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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圳记:姐弟仨的深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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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一九七九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圈。

此后,这个圈吸引了千千万万的寻梦者,在圈子里掀起了滔天巨浪。陈家三姐弟也加入了这个大潮,用自己的足迹,书写了不同的人生故事。


姐姐的好时代


一九八五年春,姐姐一踏上去往深圳的征途,妈妈的心就悬了起来,特别是听了爸爸的同事兼我们邻居欧叔的话:“天呀,你们心真大,怎么放心大梅一个女孩子去那么远那么乱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有人贩子,她在路上被拐了怎么办?”欧叔真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这一煽风点火,终于让妈妈的怒火燃烧起来,迅速在家里蔓延,集中火力向爸爸扑去:“都怪你,如果不是你偏帮花面谢的女儿,伤了大梅的心,她怎么会独自一个去深圳?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出了事怎么办?若她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跟你过了,带着燕梅她们几个回老家去……”说得爸爸眉头紧皱,赶紧去邮电所发电报给在深圳龙华某部队当连长的堂哥,告知他姐姐去深圳了,然后天天去邮电所等电报。

城池失火,殃及池鱼。那几天妈妈索性搬到我房间来睡。我每天睡前除了听妈妈祥林嫂式的倾诉外,半夜还时常被妈妈辗转反侧声音吵醒。

几天后,终于收到堂哥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梅已到”三字,妈妈如获至宝,拿着电报又哭又笑。家终于回归平静了,但妈妈对姐姐的牵挂却从此越来越长。

姐姐是负气离家去闯深圳的。之前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埌南粮所的正式职工,她已在粮所做了三年临时工。粮所在广西梧州一个叫埌南的小镇上,爸爸是粮所的所长,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里。

上世八十年代,粮所、供销社、食品站都是很吃香的单位,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子女往这些单位里塞,本单位职工子女除了可以顶班外,还有内部招工,但名额不多,一个所每年就一两个,因此成了众人争抢的“肥肉”。

那时候爸爸正值英年,离退休还有十几年呢!姐姐想转为正式职工,唯一途径就是等内招名额了。当时在粮所做临时工,又是城镇户口的就三个人,一个是副所长的儿子,一个是职工老谢的女儿,另一个就是我姐了。前一年爸爸发扬风格,主动把名额让给副所长的儿子,姐姐的愿望落空了。1985年初春,内招名额下来时,我们都以为该轮到姐姐了,没想到爸爸还是把它让给了职工老谢的女儿。老谢原名叫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因为长了一脸麻子,人缘也不太好,所以大家背地里都叫他花面谢,他的女儿和姐姐同在面条厂做临时工,无论是晒面条、切面条,还是打包装,都没有姐姐做得好,所里开招工推荐会时,姐姐的票数是比她高的,但爸爸还是把招工表给了她。

花面谢的女儿转为正式职工后,态度马上变了,上班时对其他几个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呼来喝去。姐姐本来心里就有气,看不惯她趾高气扬的样子,先是与她理论,然后两人就打了起来。闻讯赶来的爸爸,也不问原由,把姐姐拉住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姐姐气不过,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边流泪边踏上去深圳的旅途。

梧州距离深圳400多公里,现在开车只需要5个多小时。高铁开通后,我们早上从深圳出发,中午就能吃上老家的美食了。但是在八十年代,从老家到深圳,路途漫长得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公路都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而且还没有长途大客车。

年初时,堂哥回来探亲,姐姐曾经跟堂哥说过,如果今年招不了工,就去深圳打工,堂哥向姐姐说过怎样坐车。

姐姐要从埌南镇坐3个小时汽车到梧州,再坐两天一夜的客船到广州,下船后按照堂哥之前的指引坐7路车去火车站。

一进火车站姐姐就傻了,到处人来人往的,每个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龙,姐姐不知道该在哪个窗口买票,只好排在一号窗口,看到二号窗口的队伍往前移,她马上走过去,可是过了不久,发现一号窗的队伍仿佛更快一些,她又跑回去,如此反复跑了几次,姐姐才明白在固定一个窗口排队才是最快的。

离发车时间越来越近了,前面还排着两个人,姐姐心急如焚,从来没坐过火车的她,还不知道怎样去坐车呢!这时,一个北方男人走到她面前急切地说:“小妹,火车马上要开了,我排队买票已经来不及了,你能不能顺便帮我买一张到樟木头的票?”姐姐边说可以,边接过他递过来的钱。刚把车票拿到手,北方男人就说;“快,跟着我跑。”两人一路飞奔,终于在火车关门的前一刻上了车。

姐姐下午四点多才到达罗湖火车站,在路人的指引下,姐姐坐公交车到了东门附近的汽车站,售票员告诉她,车站每天只有一班车到龙华,是早上九点发车的,今天可以先买好明天的票,到车站对面的人人旅社住一晚,明天早上再来坐车。

姐姐到人人旅社时,却听到服务员说满客了,只好背着行李去找另外一家。可是在路上走了许久都没看见旅社,天越来越黑了,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越往前走越害怕,茫然无助得想哭。突然一辆小车停在她面前,一名男子把身子探出来问:“小妹,这么晚了,你怎么独自一个人在路上走?”姐姐带着哭腔说:“我要到龙华某部队找哥哥,可今天已没有去龙华的车了,我找旅社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那名男子说:“这周边除了汽车站那有一家旅社,其它地方都没有的。”姐姐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呀?”男子说:“我单位就在前面,要不你先去我宿舍住一晚,明天我再送你回车站坐车。”姐姐犹豫了一下,看着男子真诚的目光,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一咬牙上了小车。

小车往前行驶了几分钟,就进入了一个小院子,因为天黑,姐姐没看清是什么单位,男人把姐姐带进了一间房子后,倒了一杯水给姐姐说:“这是我的宿舍,你在这好好休息,我到隔壁同事那里借宿。”

三十多年后,当我听到姐姐讲这段“传奇经历”时,吃惊得口瞪目呆,心有余悸地说:“姐,你也忒大胆了,你这是无知无畏吗?半夜三更的,一个女孩子竟然敢上陌生男子的车,还在别人宿舍里留宿,如果对方是坏人怎么办?”姐姐满怀感激地说:“是呀,如果换到现在,是断然不敢的,但那个年代的人真的是这么单纯,而且很热心。我很幸运,在来深圳的路上,遇到的都是好心人,如果不是他们帮助,我没有那么顺利找到堂哥。可惜,由于时间久远,我已记不住这些好心人的名字了,也找不到他们了,要不,真要好好感谢他们。”

第二天,男子送姐姐到汽车站,叮嘱几句注意安全的话就离去了。

姐姐在龙华一下车,就直接去车站对面的菜市场,果然看到许多穿军装的人,她仿佛看到了久别的亲人,倍感亲切,快步走到一个军人面前,拿出堂哥之前寄回家的信封问:“大哥你好,你是某某连队的吗?我要去找我哥哥。”军人接过信封看了看说:“我不是这个连队的,没事,你跟我来,我帮你找这个连队的炊事员。”堂哥之前就跟姐姐说过,连队炊事班的战友每天都会到龙华市场买菜,你到了龙华,就去菜市场问军人,他们会带你到连队的。果真如此,那军人带着姐姐在市场转了一圈,询问了几个战友,很快就找到了堂哥所在连队的炊事员。

姐姐跟着炊事员在弯弯曲曲的泥土路上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连队。炊事员一把菜放下,就带她去办公室找堂哥,一个干事模样的人接见了姐姐,说堂哥刚刚调到另外一个连队做指导员去了。见到姐姐失望又焦急的样子,干事接着说:“不用急,你今晚先在我们连队住下,明天通讯员会送文件到你哥哥的连队,到时你跟着他去就行了。”

几经周折,姐姐终于有惊无险地找到了堂哥,并在堂哥的帮助下,进入了观澜高力嘉电子厂。


一九八五年的观澜,全镇只有三家工厂,分别是塑胶花厂、制衣厂和高力嘉电子厂,厂房都是租当地农民的房子。电子厂是生产收音机的,全厂只有50多人,老板、师傅都是香港人。

进厂第一天,姐姐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做安装,工作很简单,就是用螺丝批将收音机外壳上的螺丝拧紧。拉长瞟了一眼姐姐,用客家话说:“妮坐那滩(你坐这里)。”然后把一个螺丝批递给姐姐,就示意姐姐开始工作,从来没听过客家话的姐姐,根本听不清她说什么,坐在位置上不知所措。眼看着前面工位上传下来的零件越来越多,后面工位马上要“断货”了。拉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边用客家话骂:“死黄泥,俺鬼蠢(第一句是咒语,第二句 “是这么蠢”的意思)”边拿过螺丝批操作起来。

生产线是一环扣一环的,无论哪个工位出现停滞,都会影响到整条拉的进度,这种情况拉长是要担责的。姐姐强忍着心中的委屈,专心看拉长操作,只几分钟就把握了要领,很快就把之前积压的零件安装好,传到下一个工位。刚好到车间巡查的香港师傅见到这一幕,向姐姐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姐姐进厂的第三天,香港师傅走到姐姐面前说:“从今天开始,你调到品管部做QC,现在就跟我去报到。”姐姐又惊又喜,办入厂手续时,厂长跟她说过,普通工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人每天工资2元人民币,另外2小时算加班,加班费2块5港币,(按当时的汇率,一百元港币兑换人民币不到三十元。)刚入厂的工人在饭堂吃饭,每餐要扣5毛钱,进厂半年后,才有一餐免费。

在品检部,厂长对姐姐说:“这三天我和师傅每次去车间检查工作,都看到你工作很认真,手脚比别人都快,所以不约而同想到为你调换工种。做QC不但每天两顿饭可以免费,每月还有十五块钱的津贴,你可要好好干哦。”

姐姐很快就适应 了QC的工作,进厂还差两天才满一个月时,老板通知她到办公室,先是老板娘问姐姐家庭和学历的情况,然后是老板对姐姐说:“我地厂到尼家都未有会计,我地睇阻好耐,都揾吾到啱既人(我们厂到现在都没有会计,我们物色了许久,都找不到合适的人)。”工厂属于“三来一补”企业,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厂长、会计、仓库管理员等职位首先考虑本地人,可是会计工作不但需要认真、负责、细心,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当时本地女孩子大部分是小学毕业,有的甚至没上过学。“我们暗中观察了你近一个月,觉得你各方面都符合要求,所以准备派你去宝安区参加财会培训,回来后就做工厂的会计。”老板接着说。

听了老板的话,姐姐喜出望外,自己虽然是初中毕业,但没有会计方面的知识,老板能委以重任,出钱让自己去学习,机会实在难得。在培训班学习的两个月,姐姐除了上课认真听课外,一有空就学习实操,培训结束后,姐姐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拿到了初级会计证。

姐姐进厂不到一个月,就连升三级,由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工厂会计,在工厂是史无前例的。水涨船高,工资也升到了每月90元,用爸爸的话说,比我们老家县长的工资都高。姐姐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不但兢兢业业地做好会计工作,后来还负责工厂的报关、采购等,老板和老板娘都很信任她,老板娘甚至说过要认她做干女儿,经常从香港带一些零食和旧衣服过来给姐姐。

在老家时,姐姐的漂亮是很引人注目的,红红的小脸,弯弯的眉毛,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笑就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她的一张黑白相片被照相馆贴在玻璃窗上做样板。每次与同伴经过照相馆,我都会指着着相片骄傲地说:“那个是我的姐姐。”姐姐当上会计后,穿上老板娘从香港带回来的衣服,越发显得漂亮了。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姐姐到深圳没多久,就有许多追求者,香港师傅是其中一个,好多次约姐姐去国贸买衣服,和观澜当时最高档的食为先酒楼饮早茶。老板娘也在旁边推波助澜:“黄仔(香港师傅姓黄)人几唔错架,又生得靓仔,其系香港有屋概,虽然系同阿妈、两个细佬一齐住,但系你嫁比其可以有间自己过房果(黄仔人不错的,人也长得帅,他在香港有住房的,虽然是和妈妈以及两个弟弟住在一起,但是你与他结婚了,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那个年代的香港人,在大家的眼中,都是有钱人,即使是普通人家,都比大陆人收入高几倍。嫁给香港人,是许多女孩子梦寐以求的,当时有不少妙龄女子嫁给四、五十岁的香港人。但是姐姐拒绝了香港师傅的邀约。她说:“香港人虽然有钱,但不知可不可靠,我年轻漂亮时他会对我好,可是花无百日红,等到我年老色衰时,他还会对我好吗?”

后来,黄师傅与一个来自兴宁的女孩子结婚了,俩人一结婚,兴宁女孩子就辞职了,在家里过着衣食无忧的舒服日子。


八十年代的观澜,只有一条铺着石板的老街,两旁是骑楼式的两层房子,一楼是商铺,二楼是住房。从街头走到街尾,不用十分钟就走完了,穿过街尾的碉楼,周边都是农田和山坡,清澈的观澜河在农田中如一条碧玉带子,缓缓向东流去。工人们都租住在附近的农民房里,姐姐和九个同厂的女孩子合租了一间瓦房,每月房租三十块钱,每人每月分担三块钱。瓦房一进门是客厅,两边是房间,通过客厅后走过天井就是厨房了,厨房上面还有一间木板做的阁楼,姐姐和另一个女孩子就住在阁楼上。每天一下班,他们就去农民房外面的水井打水,然后倒在厨房的大铁锅里,用在附近山上捡来的树枝烧水冲凉。

工厂每个月会放两天假,一放假,姐姐就和工友们做饭改善伙食。大家分工合作,有的去市场买肉买菜,有的去井边洗菜提水,有的到附近的山上捡树枝,很快一顿有着各地风味的大餐就上桌了。饭菜的香味让住在附近的几个男工友口水直流,姐姐她们一声:“你们过来一起吃呀!”几个小伙子拿着碗就走过来,与大家围在一起,像家人一样边吃边说笑。此后,一到假日,几个男工友就会去观澜河里抓鱼、摸田螺等,战利品都拿来给姐姐她们加菜。

工厂的仓管员小荣,则用仓库的板车,拉一车工厂不要的卡板来,姐姐她们看着这一大堆 “财富”,很高兴地说可以很久不用上山捡柴火了。小荣说:“你们尽管用,以后还有。”此后,小荣就成了姐姐她们出租屋里的常客,他还用卡板钉了几张简易凳子,让大家聚餐时,可以一起坐着吃饭。大家都开玩笑说他在追求高州女孩子小英,小荣不争辩,只是笑笑。

一九八七年中秋刚过,工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回家做准备了,来自广州番禺的小兰,还在出租屋的墙上挂了一个倒数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牌子写上:离回家过年还有多少天。

大家也很少聚在出租屋做大餐了,一放假,就相约到沙头角或者龙华市场大采购。当时,观澜只有一家供销社,卖的是一些常见的日用品,不像沙头角和龙华市场,有电子手表、新潮的衣服、布料和药品等。姐姐第一年回家过年,带了三大包行李,许多东西都是我们见都没见过的,如给我的是电子手表、弟弟的牛仔裤等,还有各种色彩鲜艳的布料。心灵手巧的姐姐,回到家也不闲着,只用一个晚上就帮我做了一条花裙子,害得我天天拿着裙子在身上比划,恨夏天来得太慢。

为了省钱,姐姐她们去龙华购物,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去的。观澜到龙华的是一条泥沙路,路面凹凸不平,每次有车经过,地上的泥土就像受惊吓的群鸟四处逃窜,整个路面马上就灰尘滚滚了。

有一天,姐姐坐工友的自行车去龙华,半路在避让一辆货车时,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姐姐的脚后跟被自行车的后轮刮去了一块皮肉,流血不止。吓得工友赶紧把送姐姐去医院。幸好只是皮肉伤,在医院缝了七针,包扎好就可以回厂了,医生叮嘱每天要去换药。

第二天一早,姐姐拄着棍子走出门口,打算独自去医院换药,小荣却推着自行车在门口等着,见到姐姐出来,小荣说:“我今天上夜班,白天也没什么事情做,我用车拉你去换药吧。”

连着十几天,小荣天天都来拉姐姐去换药,还煲生鱼汤给姐姐喝,说是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后来姐姐得知,小荣为了陪她去换药,特地与工友调了晚班。等姐姐的脚痊愈了,他们已由工友变成了恋人。

姐姐与小荣拍拖的事,在厂里一传开,大家都很吃惊,一直负责给电子厂送原料的香港司机李生反应最强烈,他一直撮合姐姐与他表弟好。

一天姐姐坐他的车去市里办事,他直截了当地对姐姐说:“你点解会睇上小荣嘅,其好似条四方木咁,我表弟比其醒目多了,又系东莞人,家里还有楼。”姐姐笑而不语,香港司机不知道,姐姐正是看中小荣的老实肯干。

堂哥是从厂长口里得知姐姐拍拖的事,专门打电话来叫姐姐去队部,语重心长地对姐姐说:“小荣是农村户口,现在只是个仓库管理员,收入还没有你高,你怎么会看上他?他家在惠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土地贫瘠,风沙又大,当地人辛苦劳作一年,连粮食都不够吃,你嫁过去会吃苦受累的,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姐姐沉默不语。

堂哥见说不动姐姐,只好写信告诉爸爸,家里霎时炸开了锅。妈妈当场就哭了,一个劲地责怪爸爸做事拖拉,不早点帮姐姐安排工作。当时爸妈一心想等姐姐在外面打几年工,有点积蓄做嫁妆,就回来找个正式职工结婚,过上安稳、令人羡慕的生活。

爸爸一边快马加鞭张罗姐姐考招工的事,一边写信给姐姐说,对待婚姻大事一定要考虑清楚,很多人削尖脑袋都想跳出农门,你本来是城镇户口,现在却要嫁到农村去,这个选择实在太不明智了。

姐姐也知道爸爸、堂哥的话都句句在理,可是又舍割不下与小荣的那份感情,左右为难的她一接到家里的信就以泪洗脸。小荣安慰她说:“如果真的要回去种田,就由我来做好了,你放心,你嫁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吃苦的。”

一九八八年,姐姐终于冲破了种种阻力,与小荣结婚了。老板娘对在工厂结合的第一对夫妻很上心,亲自为他们张罗了婚事,出钱在酒楼摆二十多桌酒席,请全厂工人和客户吃饭,还特地分配一间十二平米的宿舍作新房。

经过三年的发展,高力嘉电子厂已由当年的50多人,壮大到200多人,也搬进了新的厂房和宿舍。

姐姐结婚的第五天晚上,俩人亲热过后,像往常一样,相拥着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突然一阵“砰、砰、砰”的踹门声,“开门、开门、快点开门”的叫喊声将他们惊醒。他们慌忙地从床上爬起,开灯寻找散落在床上的衣服。

姐夫打开门,站在门外的几个人已经很不耐烦,为首的一见到姐夫就凶巴巴地说:“怎么这久才开门?屋里住了几个人?有没有暂住证?都拿出来。”那人看完姐夫递过去的两张暂住证,再跑到屋里查看了一遍,确认没有别的人,才带着几名手下向隔壁房走去。

听着门外鸡飞走狗般的嘈杂声,姐夫看看手表,才凌晨两点多,他知道这些人不闹腾到三四点钟,是不会结束的,这铁定又是一个不能安稳入睡的夜晚。他抱着惊魂未定的姐姐说:“别怕,有我呢,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无论多苦多累,我都会一天存一块砖的钱,尽快建一栋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让你不用再这样担惊受怕,可以一觉安稳地睡到天亮。”

姐姐温顺地依偎在姐夫怀里,“唔”了一声说:“我会与你一起努力的。”


一九八九年初,老板娘的弟弟苏生也来大陆投资办纸品厂,老板娘推荐姐夫小荣去做厂长。老板娘说小荣为人实在,工作认真负责。小荣到任后,不负众望,尽心尽力为老板筹建工厂,很快工厂就走入正轨,开始投入生产了。

八月的一个周末,忙碌了几个月的苏老板回香港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刚走,台风就来了,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特大暴雨,观澜变成了一个泽国,街道、房屋都被水浸了。几个在深圳办厂的老板陆续传来消息,说他们的工厂都被水浸了,损失惨重。苏老板以为自己也是血本无归了,在香港坐立不安。等雨一停,就马上从香港赶回深圳,竟意外地看见自己的工厂安然无恙。原来,是小荣冒着大风大雨连夜组织工人转移机器设备和生产物料,工厂除了厂房被浸,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苏老板十分感动,当场承诺把工厂10%的股份分给小荣,并让他全权管理工厂。

后来,纸品厂由刚开厂的三十人发展到五百多人,最高峰时年产值超三个亿。

一九九零年,随着经济发展,观澜老街周边的农田慢慢变为工地,到处都有地皮出售,100平米的地皮只要二万五千块钱,姐姐夫妻与亲戚合资买了一块地,用打工几年的积蓄,建起了一间占地五十平米的二层小楼房。

住进新房的第一天,姐夫对姐姐说:“我们终于在深圳有自己的房子了,现在是小房子,我会努力让你住上大房子的。”姐姐高兴地说:“我也会加陪努力的。”

此时,她们的女儿已经出世,姐姐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外,还不忘学习会计知识。

一九九二年八月,小荣外出办事,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好奇心驱使他去看看究竟,原来这些人是排队买股票的。小荣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一只,没想到几天后,本金竟然翻了几番。从此,小荣在打理好工厂之余,潜心学习炒股知识,并于当年赚到了第一桶金。

一九九七年,深圳流传着中英两国会因为回香港回归问题发生战争的小道消息,许多工厂出现了辞工潮。2月19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在电视上一播报,股市风云突变,所有的股票都向下跌。许多人都清仓了。姐姐担忧地问姐夫:“我们要不要把股票也抛了?”姐夫却说:“你还有钱吗?现在全拿给我,我去补仓。”姐姐吃惊地说:“现在跌得这么厉害,你还要买?”姐夫坚定地说:“你信我,过两天一定会涨的。”看着小荣坚定的目光,姐姐把家里所的钱都交给了他。果然,第二天股票全线飘红。姐夫用自己的胆识狠赚了一大笔钱,之后又用这笔钱,买了几块地皮建房子。

后来,姐姐问姐夫为什么想法与别人不一样,姐夫说:“因为我相信政府、相信党一定不会让国家发生动荡的,而股市是保证经济稳定的风向标,所以我大胆地投入。”

弹指一挥间,时间的指针已经到了二零一九年。深圳特区已39岁了,已由当年的小渔村发展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而观澜也变成了深圳的后花园,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鲜花常开。

姐姐从工厂退休后,负责打理自家的几栋出租屋。与她在一起时,时常会听到她对着手机那头说:“55栋全租出去了,67栋还有一套两房一厅的,你要看房吗?”等她收了线。我总会打趣:“包租婆,你好吾得闲啵。”姐姐总会轻轻拍打我一下说:“又调皮了,快点到义工网看看哪里招义工,我们一起去报名。”幸福的笑容在她脸上荡漾。

姐夫却回老家惠州租了一座山,种了荔枝、龙眼等,还建了别墅,他的梦想是把果园打造成吃住玩一条龙的度假村。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作为深圳最早的打工一族,姐姐夫妻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乘着深圳发展的东风,一路奋进,终于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能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人生之大幸也。

如今,姐姐的女儿和儿子也分别从加拿大和英国留学归来,他们都说,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使命的深圳,又将迎来一个好时代,作为“深二代”,他们将继承父母敢为人先的精神,从深圳出发,续写新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我的深圳梦

我是冲破种种阻力才来到观澜的。来观澜之前,我在广西梧州藤县商业局属下的五金商场工作。商场一共有两层楼,一楼销售家电、五金材料等,二楼销售家具、针织和服装等,我就在二楼的针织柜台工作。商场一天到晚没有多少个客人来光顾,这种情况,大家也不发愁,反而很享受这种安逸。每天八点上班,我会睡到早上七点四十分才 起床,梳洗之后,步行五分钟到单位报到,与同事们把商品整理好,大家就轮流去吃早餐,然后在东家长李家短的闲聊中打发时间,等到一下班,就去附近的市场买菜回家做饭、洗澡、睡觉。

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波澜不惊地过着。

一天,我如常去市场买菜,在回家的路上,一对老夫妻进入我的眼幕。我认出是商场已经退休的同事,他们在昏黄的夕阳下,一步一步向前走的背影,让我看到人近黄昏的悲凉。心中不禁一惊,这就是三十年后的自己呀。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对着广袤的星空,我思绪万千:“世界那么大,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精彩吧,你才24岁呀,难道就甘心在这个小县城里虚度一生?”这个问题,让我再也不能安于现状。

当我听姐姐说她所在的工厂饭堂要对外承包,她已和工厂经理说好,准备承包下来让弟弟做时。我马上说,我也想去深圳。姐姐说:“你开什么玩笑呀?从小到大你就是一个娇小姐,连家务活都不会做,承包饭堂是又苦又累的活,你怎么能做得了?”爸妈也觉得我“疯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却要抛夫弃子去闯荡。丈夫和婆家人更是极力反对,说丈夫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现在又是县政府的干部,这是多少人羡慕的呀,我却要放弃这一切去打工,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我只好拿房子说事,跟他们说,马上就要房改了,听说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要两万多块,而我们夫妻二人每月工资加起来才五百多元,要吃要喝要照顾家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买房的钱?我出去闯几年,等挣够买房子的钱就回来,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丈夫家是农村的,经济比较困难,时常需要我们接济,一九九三年婆家建房子,我们把所有的积蓄回去外,还借了两千元的外债。

经过我多方游说,家人终于同意我去深圳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先向单位请一个月假去深圳看看情况,打算如果做不下去就回来继续上班。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在丈夫陪同下,踏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客车。


没想到刚到观澜就遇到挫折,由于厂长从中作梗,承包饭堂的事情搁浅了。姐姐说,能不能承包,估计要等到国庆节以后才能知道,这个消息让我的心凉了半截。

见到我一脸的惘然,姐姐安慰我说:“没事的,你们先在我家住下来,慢慢等。”看着姐姐狭窄的房子,住着她一家四口、公婆和小叔、小姑子,想着她婆婆冷漠的神情,我对姐姐说:“要在你家住这么久,实在不方便,要不我们到外面租个房子住吧。”丈夫一听马上说:“租什么房子?如果饭堂承包不成,我们过两天就回去。”这个坏消息对于来丈夫说,倒是个好消息。姐姐也急了:“这怎么行?一下子哪那么容易找到房子?而且你只租一两个月,谁租给你?”我说“不行我们就去住旅店。”丈夫急忙拉了我一下说:“住旅店要好多钱哦,在这里要吃要住,我们带来的那点钱能撑多久?”我一时无言,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这样吧,我们厂经理在顺发楼买了两间铺位,现在还没有租出去,我等下到厂里问问他,能不能租给你们临时住一下,但是那铺位没水没电的哦,你们住得习惯吗?”姐姐打破了沉默说。我一听,仿佛看到了曙光,马上说:“可以的,只要能住下来,没电我可以点蜡烛,没水也不怕,晚上在你家冲凉就行了。”

顺发楼位于观澜大道旁边,是一栋六层的商住楼,一楼、二楼是铺位,因为是刚刚建成不久,楼上基本上没人住,一、二楼只有一间杂货店和一间卖毛线的店开门。我们在杂货店买了水桶、拖把,到公共厕所提水,把铺位打扫干净。弟弟用三轮车到姐姐的厂里拉了四块卡板来,把两张卡板拼在一起,再铺上席子、枕头、被子等,就是我们的床了。

晚上,躺在硬得硌人的“床上”,我开始想念广西的家了,它有柔软舒适的席梦思,有美味可口的饭菜,有活泼可爱的儿子。如果不来观澜,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已经散步回来,或者坐在客厅看电视,或者是躺在床上给儿子讲故事……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居无定所、前途未卜? 难道就这样诩杀而归?想想实在不甘心。我深知,如果我放弃这次机会,那我今生就与深圳无缘了。自己当初可是在家人面前夸下“多苦多累都不怕”的海口的,怎么能因为遇到这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呢?  

国庆节后,我顺利承包了饭堂,还在饭堂的一角开了个小杂货店。那真是一段从未有过的艰苦岁月, 从小到大没有干过什么重活的我,连做饭都是半桶水。承包饭堂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每天五点起床,先去买食材,然后回来做早餐给工友们吃;八点左右又出发菜市场,为午餐做准备。午餐过后,开始小店的营生,下午两点多,工友们上班后,小店没生意时,我也没得休息,又赶去补充货品。回来又要准备晚餐,直到晚上八、九点才忙完一天的工作,我已累得恨不得马上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但不行,还要看菜谱,恶补烹饪知识,为第二天的饭菜做准备,常常要到十一点才能睡觉。丈夫心疼地说:“看你比人家读博士都还伤脑筋,你这是何苦呢?还是跟我回去吧。”

想到老家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还有因为帮婆家建房欠下的外债和房改带来的紧迫感。我对丈夫说:“我实在不愿意回去过拮据的日子,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早日买房,无论多苦多累,我都要咬牙坚持下去,就当我是来这里劳动改造两年吧。”

一个月后,丈夫的假期到了,他见我没有回去的打算,只好心事重重地回去上班了。他回去那天,我送他去坐车,当大巴车徐徐开走,我流泪了,看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十分惘然,深圳这么宽广的天地,会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安身之地吗?


丈夫回到老家后,多次写信来劝我回去,说我们在老家都有正式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多人都能过这样平谈的日子,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我也曾经动摇过,一个弱女子独自一人在外谋生,实在是太艰难了。去市场买肉,常常被短斤少两,找他们理论,一个拿着杀猪刀的大汉凶巴巴地看着我说:“这个价钱就只能买一斤给八两。”我吓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边哭边拉着菜回厂。最可气的是,连在市场看守自行车的小伙子,也敢欺负我。有一次,我向他交停车费,把一张5块钱的纸币他,他说我给的钱太破了,收了我的钱就走到一边去了。我跟着说:“钱破了我可以换一张给你呀,停车费才5毛钱,你为什么收了我5块钱却不找我钱?。”任凭我怎样说,他就是不愿意把钱给回我。刚好弟弟经过,走来问什么回事,他见到牛高马大的弟弟,马上改变态度,快速找钱给我。

深圳的天气说变就变,有一次我去买菜,去时还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把我晒得皮肤生痛。当我买好菜,却乌云突布,狂风大作,接着大雨倾盘,体重不足一百斤的我,用自行车推着一大篮子的菜,在暴雨中蹒跚前行,好几次差点被风雨打倒,我边哭边问自己:“这样执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开弓哪有回头箭?在这里虽然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累得精疲力尽,要面对各种难题,但我却看到了与在老家不一样的生机。在内地,我一个月的工资不到200元,在这里却有1000多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顶老家半年的工资了。最主要的是,老家的生活是一潭死水,做什么事都要靠关系和论资排辈,让人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而正在发展中的深圳,有许多机会和希望,只要你肯去做,总能挣到钱,也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半年后,丈夫见劝不了我回去,也办理了停薪留职,来到了观澜,成了工厂的仓管员。由令人羡慕的县政府干部变成一名普通的打工仔,本来已习惯了朝八晚五轻松悠闲的生活,突然要在管理严格、工作繁忙的外资厂工作,身份、工作环境的巨大落差,让丈夫很苦闷,有时会在我面前抱怨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只有跟他说,因为我们要挣钱买房子呀,在这里挣钱比在老家容易。其实我也很迷茫,经常在心想,在老家收入虽然不高,但过安稳平淡的日子还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来这里吃苦受累呢?但我不敢在丈夫面前说出这些想法,自己当初就是因为不甘心过平庸的日子,才冲破种种阻力走出来的,如果我在他面前表现出动摇,那一切都会前功尽弃。我就像迷失在繁华都市里的孩子,看不到前路,也找不到心的归宿。烦恼时,只有在日记本里发泄自己的情绪。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饭堂写日记,在一旁看电视的丈夫突然说:“要不我们办一份厂报吧,你看厂里的工人下班后都是无所事事,不是赌博就是到处游荡,甚至打架。这对工人、工厂都不是好事。”丈夫的提议让我眼前一亮,想到自己从小就喜欢文学,与丈夫也是因为文学而走到一起的,我们曾经的梦想就是在文坛上做一对比翼双飞的伴侣。后来,因为生活的种种原因,这个梦想也被现实消磨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拍手赞成。

于是丈夫找来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事,说了想法,大家一拍即合,说干就干,按照各人的特长成立了编委会,丈夫担任主编。

丈夫马上提笔写一封信给工厂经理,详谈了工人业余生活的现状,以及不良现象带的危害,提出办一份厂报,把员工吸引过来,提高员工的素质,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工厂经理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但声明没有经费,没有报酬,办报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虽然如此,大家还是干劲十足,热情万分,每天一下班就聚在饭堂写稿、组稿、审稿、排版。经过大家一番努力,一份用手工一笔一画抄写,由一篇篇稿件拼贴在一张A3纸上,然后再复印出来的“报纸”——《合众天地》面世了!我连夜写的一篇《重拾文学梦》,就在头版头条上。它告诉工人,作为一名打工者,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我们年轻的日子里,不但要为老板打工,还要为自己打工。它也告诉老板,我们虽然只是一名打工者,但也有自己的尊严与梦想。

工人们争相传阅,继而争相投稿,把自己的打工见闻、思乡之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胆地写出来。我们又在栏目上动心思,开设了“假如我是厂长”、“集思广益为合众”、“我的打工故事”等丰富多彩的栏目。

渐渐地,厂报成了老板与工人沟通的桥梁,老板与打工者相对立的现象消除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工厂经理也为《合众天地》配置了电脑、调拨了专款等。

从小就喜欢文学,曾梦想做一名作家的我,也开始了自己涂涂写写的生活。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深圳人》杂志编辑寄来的,这份杂志是深圳市总工会主办的,信上说已采用我一篇5000多字的稿件。我拿着信莫名其妙地对丈夫说:“我都没投过稿,编辑怎么会有我的稿件?一定是搞错了。”丈夫笑着说:“是我帮你投的稿,恭喜你了,你的梦想实现了。”我又惊又喜,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做梦都想自己的文字出现在报刊上,但总觉得自己水平有限,发表文章是很困难很遥远的事,所以只是把写作当作一个宣泄情感的方法,往往是写完了,就把它放到抽屉里,意想不到能变成铅字。这篇文章还让我收到了230元的稿费,当时工厂文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500元左右,它无异于一笔“巨款”。这笔“巨款”大大激发了我的自信心和创作热情。

写作,让我找到了新的梦想和方向。


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姐姐告诉我,迎侨花园有一套二手房转让,价钱是十一万五千元,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下来。我对姐姐说:“我做梦都想在深圳拥有一套房子,可是你知道的,我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才一万多块,这都是我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十一万五千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去哪里找那么多钱呀?”姐姐帮我出主意说:“要不你和弟弟合资购买,钱不够可以向亲戚朋友借,然后你们再每月还。”

丈夫却顾虑重重地说:“我们不是说好挣钱回家买房的吗?怎么又变卦了?在这里我们一无户口,二无固定工作,买房干嘛呀?”

我说:“买了房,我们就再也不会居无定所了,也可以把儿子接来这里读书了。”

“难道你打算在这里打一辈子工吗? 丢掉家里的正式工作多可惜呀,毕竟打工不是长久之计。”丈夫接着说。

我说:“打一辈子工又怎样?你现在赚的稿费比在老家的工资还高,你怕什么呢?别想那么多,先买了房再说,即使真的哪一天我们在这里混不下去了,大不了再把它按原价买出去,我不相信在深圳买房会亏本。”

就这样,在姐姐的帮助下,我终于在深圳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只有一半的产权,但不用再居无定所,能把儿子接到身边来读书,这已是天大的喜事了。

几年后,弟弟在观澜桂花村买地建房,把房子另一半的产权转让给我。虽然我每月只留下100元作生活费,剩下来的钱马上拿去还债,但我不觉得辛苦,反而心中充满了希望,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

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但丈夫说的:“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时常在我脑海出现,它像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让我明白,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中,人如果只是站在原地不动,固守一个职位,那肯定是不长久的,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那么你捧上不只是“铁饭碗”,还有可能是“金饭碗”。意识到这点,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自学考试。九十年代中,电脑方兴未艾,我又去报读了电脑操作培训班。

一九九八年,观澜牛湖鸿发厂招聘文员,我应聘成功后,把饭堂和小店转让出去,去做这份每月只有600元工资的工作。家人都不理解,说明明做生意收入比入厂高,为什么要弃高就低?我对他们说:“我不能只是为了挣钱而固守在一个地方,我要为自己找寻不同的舞台,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新的岗位,有许多新的挑战。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自学企业管理知识,边学边做。发现工厂管理不规范,积极向老板提意见;发现工友缺乏消遣娱乐活动,提议出黑板报、开舞会和举办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并策划举办晚会。老板看到了我的能力和肯干的精神,把我提升为总经助理,帮我加工资、奖金。

工作之余,我笔耕不辍,依然用文字记录着自己身边的事,记录自己的心情,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陆续被《广东劳动报》《羊城晚报》《东莞文学》等报刊选用发表。年二○○○,观澜宣传部和文体站创办《观澜河》杂志,我兼任编辑,因此认识了不少文友。

二○○一年,文友告诉我,观澜国税局招聘文秘,建议我去试试。观澜国税局也在观澜大道与第六工业区的入口处,与顺发楼分别落座在桂新路的两侧,去我以前工作的工厂必须要从桂新路进入,我曾无数次经过它的门口,但我从来都没留意过它,也不知它是什么单位,只是觉得整栋大楼的玻璃墙幕显得很高大上,有时看到围墙里面的篮球场有人在打球,会停下来观看一下,从来没有想到会与它有什么关联。直到我去面试的那天,才知道那里就是观澜国税局。    

那时我虽然报读了自学考试,但还没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本来是没信心去应聘的,但架不住文友劝说,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观澜国税大门。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与我同时竞争岗位的有的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有关系户,但最终被聘用的是我。记得去面试试时,招聘我进去的负责人跟我说:“这个岗位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能力,不是文凭和关系。”正是我现场发挥的写作能力以及一大叠发表过的文章,帮我争取到了这个职位。

丈夫也因为工作突出,一九九九年被评为“宝安区十佳外来工”,同年入职观澜经济发展公司。我们一家三口也按政策入户观澜,真正践行了:“来了就是深圳人”。

转眼,我已在深圳生活了25年。在岁月的长河中,25年是很短暂的一个片断,但深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这场沧桑巨变的见证者,能追随时代变革的步伐,和深圳共同成长,不断改变和提升自己,让自己的人生经历变得更加丰盈,是多么幸运而又难得的历程。


弟弟的蹉跎岁月


弟弟是一九九二年来深圳的,那年十六岁的他刚刚初中毕业。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备受父母、兄姐的宠爱。因此,弟弟的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他在读书时,已记不清老师见了多少次家长了。所以考不上高中也在意料之中。那时候,广西粮食技工学校每年都会面向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子女招生,招考的分数不高,但弟弟对读书也早已经“深恶痛绝。”一心想脱离学校这座“牢笼”,去社会这个广宽天地自由飞翔。

父母是希望弟弟留在身边的,那时,爸爸临近退休,准备让他顶自己的班。可是弟弟却一心要去深圳。姐姐每年大包小包带回来的东西,让弟弟认定,深圳是个钱多又很好玩的地方。

九十年代,要在深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只要工厂门口贴上招工启事,呼啦啦的就围了几百人。合众钮厂福利好是出了名的,所以每次招工,门口更是被围得水泄不通。弟弟很幸运,不用像别人一样顶着烈日,穿街走巷找工作,而是刚到深圳,姐姐就帮他安排好一切。工作是厂里最轻松的岗位,在包装部拣钮扣,住的是人最少的宿舍。

姐姐是合众钮厂的财务主管,安排一个人进厂不难。姐姐这样安排,是觉得弟弟还小,先让他适应工厂的环境以后,再把他调到工程部做学徒,学习一门技术好傍身。

弟弟却不明白姐姐的这番苦心,刚进厂时还好,老老实实上班做事,等新鲜感一过,就无心工作了。和一帮男工友整天混在一起,相互称兄道弟,抽烟、喝酒、打麻将,日子过得很是快活。

有一天临下班时,车间主管通知大家晚上来加班。听到“加班”二字,工人们都欢呼雀跃,说又有加班费和宵夜吃了。合众钮厂是严格执行《劳动法》的,平时比较少加班,安排加班算一点五倍的工资,所以工人们都乐意加班。弟弟却不开心了,他已跟三车间的工友约好打麻将,前晚他输了钱,正等着翻本呢。加班时,弟弟趁部门主管不在,偷偷溜回宿舍与工友打麻将,刚好被总经理抓个正着。违犯厂规,还聚众赌博,被“炒鱿鱼”是在所难免的,姐姐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结工资走人。

离开工厂的弟弟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姐姐说:“姐,其实我早就不想打工了,打工没前途的,我要自己做老板,正好工厂附近有一家小杂货店转让,我想接过来经营。”

姐姐问他:“你做生意好呀,可是你有本钱吗?”弟弟是“月光族”,手上一分钱都没有。“姐姐,我观察过了,这里附近就这一家小商店,工厂却有十几家,生意一定会不错,你先借钱给我把它转过来,很快就能赚回来还你。”

听着弟弟信誓旦旦的话,姐姐唯有借钱给他。只希望他有了自己的小店,会好好经营。

没想到,开店没多久,弟弟就和一个常来买零食的本地女孩好上了。

姐姐知道后对弟弟说:“你现在还小,什么都没有,应该先把生意做好,等有了经济基础,再考虑婚姻问题。”爸爸知道后,也写信来劝弟弟,要他先立业再成家。可是不管家人怎样劝说,弟弟都不听,反而偷偷与女孩子同居了。

本来开小店是要长时间守的,可是弟弟经常睡到上午十点多才开门,有时索性关门与女朋友出去玩。小店的货物越来越少了,弟弟却没有本钱进货,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差了,等到货物被他和女朋友吃用得差不多时,只有把小店关张了。

一九九四年,弟弟到深圳己经两年了,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姐姐的两千块钱,他的女朋友却怀孕了。两人无所事事,没钱就跑去找姐姐借。

弟弟的近况,让姐姐很着急。刚好合众厂的饭堂要给人承包,承包条件很优厚,不用交场地租金和水电费,承包人只要出钱购买食材,做饭菜卖给工人,所得的利润全部归承包人。免房租、水电这两点成本就比厂外的饭堂低了,所以,饭菜就是卖得比厂外饭堂便宜一点,也会有同样的利润。所以,姐姐便打算出钱把饭堂承包下来,让弟弟来做,又担心弟弟做事不靠谱,便打电话回家与父母商量。父母也是对弟弟不放心,才同意我去深圳与弟弟一起做。

大家都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用心去做,保证饭菜质量和味道,一定能竞争得过厂外的饭堂的。

工厂有两个饭堂,一个是小饭堂,主要是负责十个香港经理的伙食,要求自然就高,每餐要做五菜一汤,我就负责做小饭堂的饭菜,弟弟和请来的厨师就负责做工人饭菜。饭堂还有一个小店,售买汽水、饼干、快餐面等,就由弟媳妇负责。刚开始,我虽然不太会做饭,但每天都拿着菜谱学习,还虚心向香港女经理请教,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弟弟负责的工人饭堂却越来越差,来饭堂吃饭的工人也越来越少。

一个月后,姐姐算账,大饭堂除去成本和人工,亏了450多元。令姐姐纳闷的是,连饭堂小店都亏本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弟弟喜欢打麻将,每天晚上都与工人打麻将,赢了就拿店里的饮料、零食大吃大喝。白天却无心做事,饭菜越做越差,自然就没工人来吃了。

姐姐很难受,决定不要弟弟两个做了。问我想不想把大饭堂和小店继续做下去?我说想。姐姐说:“你想做的话就自负盈亏,我决定退出,我不想再亏了。”这也难怪她,弟弟夫妻俩一个好赌,一个嘴馋,就是金山银山也不够他俩败。姐姐一心一意为弟姐们着想,可是却摊上个这么不懂事的弟弟,出钱出力却不落好。姐姐担心我也像弟弟一样。我说:“我不会的,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一定好好干,保证不会亏,如果亏本,你打我屁股好了。”姐姐说:“打你屁股有什么用?像现在亏了钱,就是割弟弟的肉也是无用呀,你还是自己做吧。”

我全部接受饭堂后,请一个做厨师的亲戚来共同经营,很快就转亏为盈了。

姐姐还是不忍心看弟弟整天无所事事,拉下面子跟负责工程部的香港经理说情,把弟弟再招进合众厂去做学徒,希望他能学好技术,做一名维修师傅也是不错的。

弟弟那段时间挺老实的,跟师傅认真学习校机技术。工作之余会去饭堂看电视。那段时间,我正沉迷写作,别人在饭堂看电视,我就在饭堂最后面,一边看店一边看书写作。弟弟问我写一篇文章有多少钱?我说采用了会有50块钱,弟弟不屑地说:“那么辛苦才赚这么一点钱,还不如打一场麻将来钱快。”我说:“人不能这样虚度光荫,总要趁年轻学点东西呀。”弟弟却不以为然。

弟弟在女儿一岁时,又辞职了,他说师傅不愿把技术传授给他,害得他一直没出师,做学徒的工资那么低,养活不了妻女。

爸爸就叫他回老家跟一个朋友学习打金、银首饰,可是弟弟回去学了半年又回来了,说是舍不得妻女。他的岳父是在观澜兽医站工作的,自己开了一间买兽药的店,便叫弟弟去帮看店。

弟弟是聪明的,脑子也很灵活。在卖兽药的过程中,听一个养殖户说养猪赚钱,弟弟就跟养殖户学习养猪技术。

学会技术后,弟弟又找姐姐借钱,到墇坑径的一个果园里养猪,那段时间倒是赚了点钱。

一九九九年,随着观澜不断发展,养殖业都要往外迁,弟弟决定把猪场搬到姐夫惠州的老家,并扩大规模,资金不够。他又找姐姐借钱,并说:“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尽快把钱还给你。”姐姐再次相信了弟弟,可她也没有那么多钱,便对大家说:“我们兄弟姐妹要齐心一起致富,现在弟弟想做事业,现在先扶持弟弟,帮扶起一个,以后再帮扶第二个。”大家都响应姐姐的号召,把钱借给弟弟,哥哥借了五万,爸爸把自己的十万块养老金都拿出来了。当姐姐把这些钱交弟弟时,郑重其事地对弟弟说:“这些都是爸妈、哥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血汗钱,是我动员他们借给你的,你可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一家人对你的期望,否则我都不好面对他们。”

弟弟又是信誓旦旦地说:“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不会让你为难的。”

弟弟的养猪场刚有利润,弟媳妇村委向本村村民低价出售宅基地,全家人又借钱弟弟给建了一栋五层楼高的房子,一、二楼自住,三楼以上出租。

弟弟新居入伙时,爸妈从老家赶来喝喜酒。妈妈开心地对弟弟说:“有这么大一栋楼房,你以后的日子都不用愁了。”

也许太容易得来的东西,会让人不懂得去珍惜。才刚刚三十岁,弟弟就有房有车了,这是同龄人艰苦奋斗许多年才能拥有的东西呀。二○○一年至二○○五年,是弟弟最风光日子,养猪场最高峰时有一千头活猪。大猪出栏时,一天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进帐,让弟弟飘飘然。忘了自己还欠着家人几十万的债,俨然大老板一样,经常与一帮猪朋狗友出入洗脚城、KTV等娱乐场所。

弟弟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小杨,见到弟弟出手大方,听说又是一个大型养猪场,小杨对弟弟展开了温柔攻势,很快就让弟弟醉倒在她的温柔乡里。在外面租房子,买了全新家具,过起了“家外有家”的生活。

弟媳妇发现情况后,想极力拉弟弟回家,弟弟不但不知悔改,反而提出了离婚。

弟弟的所作所为,对家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姐姐气得一个星期睡不着、吃不下饭。爸爸还专门从老家跑来深圳,苦口婆心地劝说弟弟要珍惜所有,悬崖勒马回归家庭,好好打理养猪场。    

可是弟弟却铁了心,无论家人怎样劝说,还是拋妻弃女,另外组建了家庭,把房子也卖了。

为此,妈妈大病了一场。

弟弟再婚后,转卖了养猪场,与人合伙开饭店,由于经营不善,最终以亏本收场。

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姐姐终于明白了惯弟如杀弟的道理,当弟弟再向她借钱做生意时,她学会了说不。

一个人,让别人经受的失望多了,信任也就没了。

没有多少本钱的弟弟只好根据自己的实力,开了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地挣钱养家糊口。

当年在他养猪场开车的阿东,结婚生子后到顺丰公司做司机,现在观澜都有了自己的房子。

大家每次说起弟弟的深圳故事,都会摇头叹惜。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弟弟比身边许多闯深圳的人起点都高、机会都多,但却混得比许多人都差,这不得不承认是他自身的问题。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许多怀揣梦想的人,把深圳作为梦的起点,深圳确实也给每个寻梦人带来了许多机会,但有人能抓住,有的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机遇不会总落在一个人身上的,一旦错过了,就是蹉跎一辈子。

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学会自己走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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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铁军
  • 2019-09-12 09: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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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棠
  • 2019-09-09 14: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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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锦屏
  • 2019-09-09 0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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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乐也
  • 2019-09-07 18: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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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铁军
  • 2019-09-07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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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笑谈一生
  • 2019-09-06 1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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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兴林
  • 2019-09-04 08: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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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居住的街道
  • 2019-09-04 0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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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建勋
  • 2019-09-04 08: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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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涯流云
  • 2019-09-04 08: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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