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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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塔者说
  • 周冠军

午后,我和爸爸光头走在烈日下。他带我去访几个老战友,人都不在,爸爸突然说:“上个星期你文叔叔去了,半夜躺着人就没了。”我顿了顿,悠悠吐出个“哦。”爸爸没回头,也没接我话,继续走着。阳光泼辣,爸爸在前,我在后,他走得慢,上半身努力往前挣,步子却像被地面粘住,我看着他的背影,明显,比年轻时矮了,腰身粗圆了两圈,尤其下半身,原本两条直长的腿,现在肥大的布裤也遮不住它们的弯粗。

第一次在深圳见到爸爸,总错觉在工地上。

东门晒布路,妈妈带我去她上班的饼干厂玩,中午我们去找附近工地的爸爸。

我们如何上到正建的楼顶呢?恍惚是坐吊车。爸爸全身只一条长军裤,晒成黄铜色的身上油汗滚滚,他笑嘻嘻地抹几把脸上身上的汗冲我们喊:“来晒晒太阳嘛,深圳的太阳好得很。”几个正在干活同样打扮的战友就笑着打趣:“老游,教你女儿打水泥。”爸爸骂了他们几句,领着我和妈妈踩着钢筋水泥砖头四处看,手臂挥得又长又远,说着那边这边香港商业区大厦工业区大楼,小小的我哪听得懂,不明白眼前这片几乎光秃秃的地方有什么好看,太阳还那么大,快要把我晒化了。

爸爸却说,八五年的深圳,已经比八二年他来深圳时好看多了。

一列长长的闷罐火车头顶拖着浓烟停在1982年12月的罗湖火车站,爸爸背着行李和战友们跳下车,他们终于看清了这个叫深圳的远方,火车从辽宁鞍山出发,这几天几夜中,他们都在讨论想象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遥远临海特区,现在,它就活生生地在眼前:荒凉。比他们奋斗过十几年的东北荒凉多了,几乎没有房屋,更不见人,惟一条新推平的黄泥土路显示这儿是个老县城,冷风肆无忌惮地在望不到边的刚刚推平的光秃黄土地上来回撒野,这片展展无边的仿佛等待种子的黄土地,无奈地任凭冷风欺凌,那冷风,偶尔会遇上两个未被推平的土堡,这才打个嗝,翻个白眼从侧边绕过去。行军口哨吹响,他们收起空荡荡的目光,步行到一个更荒凉的地方------蔡围屋,在这儿,他们建起了来这片土地后的第一座房子“竹叶宾馆”,用竹子搭建的临时栖身窝棚。

许多年中,爸爸都会说起这些,我半听不听,偶尔几句入耳,权当故事,许多年中,我都以为当年爸爸来深圳,是被流放的,仿若古代那些犯过错误的臣民,拖带不多的家当,流放到南方蛮荒之地,受尽折磨郁闷,在痛苦中了断余生。直到前几天,我才知道,当年要裁军百万,四十二万干部及志愿兵中,挑了两万人奔赴深圳建特区,又只在两万人中,特批七千户农转非。

我和妈妈,就是这七千户中的幸运儿。

八月的重庆仍是火炉,爸爸突然从部队回来了!许多亲戚涌进爷爷家,脸上都带着笑,他们开玩笑说我要做城里人了,让我给他们寄糖回家吃。我不晓事,看他们围着爸爸,我却躲得远远的,打小,我的世界里,仿佛只有爷爷和妈妈,爸爸很少回来探亲,每次来去匆匆,我连他的模样也记不住,只记得他总穿一身绿军装,爸爸从人缝中看到我,过来蹲下抱住我:“利华,我带你去看车车,楼房,那个地方将来好得很。”

于是,爸爸带着我们住进了另一处窝棚。

几年后,这片单位窝棚区改名叫红岗西村,当然,几年后,它真的,也成了爸爸许诺过的模样,那已是后话了。

我总记得最初的光。阳光、月光,甚至风、雨、雷、电。如此清晰。

我家的窝棚,搭在大食堂边,后面,是开水房和公厕。大食堂和开水房公厕,其实都是临时建筑,铁皮房。每天天一亮,它们就热闹起来,顶上冒出热腾腾的气,尤其大食堂,单位里半多人在这儿吃早餐午餐晚餐,有家属,更有家属还暂时未迁过来的单身汉。每天,我都能看见那些仍穿着军装的叔叔,笑嘻嘻地拿着塘瓷大碗过来打饭,也是在大食堂,我认识了几乎爸爸单位所有的战友,他们亲切地给我取各种小名,骗我叫别人的花名,我听话地跟着叫,他们笑得差点喷饭,一张张原本英气的脸,顿时孩子似地。

早晨的阳光,清亮如新银,镀亮每个人;正午的阳光,灼烈如赤金,能将大地点燃;午后的阳光,有了睡意却肚腹饱胀,做一个静谥的短梦;黄昏的阳光,才是我最喜欢的,蜜糖色、粘稠,伸出舌头舔舔,有隐隐的甜。

黄昏,爸爸和妈妈下班回来了。我也从学校回来。爸爸骑着他的蓝色二六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袋菜,他腿一骗溜到窝棚前,停好车,猫进屋就系围裙拧开水龙头洗碗洗菜。独自在外当了十几年兵,家庭生活,于他,是新鲜的,他喜欢这些,腿步轻快,支开妈妈让她去打毛线或者织台布。

我呢,我本来要去屋后打开水,提着两只热水瓶,捏着两分饭票,转角处有只小手朝我招招,我将开水瓶搁在一户人家前就跟她走了。七八岁的我最爱疯玩。除了一堆新交的小伙伴,我最喜欢跟君姐姐玩,她的爸爸,我叫邓叔叔,是爸爸的同区战友,还有个黄叔叔,也是同区战友,黄叔叔的女儿杨杨,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三个战友一同在东北当了十几年兵,又同一批来深圳,我们三个,也私下结为姐妹,深圳没有树爬,也没有燕子窝掏,我们在红岗西村玩跳绳捉迷藏,去爸爸们工地捡些废弃材料,搭作房子,爬进里面玩过家家。

杨杨家其实住隔条街的红岗东村,我就常去君姐家。君姐姐家刚搬进楼房,单位自建的,一幢幢朴实得就像爸爸他们的模样。我总要玩到太阳开始落山,邓叔叔和朱阿姨回来。邓叔叔比爸爸胖些,脸也圆,一副弥勒佛的样儿,见我在,他进屋就逗道:“利华,你知道你爸爸的外号叫什么,牛仔裤,哈哈。”朱阿姨从厨房出来:“莫听你叔叔乱说。”转身又对邓叔叔说:“去去,快点冲个凉,你看你这一身脏得。”邓叔叔偏不急,换上汗背心坐在客厅吹风扇,挽起长裤脚,又开始逗我:“利华,你想不知道你爸爸怎么干活的?”我乖乖地坐过来睁大眼,他已经笑得双眼眯成线:“他抱起搅动棒,像这样,这样。”邓叔叔双手虚抱,下巴扬起,学着爸爸的样儿,仿佛怀里真有条粗粗的搅动棒,恶龙般,拽得他忽左抱右,逗得我和君姐姐都笑作一团。

但我又是如此敏感的孩子,打小,就比别人忧伤。

除了光,记忆中,常常暴雨倾盆。

上学的地方,距离家并不算太远,爸爸退休后,有时会去那买菜,但儿时,我觉得它如此远,要穿过三条马路,绕过一大片仓库区,沿着铁轨走一段,路上,到处是工地,那些工地上,不知有没有爸爸,或是他的战友,爸爸说,他们建了红岭大厦、统建大楼、电子大厦,还有好几条大马路,都在附近。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一身臭汗,他们蜘蛛般黏爬在脚手架间,工地边,有几间小屋,也可以说,那完全不是屋,只是几块硬纸板搭起的狭窄床架,挂着旧黄的蚊帐,床脚堆着捡来的废铜烂铁。我怕那小屋,每次走过,又总忍不住看它,不知睡在里面的人可是爸爸那样的建筑工,因为偶尔地,爸爸也会住在工地上。

这么多年过去,那小屋,仍刻在我脑海,有几次,放学突下暴雨,我浑身湿得走不动,路过那小屋,发现它也被浇得水淋淋地,浇软的硬纸板可怜兮兮地皱缩在雨中。暴雨中,我努力睁开眼,抹着脸上不知是雨还是泪的水流,一遍遍地骂着爸爸不来给我送伞。

也是自那以后,我开始不愿和人谈到爸爸,不仅仅是一场场暴雨将我淋得感冒。

自那天中午后,我没再去过爸爸的工地,不知道他是如何干活的,只知道这座海边的小县城,已经变得越来越繁忙,人口也越来越多,各种高层矮层从光秃的大地上笋起,马路一条比一条宽阔,路两边,种满勒杜鹃,还植了遮阴的树木。它已经,由小小渔村小县城,悄悄蜕变作一座小城市了。

爸爸也没怎么说起过他的工作,我和妈妈迁来深圳,他跟我们的话反而比以前在信里说的少了,原本他是个爱笑爱说的人,现在却一天天脸都阴着,有时,眉心还锁出个小疙瘩,尤其八六年。

春节刚过不久的一天,爸爸突然把我拉到一边,问我的压岁钱还剩多少?我既疑惑又惧怕地看着他,说还有九元多。疑惑是因为他从不问我的零花钱的,惧怕是因为担心他没收,大人们总那么不讲道理。爸爸哦地点点头。晚上,妈妈从仓库收工回来,未开口先笑了,轻声细语地:“利华,把你的压岁钱借给家里用用。”我嘟着嘴,将脸扭到一边。妈妈知道我不乐意,马上补充道:“你爸爸说一个月就还,还你个整数,十元。”那时候的十元可是个大数字,一角钱能买一大把糖了,猪肉也够一斤了。我嘟了会儿嘴,小脑瓜转了几转,才磨磨蹭蹭从三角柜内找出零钱盒交给她。

当天晚上,爸爸就用这些钱去小区里的菜场买了肉菜,还有一大袋米。

过得几天,有叔叔来送工资表,我探过脑袋,看见条上写着工资一百五。叔叔嘿嘿:“老游,快点签字,下个月怕这个数都没有了。”爸爸无奈地笑笑。签完字,他竟然没去上班,而是去收拾房顶。听说台风要来,他往房顶压了几块大石头,又梭下来,往窗户上钉了两块硬纸板。后来他和我聊天,我才知道这段时间单位没活干,八三年部队转业,爸爸他们脱下军装,成了普通国企职工,可他们这些当了半辈子兵的人,哪懂什么市场经济,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越来越多进驻的外地企业,抢走他们的饭碗。

单位里人心似草,风来,草倒。

台风终究来了,这座海边小城的台风,可怕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早早地,人们就把自己关进了屋,台风疯狂咆哮着,撕扯摧推一切,它还带着它的帮手------暴雨,一夜不休,我们如躲进诺亚方舟内,祈求着默念着,听着屋顶窗户被扯得痛苦嗷叫。晨光终于降临,风雨暂息,人走出门,方发现这世界已变了样,小区里像发了洪水,泥黄的洪水中,漂着不知何处吹刮来的垃圾物件,甚至死猫,不少人家的房顶被吹跑了,大食堂的铁皮都被吹掉了,更不用说树,无论大树小树,不是连根拔起,就是折服于地。

大人们忙着收拾着台风残局,也不知过了多久,太阳才姗姗从云层后露个小脸。

邓叔叔就是踩着一丝微弱的阳光走进我家的。他笑眯眯地:“老游,晚上去我家吃饭,老朱饭都做好了。”

爸爸在擦他的自行车,先用棉纱,再用抹布,要擦几遍:“什么好事?”他歪着头。

“我调单位了,走,走,洗个手跟我走。”邓叔叔也来拉我。

那个晚上,爸爸和邓叔叔吃了两大盘肉,还喝了不少白酒。妈妈则和朱阿姨嘀咕了半夜悄悄话。

吃过那餐饭后没几天,邓叔叔请来搬家公司,一辆中型货车,拉着他们的家俱,还拉着叔叔阿姨君姐姐,去了新家。

其实那天晚上吃饭我并没多少心思和君姐姐疯玩。我看得出,爸爸有心事。平时不喝酒的他,竟一次次地跟邓叔叔碰杯。我装做没吃饱,赖在饭厅不走。邓叔叔滋地茗下一口酒,说:“老游,你跟我去那边单位吧,人家需要人呢,工资还可以,住房条件也比这市一建好。”爸爸给他满上酒,笑道:“那你好好在那边干。”妈妈正好给他添饭,白了他一眼。

跟着邓叔叔一家搬走的,还有别的不太熟的人,同样来自重庆的孙叔叔也从队里出来,自己承包组建了建筑队。妈妈说:“你爸爸这个人就是皮大鼓。“皮大鼓是重庆方言里骂人的,大概指人拖拉被动。那时妈妈也没有固定工作,她急得天天催爸爸,让他买两瓶好酒,去找老乡杨叔叔,杨叔叔是单位的一把手,在东北当兵时,是爸爸的领导,隔三岔五表扬他,一年多前黄叔叔,就因杨叔叔一句话,跳到了现在人们挤破头的另一家单位。

爸爸最讨厌这一套,他的火爆性子被妈妈点燃了:“找哪个?!找哪个嘛?!我哪个都不找,我就喜欢呆在这一建公司,我也只会打水泥,就不信会饿死。”

闲下来,他似乎并不难受,他总能找到事,一辈子,他都是闲不住的人,他的一双不算大的手,是为劳动而生的,二十岁出头,在冻得人喊爹喊娘的东北,他就凭这双灵巧勤快的手,被连长发现,多次评为标兵,还提为副排长,憾因超龄,未能继续提干。

活计多着呢。棚屋前的泥巴路,被爸爸抹成了水泥路;门口的几盆要死不活的草草,爸爸给它们换了盆施了肥,竟开出了花;他还能抽空去仓库帮妈妈妈干活,比我还高的一大麻袋干辣椒,他坐在矮凳上双手不停,不一会儿,半截身子就埋在红红的辣椒堆里了。

就这样过了八六年的冬天,应该是八七年春吧,我们一家搬到了小区后的汽车队,换了红砖平房,邻居也换了,隔壁是夏叔叔纪叔叔,夏阿姨爱美,红砖平房被她收拾得像电视剧里走出来的,她还在门口种了一架葡萄,葡萄茂密宽大的叶,爬到我家门口,跟爸爸种的勒杜鹃交头接耳。

已经过去了,那些时光,然而,我要说,汽车队这两年光阴,是我目前人生中最美的年华,因为这两年,我家突然过上了小康生活。

我不知道爸爸他们单位的人如何做到的,我是说,如何接到一个又一个干不完的项目。偶尔跟他战友聊天,得知他们当时也学会了商人们惯用那一套,无非吃喝玩乐,该送的礼要送,该说的话要说。爸爸说:“那都是些丑事,我们当兵的,最看不起这些,但为了吃饭嘛。”他摇着头,拒绝我详细打听,我就笑他,我的爸爸,骨子永远固执倔强。

钱这个东西,还真是身外物,它去的莫名,来的也莫名,让人算不着。也是在这时,我才发现,爸爸还有另一面,不同于平时的严厉刻板。

家里很快添置了电视冰箱成套组合板家俱。爸爸竟然还托人从香港走私来一套立体音响。那套音响,现在还音质清晰,两只半人高的大喇叭,立体环绕效果依然震憾人心。彼时,香港流行音乐方兴,台湾的靡靡之音也飘荡萦绕整个神州,有了音响,爸爸也成了粉丝,音乐的粉丝,买得一堆磁带唱片,什么龙飘飘、邓丽君、江玲,夹杂两张摇滚唱片。他最喜欢听的,还是民歌,把我也培养成了野路子民歌专家,只要在家,无论做家务还是休息,爸爸都将音响开得大大的,屋里的沙发衣柜、甚至灶台上的锅碗勺盆都浸在音乐中,随着乐曲扭摆。爸爸脱下上班穿的脏衣服,勾下身,边按在澡盆里用力洗搓,边跟着唱,他的嗓子又粗又亮,“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我刚跟小伙伴跳格子回来,小脸红通通地,也跟着唱:“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讨厌溜溜的她哟……”爸爸就喊错了错了,我扯个鬼脸,喝完水跑出屋继续玩。

好事接二连三地来,翻年,我们搬进了楼房,住进了现在爸爸妈妈仍住的地方。

妈妈天天都要拖地,一拖还要拖够两遍,磁砖地都被她磨出玉光了,她说:“以前在老家,我就羡慕那些镇上的干部,人家拿工资住楼房,脚不沾泥。”她这话却是说早了,我们这个新家,何止沾泥,还天天沾水泥呢。

有人也开始用水泥森林形容深圳。

改革十周年,深圳也满十岁了,这个弟弟,紧跟着我脚跟过生日,爸爸说,十岁该有大人样了。

电视里天天是庆生节目,无论中央台省台市台甚至香港台。每天晚上,就能看到那些画面,国贸、小平像、深南大道、蔡屋围、荔枝公园……楼体簇立,阡陌纵横,其实这些,我早已看过了,许多地方,还天天骑着自行车路过碾过的,我们这帮毛孩子,不是去东门买香港流行物,就是去公园摧花逗鱼,只是过红绿灯时,已不像几年前那般鼠窜了,人多了,车多了,我们只得扶着车把乖乖等绿灯放行。

只是一到春节,这些人与车却都不知去向,城市,变成了另一番图景。

春节里,我们和黄叔叔邓叔叔这三家,总要团聚的。在深圳,我们与他们都没有亲戚,孤零零一家三口人,这些同乡老战友,就成了亲戚。黄叔叔家的酒席是年初五,我家初四,邓叔叔家,是初三。黄叔叔家经济条件最好,酒席上多是我没怎么吃过的菜,什么鲍鱼腰果鳄鱼肉,邓叔叔家的酒席,却是我最喜欢的------腊肉、卤鸡翅、香肠,毕竟,我的胃还是重庆的。

酒席往往要吃喝一整天,打牌、聊天、游逛。上午洗漱穿戴好,我们一家就出门了,妈妈骑她的粉色自行车,爸爸一辆永久自行车,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杠。北环大道宽阔无边,此时,它更是宽阔得如坦荡的平原。一路从家红岗西村,过宝岗,擦洪湖,穿水贝,拐进邓叔叔家住的布心花园。没有人,也没有车,他们,都候鸟般飞回了故乡。爸爸的自行车如自由的鸟,轻盈地翔在马路上,划出道道扭弯的车辙。刚刚下过一场冷雨,空气又冷又湿,吸入肺部,有淡淡的惆怅,天,也是冷冷的灰青,人像泡在冰水里。春节时的深圳,整个地空了,惟有爸爸他们这样的人,守着这座城市,如最敬岗的卫士,守着他们奠基的城,守着他们一点点造就的城。爸爸双手把紧车龙头,将我整个护在怀里,我耳朵不冷了,听他自言自语道,我能回哪儿呢?老家?几十年没回老家过年,我回老家是打扰他们,我只能在深圳,我的家都在这。

爸爸越来越忙。

时常地,我竟要隔两天方可见到他。知道他在工地赶活,他说起个地名,我听得云里雾里,上学时,偶尔我会想起他说的地方,朝那个方向打望,猜想他现在,是在干活,还是准备下班回家。

他当水泥班班长,整个队里,他是技术王牌,领导又要提拔他,他摆摆手:“我不管人,尽得罪人,我喜欢干活,干活踏实。”

他哪里不踏实,他踏实着呢。一切自有天地,天够大,能覆地;地够厚,能载万物。一辈子,他睡眠都好得让人咬牙切齿地恨,一沾枕头,呼噜就扯得山响。惟一要操心的,是如何做好手头的事。

放学一进门,我就发现爸爸了。

他刚刚补完夜班觉起床,眼睛浮肿,脸也是肿的。阳台上的鸽子们也鬼精,嗅出爸爸醒了,咕咕咕地群起叫唤。爸爸看了我一眼,径直去阳台喂鸽子。阳台顿时一片欢腾,吃欢了的鸽子兴奋地飞到客厅饭厅,差点打翻花瓶。妈妈在厕所洗爸爸的衣服。他上班的衣服,总是那两套,需要及时洗出来,他从来不敢上班穿好的,越烂越好,一晚上要抱四百包水泥,再好的衣服也成了烂巾巾。妈妈用刀刮了半天裤子上的水泥浆,本来就刮得火冒,鸽子还在饭桌上拉了泡屎,她扬扬手中的菜刀,破口就骂:“明天我就把它们都宰了,送给别人吃。”几十只鸽子里,还有爸爸宠爱的信鸽,他急了:“你敢,看我不把你手剁了。”你一句我一句,俩人又骂将起来。我睡在沙发上看搞笑动画片。妈妈哪会宰那些鸽子,爸爸疼它们呢,生了小鸽子,他也不嫌丑得吓人,怕它冷,居然把它们抱到床上暖和,那些粗鲁点的鸽子,伤了他精心培养的月季花,他也不发火,不过骂两句,把花盆挪个位置。

伺候完鸽子和花草,爸爸就折进厨房做饭。

他要做肉包子。当兵时,爸爸做过炊事班班长,习得一手好厨艺。他也爱吃,研究各种吃食,如何将油条炸泡,如何将猪脚卤得肥而不腻,如何将豆花点得又嫩又皮实。面终于揉好了,爸爸擦擦身上瀑流的汗水,调好馅。包包子时,我才注意到他两只手也烂了,像他胸口一样,脱了皮,露出红腥腥的肉,有的地方血口子还没收,微微泛出血水。不用说,那是水泥沤烂的,爸爸说,穿再厚的衣服也作用不大,特别汗水一冲,烂得更快。痛。妈妈给他买了红花油,搽了药更痛。自那时起,红花油成为我家里最常备的药,它刺鼻的味道,也是我最熟悉的药味,有时,甚至一闻到红花油味,就想到爸爸胸口手臂上那些红腥腥的伤。

我总是对我们的新家看不够,像妈妈一样,从这个房间逛到那个房间,把不多的家俱移来移去,按照电视上想象中该有的样子,夏天热,我会贴着磁砖地板睡,感受沁凉慢慢渗入我的皮肉再渗入我的脏肺,渗透整个人。

新来的亲戚们也喜欢我们的新家。

九十年代的深圳,像一块巨大的海绵,贪婪地吸纳着数以百万的人们,他们,有的从我听过的地方来;有的,来自我从未耳闻的异乡。

工厂越来越多,红岗西村附近的八封岭,每一条街巷里都塞满穿工装的男孩女孩。

亲戚们提着麻布包,一身风尘坐在客厅的木沙发上,许多时候,还不止一个,而是坐了一长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爸爸笑呵呵地一一教我认,表姐、姨妈、姑爷、二爸、堂弟……

女的,年轻漂亮的,去工厂,年纪大的,去公司厂房做清洁;男的,爸爸喜欢男亲戚,因为这时候他能显显神通,他把那些男亲戚,无论老少,统统介绍到单位工地去做小工。他们单位效益正红火,需要大量小工。

“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们的。”爸爸总这样对他们说。看他的样儿,会觉得天下所有的工作,都不如在工地干活踏实。

亲戚们年轻点的,渐渐都喊吃不消,有一回中午,堂弟还被晒中暑了,醒过来后,他就不愿再上工地了,说什么都不愿意,爸爸只好求了个熟人,让他去学电器修理。年纪大的,其实也没多大,也许,比爸爸还小一二岁,身上也出了各种问题,没过多久,就有人提出要回老家,二爸更是崭钉截铁:“我还是回去种地吧,种地还舒服点,这个饭我吃不了。”

爸爸也不答话,用毛巾擦几把脸,坐在沙发上吹够了风扇,才慢吞吞地伸出一只手,扬扬手掌,让他们看。

左手,中指只得半截,剩下的半截指头像个侏儒缩在几根高大的指头间。

“刚到东北,我们部队挖隧道,我一股牛劲,把钢丝绞在指头上拉石头,生生被绞断了。”爸爸笑着说。我正要问他痛不痛,他又说:“当时没觉得痛,只看到一截骨头,后来才痛惨了。”说完指头,他还在笑:“我命大,断根指头算好,好几次,差点被石头砸死,还有一回,险些被炮炸飞。”

二爸就没再多嘴了,瘪瘪嘴,只说:“各有各命,我还是回老家好。”

二爸姑爷走了后不久,舅舅提着两个蛇皮口袋来了。舅舅人长得很帅,个子也秀气,知道要上工地,他从麻袋里拿出老家带来的工具,原来在老家,他就在镇里县里,做过点泥瓦工。

从那后,舅舅就跟着爸爸干,想不到他这个小个子,竟在工地一干就是十年。爸爸像个领导,将他的路,设计得好好的。先让他跟着单位的初级师傅学技术,不要工资,也要学,学会了,再换个级别高的师傅继续学,一年后,舅舅考上单位的合同工。妈妈高兴地给外婆写信,说舅舅有出息。自此,舅舅就一直辗转于各个工地,直到十年后,他自己出来成立装修队,依然做泥瓦工,生意一点点做起来,回到县里,总有接不完的活。

那段时间,我在干什么,正值青春期,忙着叛逆,与人高声谈论雪莱拜伦席幕容,记得有天,因为我的一份升学表,老师急着找爸爸签字。我脸憋得通红,支吾了一会儿,老师才听清:“在工地?哪个工地,我们现在去。”我又支吾了道:“在关外,很远,我也不清楚。”老师无奈,打了几个电话,才将这事暂缓。我却像做错了事,内疚自责地回到课室,下课后,同学们围在一起聊天,说着他们的爸爸又从香港买了东西带回,别人又送了什么礼来家,我装做上厕所,赶紧走开了。

但是,有件事,我是没乱说的,爸爸那时,确实多半在关外上班。宝安、龙岗、龙华,对我这个几乎没出过罗湖福田区的人来说,那是陌生的外地。

是我孤漏寡闻了,那时的宝安龙华龙岗,也已经处处是工地,爸爸他们接的工程,不再是市政或民营,而是楼盘等私营型。

我依然隔两天见不到他,甚至隔几天,工地太远,公交不通,他惟有骑那辆陪伴他十几年的自行车,我不知道他在外面住得怎么样吃得怎么样,只知道每次他回家,都要带一大包浆了厚厚水泥的衣裤,还带着一身我熟悉的被沤烂的伤,爸爸又瘦又黑,仿佛个子,也被压矮了几厘米。他一回来,妈妈就忙得像陀螺,洗衣做饭。她这个刀子嘴豆腐心,成天絮絮叨叨,却如何也不会跟爸爸闹那种事,哪种事呢?就是一楼阿姨叔叔家那种事,叔叔在工地,打牌赌博,据说还跟一个女的好上了,闹着要离婚,家里天天鸡飞狗跳。妈妈半个字也不提这种事,她是了解爸爸的,他一辈子也学不会打牌,至于女人,他这人也是可爱,无论见到哪个女人漂亮,就拿妈妈做尺子:“漂亮嘛,可能比你妈妈还好看点;漂亮嘛,差不多有你妈妈漂亮。”也是真的,妈妈一家出美人,二十几年前,爸爸仗着家里有点钱,还考上了兵,才好不容易追到妈妈。

也可能,就在那段时间,爸爸发现自己得了青光眼。

他们总在夜里赶工,数个上百瓦的灯高高悬照,将工地照得晃如白昼,爸爸的眼睛,就这样一天天被照花了,开始,以为是视力下降,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青光眼,退休后,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有时切菜也会切到手,他只得每天坚持吃药。医生说,没用的,青光眼没法治,就盼着它能晚一点瞎吧。爸爸,我知道你听医生这话是怕的,你脸上带着如常的笑,嘿嘿说瞎就瞎了吧,可以享福吃现成饭,终于逃离厨房了。出了医院,过马路时,你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像生怕走丢的孩子,嚷嚷着现在的人走路怎么都乱撞不看路,下台阶时,你眼睛更花了,摸着栏杆侧身挪步,怕踩中地雷似地,一只脚迈出去,还是差点拌个嘴啃泥,我赶紧过来扶你,你挥挥手:“你们走慢点就行,我腿脚慢,没事没事了。”

我这得了青光眼的爸爸,因为眼睛花,有天清晨竟撞到巡警身上。

这是他最不愿意提起的历史,也是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

那天深夜,他从工地回来,连续干了两天一夜活,疲困让他踩车的脚都软绵绵的。距家不远处,他恍惚看见前面路口树下围了一堆人,还停着几辆闪光的巡警摩托,爸爸知道是夜里突击查暂住证。当时这在深圳,是常事,他没多想,跟平常样,径直朝前,眼珠都不斜地直瞪前路,由于倦困自行车差点撞了个穿马甲的警察。警察侧过身,让爸爸停下,查证。爸爸当然没带,上班哪会带身份证户口本。

凌晨,我被妈妈吵醒,更准确地说,我是被家里电话吵醒的,电话响了很久,妈妈方起来接了。她抓起话筒,嗯啊一会,按断电话,又马上打了几通电话,通电话时,妈妈很激动,说话又刺又急,电话打完,她让我继续睡,自己却掏出钥匙,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匆匆披衣出门了。

第二天我放学,爸爸和妈妈竟都在家,爸爸在睡觉,我要去他卧室看,妈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莫吵他,他几晚上没睡了。”妈妈的眼睛,是红的,像哭过,也像严重失眠。

过了好几年,我都大学毕业了,妈妈方肯透露些,那个晚上,她披衣出门后,跟爸爸单位的领导去了樟木头。樟木头并不远,但妈妈说,车开了好久啊,久得我都快绝望了。他们是去樟木头收容所,九十年代初中期,这儿是所有来深圳的人的恶梦,因为没有暂住证,他们在这儿成了动物,上百个人挤在一间霉臭的黑屋子内,任人殴打,任人宰割。具体如何,爸爸从不提半句。我明白他,那天夜里,他一定比妈妈还难受,这座他们孕育创建的城,他看着它长大,繁华,他以为,他跟它亲如一体,然而,这个夜里,陌生刀片样插入,他成了异乡人,他成了它拒绝的人。

这不仅仅是羞辱。我不确定,是不是自那时起,或是更早,他的心里,也有了漂泊感。

妈妈还忆起,那天从樟木头回深圳,多话的爸爸却没怎么说话,临走,他只要求找回他的自行车,也就是那辆他来深圳一直骑的蓝色二六永久牌男式自行车,所幸,车很快在深圳寻回。这辆自行车上,处处是爸爸的痕迹,前杆被他缠以防滑胶带,后座被他用尼绳加固,座垫下塞着随时擦拭的抹布,骑了二十几年,依然新崭崭地闪着钢辉。

这辆自行车,知道爸爸许多秘密,也跟着他,经历了许多事,它也许,比我们更了解爸爸。

不止这次夜半惊魂,后来,它还跟着爸爸经历了一次迷路。

我的爸爸,他总说自己一辈子没大本事,挣不来人家的千万百万家大业大,但人,总有些微不甘的,普通平凡的他,心里时时暗流涌动,梦想着哪天上天能打盹糊了眼,突然能掉个大馅饼砸到他头上。炒股,这项副业,因此跟随了他半辈子。仍是黄昏,他从蔡屋围证券交易所出来。

一如往常,他从大剧院十字路口往北走,十字路口改造,修了地下通道,爸爸推着车没入洞口。他走了一段,在里面迷了路。地下通道有数个出口,爸爸转了两个,都不对,眼睁睁看着伸手可及的路,却无法触及,他只得转回通道,重新走。其间,他问了几个人,终于,在天黑前出了通道。黄昏的蔡屋围十字路口,是深圳最繁忙的中心,爸爸推着车,打望路上密密麻麻的车辆、行人,都是他不认得的。十字路口四周,有不少他们工程兵建的高楼,暮色中显得更加陈旧,只是82年初到深圳第一天,他在这儿住过的“竹叶宾馆”,早已连影子都不见。他推着车,看了两眼,没时间再多想,急急顺着红岭路往家赶。自行车灵巧地划破空气,最后的暮色里,像一尾游鱼。

但在十年前,这辆自行车终于丢了。平时爸爸都将它搬进家里,那几天,家里杂物间放了东西,他只得将它锁在楼梯间,车,是夜里被人偷走的,锁都不留。自那以后,爸爸更少去远地方,甚至连熟悉的华强北也不去了,他害怕坐公交,害怕坐地铁,也不喜欢打的,只习惯走路,一步步,慢慢踱量谙熟的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路,最远的距离,不过方圆二公里。

那段时间,爸爸已经退休了。

2005年,国企改制,他们这批老职工,几乎都退休了。彼时,爸爸五十四岁,正巧爷爷病重,爸爸回老家照顾他,一呆,就是半年。

阔别故乡又是十载,他请来工人,把爷爷单独住的小屋重新收拾了一番,搭了灶台,装了明瓦,还翻修了屋顶。小屋,是他少年时就有的,那时用做养猪拴牛,人间一别卅余载,卅余载里,他匆匆回过几次故乡,最长呆不足半月,这是他的祖先们落脚的地方,这是他出生恋爱的地方,他一遍遍地回忆,曾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插秧、放牛、摸泥鳅,那时风清凉地吹,雾湿了人的脸……他最忘不了,是六九年某天,他跟着部队坐船沿嘉陵江下合川,爷爷和妈妈来送他,他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兵营一定比他老家有意思;难过的,是要和家人分开,爷爷和几个弟妹,不晓得要如何应付干不完的农活,刚处上的女友会不会等他回来结婚。船要开了,新兵们叽叽喳喳地谈论不休,他挤到船头,努力伸长手臂,朝岸上的亲人们挥,江水漻漻,汩汩不停,他没想到,再次相见,还要等四年。

葬爷爷那天,他笑着低声说:“我将来死了,你们要把我埋在老汉边边,莫忘了。”

雾大,稠如牛奶的浓雾,让我觉得这一幕有些不真实,爷爷并没有永别我们,爸爸,也只是开玩笑。

九十年代末期到二零零五年爸爸退休这几年,在我看来,也如一团浓雾,我忙着考学读书工作,不太记得它们的具体模样了,只记得爸爸那些年终于丢下他抱了半辈子的水泥搅动棒,当了安全监管员,毕竟上年纪了,终有一天,他再也不能,制服那条粗壮的恶龙。

退休后,爸爸全心投入家务锁事。妈妈也退休了,但她不干活,爸爸说:“你去打麻将吧,我来,这些活没多大干头,我三二下就搞掂。”妈妈就天天坐在楼下打麻将,她的麻技练得越来越精,几乎不怎么输。一起打麻将的,是爸爸同单位的老战友及他们的家属,都是熟人,也都退休无事,爸爸买菜回来,额头汗津津地,他们就喊:“老游,歇会儿,来打两回。”爸爸笑着摆摆手,掏出手绢擦汗:“你们打你们打,我回去煮饭了。”他把家当工作场所,练习如何把地板拖得更干净,馒头如何蒸得开花,红烧肉怎么做才又好看又好吃。做完家务,他小睡一会儿,逛到附近公园锻炼身体,从公园回来,顺便拐进超市。楼下那些打麻将打牌吹牛聊天的老战友又坐在树荫下招呼他,爸爸提着东西,站着跟他们聊,他口才好,一开口,别人都插不上话,底下一片听众只能呵呵,他们没想到这个老游,整天围着灶台转,却能天南地北一通神聊。

我劝他跟老战友打牌,输了钱也没关系,爸爸说:“有什么好,无聊,还是干家务踏实。”以前,我是要翻白眼的,心里想着爸爸终究土气无趣。这些年,自己也步入中年,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他用这种生活,实现自身价值,也用这种生活,接触了解认识世界与人。于爸爸,他的快乐与价值,在于打平一块水泥板做好一桌饭菜;于我,快乐与价值,在于读一本好书写一篇文章。各得其所,并无贵贱之分,惟有认知高低多少之别,我们,殊途同归,都是为生活着迷奔波的人。

偶尔,他会跟老战友们聚餐。黄叔叔精力旺盛,退休了,也闲不住,不是爬山就是携杨阿姨去外地旅游;惟有邓叔叔,退休时碰上脑溢血,虽然抢救及时,人却瘸了,从此,他成了实实在在的宅男,憋闷了,五十米远的路,他拄着拐仗,得要挪半小时。四年前,邓叔叔再次脑溢血发作,这一回,幸运之神没怎么眷顾他,邓叔叔成了植物人。病床上,他纹丝不动直挺挺躺着,一双眼睛却鼓得很大,那眼珠是不转的,定定直视,我们站在那眼珠前,调整位置,直到确定眼珠看见了我们。爸爸,总要跟这鼓大的眼珠说好多话,他拉着邓叔叔温热僵硬的手,说现状说往事,要他快点好起来,再一起喝酒吹牛。眼珠没动,只鼓得更大,定在爸爸脸上。轮到我,我想跟这眼珠说点别的,说小时候,我去他们家玩,夏天,邓叔叔穿着白背心,红光满面的圆脸笑得团团圆圆,我和君姐姐吵着不吃肥肉,朱阿姨做的粉蒸肉太肥了,每块还足有半个巴掌宽厚。邓叔叔就夹起一块大肥肉,嘿嘿笑道:“利华,我给你们表演吃肉,你们数数。”说完,他张大嘴,筷子一塞,一块肥肉就不见了,嚅几下,嘴角留下一滴油。我们仨边拍掌边笑,喊着“下一块下一块!”,邓叔叔故意挤眉弄眼,夸张地张着嘴,吃完第六块,他吃不动了,笑嘻嘻地答应我们下次挑战第七块,我和君姐姐这才罢休,学他的样儿歪头吃起肉来。

那个夏日中午,那么漫长,阳光灼亮,仿佛,永远过不完,永远,不会到黄昏。

然而,现在,爸爸老了。他的步伐,是老人的缓慢与滞重。午后的阳光中,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楼顶。老战友们都不在,我看得出,爸爸有点失望。我抬头看了眼天空,感受阳光的温度,爸爸曾经多少个正午午后,烤着比这温度更高的烈阳?站在楼顶上,能望见大半个深圳,楼的森林路的网络中,爸爸曾经指给我看过,他参与建设的那些楼与路。是的,爸爸,如果没有你们这两万人,也许,不会有今天的深圳。四十年前,你们在那荒芜处,搭建了舞台,划出了界线,尽管粗陋。后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南下,将这舞台扩大、装上灯光音响、搭上帷幔,让它,成为钻石般华美璀璨的所在。爸爸,我从来没发现,我是如此幸运,见证一座伟大城市的诞生与成长,也见证,你们这些拓荒人的苦辛与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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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铁军
  • 2019-09-12 09: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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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行者
  • 2019-09-09 11: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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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行者
  • 2019-09-09 08: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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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正安
  • 2019-09-09 0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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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正安
  • 2019-09-07 23: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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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风妙语
  • 2019-09-07 1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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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铁军
  • 2019-09-07 13: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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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飞泉
  • 2019-09-03 11: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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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飞泉
  • 2019-09-03 11: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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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杯中猫
  • 2019-09-03 11: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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