妹,她们帮我腾出一个床位。宿舍里别的姐妹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那一百多天里,我每天都在宿舍里复习高中知识,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做贼似的担心宿舍管理员查房。或许母亲在另一个世界保佑着我吧,我的运气非常好,平安地度过了九六年春节,并在四月如愿通过了应聘考试。

我被分到生产部一楼MD制造部门电子组,比之前的流水线自由多了,专门制造绕线机,内设电子设计组、机械加工组、机械装配组等。部门的主管、组长都比较和气。我们亲切地叫组长“秀姐”。十几个女孩围着两张大大的工作台,有时焊接线路板,有时给机器接线。线路图并不难懂,还有组长和工程师指导。做事由老员工带,没多久我便学会看线路图和给机器接线了。部门里值得回味的趣事也特别多。有一次,一位开机床的师傅正吃着早餐,见大陆主管过来了,情急之下把半桶泡面端到厕所门口。他顾不得厕所里有人,把泡面从门上倒下去,蹲所的人被浇成了“落汤鸡”。这件事在车间迅速传开,很长时间大伙儿一提起就笑个不停。那时候只有饭堂和职员楼下才有电视看,每天围满了人。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前一天晚上,电视机前早早三层外三层全是人。大家都期待着神圣的交接仪式。7月1日零时零分,交接仪式顺利进行,每个人都无比兴奋。那雷鸣般的掌声和令人激动的场面令我记忆犹新。

几年后部门搬至八座一楼,香港主管换了,高层的人事变动对我们下面做事的人来说并没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只需安安分分做好自己的工作。部门里有好几个陕西老乡,我们常常用家乡话交谈,特别亲切。

那年夏天小洁辞职回了老家,我仍留在深圳。10月,我和梅州的男孩结婚时,小洁和几个好友去喝了我们的喜酒。第二年儿子出生,公婆从梅州老家过来带孙子,我对生活便有了新的盼头。


自学考入中山大学

怀上儿子不久我就报考了自学考试。我喜欢文学,便读了中山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的失败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我的梦想仍在。我跟很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曾经与大学擦肩而过,每每想起总有遗憾。到了德昌厂,公司里等级分明,我总是感觉低人一等,上大学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报了自考后,我业余生活的重心便放在了学习上。那时网络很不方便,报名得亲自去沙井汽车站旁边的自考点。先生也报了本科学习,他的脑子比较好用,一次报考了四门课,即便和婆婆一起带孩子也能每次全部通过。而我每次只报两门课仍比较吃力。每天晚饭后,我便背着书包去厂里图书馆学习,从七点至九点,无论刮风下雨都不曾间断。没有手机,没有参考书,全凭自己潜心钻研。每个周末我都泡在图书馆。当别人逛街、走亲访友时,图书馆里就我孤单的身影。时间长了,馆理员都认得我了。在别人看来,自考也许很枯燥,我却乐在其中。

通过第一门课程时我兴奋不已,特地买了一袋零食庆祝。那是一个黄昏,晚霞挂在天边,微风习习,仿佛每一粒尘埃都散发着香味。后来可以在电话亭报名了,报考的人工友特别多,我总是排在后面等着。那种等待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等待,因为它充满了希望。我自觉能力有限,每次都只报两门,不敢贪多。我很少走出沙井,对宝安城区很不熟悉,每次坐大巴去考试都会走很多弯路,总觉得在经历着长征一样。我总是早早起来赶车,心里格外紧张,生怕找不到学校而错过考试。每到一所学校看到一大批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外来工,我都很激动,又有一种莫名的失落。考生一年比一年多,站在人群里,我显得那么渺小,蝼蚁般平凡,生怕被这汹涌的人潮淹没了。《普通逻辑》是我最后考过的一门课程,第一次没过,第二次等了整整了一年,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这最后一门课上,至今仍保存两大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我得留给上学的儿子好好看看,让他记住我当年一步步向上的艰辛历程。

自考的过程如一场马拉松赛,能走到终点的人须耐得住寂寞。2006年,我和先生终于拿到了中山大学的毕业证书。先生拿的是本科,我的是大专。那一刻,除了拥抱和泪水,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考之路是我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拿到文凭的第二年,我又报了教师资格证考试,并在深大报了《教育学》《心里学》和普通话考试。那几个月里,我每个周末都去深大上课,我每次去得都很早。到了教室里,我喜欢坐第一排,离老师近,每一堂课都听得格外认真。课后,我常常漫步在深大校园里,仰望着湛蓝色的天空,心动如少女。

当然,工作方面我也不能落下,那时我已担任文职,每天召集组员开会,跟进相关项目,工作量不大,看上去还有些清闲,是我初进德昌最想要的生活。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家庭负担的加重,我有了离开德昌的念头。先生对于我的想法持保留态度,他说离开德昌未必会更好。我一向都比较尊重他的意见,那些日子里,我内心很是纠结,在去与留的关节上,曾一度莫名地忧虑着。

到了2008年四月,我决定离开工作了十二年的德昌电机厂。我必须遵从自己心底最深处的声音。但临近交辞职书时,我又犹豫了。一方面我实在不想在公司里混日子,另一方面若公司主动解聘我,我可以拿到十多年的赔偿金。亲友们都劝我等公司解聘,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主动离开。我觉得人生不能被十二年的赔偿金绑住。


圆梦华南

离开德昌的第一年是我人生的空档期。每天除了买菜做饭,我显得无所事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QQ空间可以写文章发表日志,甚是惊喜。我先后写了《怀念母亲》《生活随笔》《幸福是一种感觉》《故乡的眷恋》《记忆中的年味》等。那些文字看上去非常稚嫩,但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我的心血。那一年里,写作像魔鬼一样缠着我。我只想记录下自己多年的心路历程。我已经三十出头了,应该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顺利拿到来之不易的教师资格证时,我无比兴奋。但春季报名已过,学校教师队伍较为稳定,一时间我又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先生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找不到学校就进工厂。”但我不甘心,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2009年七月初,我参加完华南中英文学校教师招聘会,便带着儿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是我第二次离开家乡十年后的第一次回家,真有一种“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感觉。我不知自己在华南的应聘结果如何,心中很是忐忑。7月9日,我接到了陈庆衍校长千里之外的电话,说是被录取了。那一刻,我搂着儿子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8月末我返回深圳前往华南报到。学校安排我去小学中段任教,教语文,当班主任。儿子也随我到华南就读。学校离家较远,我和儿子便住在学校宿舍里。开学的前一天,我便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窗子擦得漂漂亮亮。一天搞下来,很累,内心却无比愉悦。从车间来到讲台,面对一群孩子,业务很不熟悉。幸好,和我搭班的胡梅林老师给了我许多帮助,内心无比感激。

华南每学年要举行两场报告会:“爱生如子”选进事迹报告会和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会,集团全员参加。第一次参加“爱生如子”先进事迹报告会时,听到老师们精彩的演讲,我无比振奋。我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向优秀的老师学习,真正做到爱生如子。后来,第一次参加优秀班主任演讲时,我从孝道谈起,讲到自己的母亲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那时母亲离开十多年了,我依然无比伤感。

2011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农村妇女十五年坚持写日记,出了一本诗集,对我触动很大。我想起自己之前也曾断断续续写过日记,却未能坚持下来,感觉好多时光都荒芜了,好多往事都遗忘了。我得重新拿起笔,每天记下生活的点点滴滴,记下孩子们的笑声和琅琅读书声,记下南方的草木和尘埃。

我在华南从教已十年有余。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职业,爱着校园里的每一个日子。十多年来,我每天坚持坐第一趟公交车去上班,七点钟之前进入教室。我要见到孩子的第一张笑脸,我要把清晨的第一个微笑送给孩子们。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来没有一个双休日,每个周末我都要安排至少一天的时间备课,早出晚归已成为习惯。时间长了,小区的保安就问我干什么工作?我总是笑着说:“我是老师”。保安们都很好,见了面就会说老师好。

转眼便到了2017年,那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我教初三,儿子读高三。高考前儿子却生病住院了。我每天从家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医院来回穿梭,身心疲惫。儿子在病中需要陪伴和关心,中考的学生们更是离不开我。我总是担心因自己的事情而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业。那些日子我几乎崩溃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累,心头像压了一块巨石让我感到窒息。每次去看望儿子,他都说:“妈,晚上不用来了,回去早点休息。”我说:“妈不看你就睡不着觉。”

儿子住院一周后,先生的假期也用完了。儿子就一个人待在医院里。下课之后我便给他打电话,问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医生今天怎么说?”在儿子住院的二十多天里,我没少上一节课,无论多晚从医院回到家,第二天依然准时到教室。

好在儿子和我都坚持过来了。他并未因病耽误太多学业,顺利考进了理想的学校。儿子上大学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并未轻松多少。但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每天坚持写日记。火车上,飞机上,甚至在医院里,日记本都成了我的随身物品。记得有一次我阑尾炎住院,手术后的前两天伤口疼得厉害,我只能平躺在床上,实在顾不上写日记。几天后能坐起来了,我便叫先生把日记本带来医院。他说什么也不肯,甚至还训我。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心软的儿子帮我把日记本拿去了。我不想因生病而留下生活的空白页。虽然那几天在病床上写起来很不方便,也不能坐太久,甚至每天的日记要分几次来写,但我依然坚持完成。

坚持会让人变得更加坚强,坚持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份情怀,坚持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每次在飞机上写日记都是离别故时,看着窗外慢慢变小的景物,我的泪眼就会打湿稿纸。那种离别的哀愁总会陪伴我很久很久,直到我再次回到故乡。

这些年来,我觉得最幸福的日子便是除夕。孩子们放假了,儿子回家了,先生也不用去车间上班了。在那欢乐祥和团圆温馨的时刻,我会把对亲人最深的思念写进文字里,把在深圳的悲喜写进文字里。当最真诚的生活变成了鲜活的文字,我的内心便会特别平静。

一晃二十多过去了,我从陕西来到深圳,从流水线走上讲台,从少女变成一名中年母亲,我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都融进了每一个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翻动着一页页日记,回味着脚下的每一步路,怀想着那些多年不见的工友和一天天长大的学生,数着躲藏在岁月深处的白发,看着窗外闪烁的灯影,闻着小区里飘来的花香,每一个瞬间似乎都在生命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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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军
  • 2019-09-13 16: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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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飞泉
  • 2019-09-13 16: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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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军
  • 2019-09-12 17: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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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风妙语
  • 2019-09-10 16: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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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阳德彬
  • 2019-09-10 16: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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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阳德彬
  • 2019-09-10 15: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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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华吉
  • 2019-06-26 09: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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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学君
  • 2019-06-16 12: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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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放学别走
  • 2019-06-10 16: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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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缘
  • 2019-06-10 08: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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