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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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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宛若仙女遗落的银带,从牛尾岭、梧桐山漂流而下,自东北向西南一路蜿蜒入深圳湾,出伶仃洋。这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全长只有三十七公里,河宽不过几十米,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一条命运多舛的河流。河的下游,北岸是深圳的罗湖、福田区,南岸是香港的新界。河的两岸,布满尖刺的铁丝网绵延几十公里,仿佛无声地诉说着中华民族百年的不甘和屈辱,改革和巨变。

我在深圳三十多年间共搬了六次家,其中四次沿深圳河而居。 时光如梭,“岁月匆匆留不住,鬓已星星堪镊。”尽管潺潺流淌的深圳河依然风光旖旎,但那锈迹斑斑的边防铁丝网,像一条长长的伤疤,永远沉默地横亘在深港之间,也长久沉重地伫立在我的心头。每及凝目远眺,都勾起我无限的思绪……


古榕下的诉说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这片土地。走出深圳火车站大门,向南望见的是香港新界山上的英军哨所,还有在边防铁丝网上空盘旋着的英国直升机。当刹那间的新奇感掠过,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声深深的叹息。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家搬迁到紧邻深圳河的铁路职工生活区,住在半山坡上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旧宿舍。这里原是旧火车站对面一座低矮的山岗,坐落着一片土墙灰瓦的老式民居和新搭建的铁皮房及石棉瓦房。只有一栋最高的四层楼,斑驳的黄墙,在一片土灰色的建筑中格外显眼。山岗上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榕,它密密匝匝的枝叶,像一把绿色的巨伞。

南方天气酷热,我常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古榕树下乘凉。站在古榕树下,能看到香港山头上的英军哨所和半山腰的大片坟地。

古榕树下,经常坐着几位白发老伯。其中,一位姓张的老伯是深圳本地人,他的儿子在六十年代初偷渡时溺亡,老伴也随后郁郁离世,只剩下他独自一人。无奈,只能来古榕树下排遣孤独。

另一位刘老伯是韶关人,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他儿子早些年偷渡后,虽然有了香港身份,但香港的住房非常紧张。八十年代初,适逢深圳改革开放,刘老伯卖掉了自己老家的房产,把所有积蓄用于支援儿子,在临近火车站的建设路旁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本想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没想到,儿子和儿媳却开始嫌弃他,家里总充斥着谩骂声。有几次,儿媳把他的衣服、被子扔出门,让他滚出这个家。刘老伯没了去处,只能天天来大榕树下与张老伯聊天,消磨时光。

张老伯经常回忆深圳的往事。他说深圳和香港原本山水相连,骨肉相亲。河两岸都是中国的土地,村民常跨河自由耕作,或到香港走亲访友。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这条普通的河流,就成了祖国大陆与香港的分界线。一九五一年,河两岸又竖起了狰狞可怖的铁丝网。汩汩流淌的再不是清清的河水,而是无数中国人的血泪和乡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内老百姓普遍过着难有温饱的贫穷生活,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却繁华富裕。巨大的经济落差,吸引了大批的偷渡人员,即使顶着“叛逃”的罪名,也阻挡不了冒死偷渡的人潮。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共涌现了四次比较大的偷渡潮:水性好的人,蹈海而逃,只有少数人能最终抵岸,大多数人葬身大海;还有许多人,选择翻越边防铁丝网,从深圳河泅渡。那时山边铁丝网旁的草丛里,常藏有偷渡的人,趁着黑夜的掩护翻越铁丝网。有聪明的偷渡者会事先去动物园找来老虎的大便,抛洒在临近铁丝网处,警犬闻着老虎粪便的气味,只见大声犬吠却不敢向前。他们才侥幸逃脱;有的偷渡者衣服被铁丝网上尖刺撕烂,身上道道血痕;有的被警犬咬住腿脚,鲜血淋漓;也有的翻过一道铁丝网后,藏匿于深圳河中,最终溺水而亡……尸体漂浮到河南岸边,英军就拿一根长长的竹竿,把尸体捅到河北岸的中国管辖区域。在他们眼里,死了一个人,就像死了一只鸡鸭一样寻常。

一位年轻时偷渡的老人告诉我,他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渔民。五十年代末,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加之兄弟姊妹多,经常吃不饱饭。看到同村的伙伴偷渡后纷纷给家人寄回的钱,他十分羡慕,偷渡的念头也愈发坚定。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他心一横,喝了很多浓姜汤,又在腰上绑了个皮球,独自下海拼命往香港方向游去。游到中途,累得腿抽了筋,他便在水面漂着。纵使深谙水性,但仍体力不支,直到天亮时才挣扎着勉强游到海边。筋疲力尽的他,趴在沙滩上不能动弹,被饥饿、寒冷和呛水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惟一的念想便是:赶快被英军抓住,这样或许能活一条命。中午时分,英军在海边巡逻时,终于发现了他,便把他拽到半山腰一处收容所。“坐监”一段时间后,又把他从罗湖桥遣送回深圳。老人砸着嘴说:“遣返时,我还很留恋收容的生活,不想回来。因为在收容所里吃的饭还有几片叉烧肉,真香啊!这是我在大陆这边,一年也难吃得上一口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我又去采访了这位老人,回忆偷渡往事,他感叹:如果那些年,深圳像现在这么美好,谁还去偷渡香港呢!

现在,我天天可以吃叉烧啦!老人爽朗地哈哈大笑,脸像绽开了花儿一样。

我知道,这笑容是从他饱经沧桑的心底里发出来的。


大时代裹挟的小故事

八十年代末,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脚步,家乡的亲朋好友来深圳找工作的越来越多。我那不足五平方的小家,曾不断接待来深圳打工的亲友。有一些亲友因丢失边防证,过不了深圳二线边防关;还有一些亲友乘火车半夜到广州后,被骗上了“黑中巴”,无良司机半路甩客,行李也被车拉走;还有的乡亲来深圳后,因上街没带边防证,被执法人员查到后,送去樟木头收容所。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要立即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

那时候,我和丈夫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亲友的事情奔忙。当时还没有手机,都是幸运过关后的老乡找上门来。这些乡里乡亲在农村能凑够一张来深圳的火车票钱,已很不容易。他们到了深圳后,手头所剩无几,需要我们帮他们托熟人找工作外,还要承担他们应聘交押金和发工资前的生活费等。

当时我和丈夫省吃俭用,基本上还过着白水煮面条,凑合填饱肚子的日子。因刚来深圳时生活困难,借别人的两千多元欠款刚刚还清。本想松一口气,过上有点积蓄的生活,可面对这么多亲人和同村乡亲的求助,碍于情面也不能不管。就像一双刚长出羽毛的翅膀,却被沉重的负担拖拽得怎么也飞不起来。

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我把一岁多的儿子放到托儿所。想尽快找到一份工作。

改革开放之初,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从全国各地涌来深圳打工者的需求,即使进餐厅端盘子刷碗,也是要托关系才能找到的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餐厅上班,从此切身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的炎凉。

我工作的那家餐厅,老板是个白白胖胖的城里人,但却蛮横和霸道。

也许他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对农村来的打工者特别凶,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只有在上级公司或政府部门来餐厅检查工作时,才能看到他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

他对员工总是“豆腐里挑骨头”,发怒时两个眼球像钢珠似的快要从眼眶里掉下来。我们都战战兢兢地干活,恐怕哪一点做不好,又被他一顿训斥。

有一天接近打烊时,负责做饭的阿英少做了一些饭。突然来了一群客人,饭没有及时供应上。老板就瞪着白眼怒斥道:“你们这些乡下婆,蠢猪一样……”老板骂得嘴角的白沫越来越多。阿英含泪忍着默默不语。

我看着阿英可怜,心生同情。等老板走后,我劝阿英,你也是好心,怕饭做多了浪费,为什么不给他讲讲这些道理呢?

阿英叹口气说:“你不知道,老板的后台硬着呢,所以他才这么霸道!我现在是为了生存才忍着点。等我不在这里干了,看到他,就狠狠地啐他,再也不理会这势利小人。”

我掏出纸巾替阿英擦去不断涌出的眼泪。可接下来,我和几位从农村来打工的服务员无一幸免地遭遇到了类似的训斥。“乡巴佬”、“乡下婆”与“蠢猪”成了老板骂人的口头禅,也成了他贴给农民工的标签。

八十年代末,深圳的发展如日中天,吸引了世界各地来深圳投资的目光。因当时银行转账没有现在方便快捷,许多香港老板都是提着现金来深圳投资或者做生意。他们穿着高档的衣服,提着鼓鼓囊囊诱人的公文包,尤其是脖子上戴着筷子粗的足金项链和手指上闪闪发光的绿宝石戒指格外吸人眼球。

我曾看到过路边一名年轻的黑衣男子,突然抽出身藏的砍刀,朝他前面戴着金项链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的手腕猛砍下去,随着一声惨叫,公文包被歹徒抢走。周围民警、保安及侠肝义胆的路人听到惨叫声,从四面八方冲过去,围追堵截,终于将这名“砍手党”按倒在地……

后来,我听当时参与堵截歹徒的民警说:“这个被砍手腕的香港老板,是提着现金来给厂里的工人发工资。事先走漏了消息,被人盯上了。他用公文包提现金,给了歹徒可乘之机。这一点,比不上内地精明的商人,他们把现金塞在破胶鞋中,装在旧麻袋里,反而一路安全顺利。”

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还真遇到一次。

有一天,几个讲着粤语的客人在餐厅的包房里吃完饭,就匆匆离开了。我进去空无一人的包房收拾碗筷时,突然看到饭桌底下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钱包因装满了厚厚一沓港币而摊开在地上。我捡起一看,全是千元一张的淡黄绿色港币,足有三指厚,至少也有十来万元。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心里“咚咚”直跳。但因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拾金不昧,为人处世身要正,意外之财不可贪。我迅速拿着钱包跑出门去追客人,可那些客人已消失在喧嚣的人群中。我转回头,把钱包分文不少交给了老板。交钱时阿英也在场,后来直到晚上下班,也没有客人返回来找钱包。

那个夜晚,我不断猜想丢失钱包的客人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许他们以为钱包是给小偷扒去?他们焦急和沮丧的神情总在眼前浮现。

两三天过去了,许多天过去了,那些客人一直没来餐厅找钱包。老板对这个钱包的去处只字不提,钱的归宿,最后成了一个永久的“迷”。

追忆深圳发展的足迹,无限感慨从内心涌出:如今用手机在网上银行转账,足不出户,一分钟内就能完成转账汇款。如果八十年代就有如此先进的高科技,那将会避免多少“悲剧”上演?

八十年代末,随着深圳新建的工厂越来越多,有些工厂开始贴出广告招聘工人。只要身份证、暂住证证件齐全,不用熟人介绍,考试合格就能到工厂上班。

我在餐厅辞职后,又来到电子厂流水线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品味着处在社会底层辛酸的同时,也看到当时很多人为了钱,原有的道德观开始一点点地下滑。在一切向钱看的潮流中,曾经有个被香港富婆包养的帅小伙直言不讳:“管什么爱情不爱情!只要我挣够五百万,就回老家开个工厂,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妞,还不是喜滋滋的贴上来……”

说者壮志凌云,听着毛骨悚然。但另一种不甘平庸,拼搏向上的“潮流”,涌向了深圳电大夜校,涌向了提高各种能力的培训班。他们意识到农民自身文化和技能的缺陷,必须用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我那时因下班还要带孩子,曾几次走进夜大咨询,但没能如愿,只有在工作之余,一边带孩子,一边看些文学书籍……

为了生活,许多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默默地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痛,但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力量同时也在心中滋生。

从农村到城市,经历了许多事情后,我不再忌恨这些所谓的伤害了。我认识到乡下人,大多数除了淳朴善良,能吃苦外,确实思想单纯。特别是一九八八年兴起的股票交易,让我真正认识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学习过金融知识,确实看不到长远的发展。

那时,我和丈夫沿着建设路散步,发现路边有人摆张桌子推销“万科”的股票,一元一股。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股票是怎么一回事,也因为我们也没有几个钱,一心想攒钱买个免税电视机呢。

后来,我看到在和平路中国银行门前购买股票认购证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前胸贴后背地抱着排队,以防止别人插队。排队的长龙顺着马路延伸到火车站附近。当时,我丈夫看到这阵势,说什么也不让我去排队,他自己因还要上班也没去排队。

若干年后,深圳的万科、宝安、发展等股票节节攀升,甚至几十倍、几百倍地增长。当初辛苦排队购买股票认购证的人们,或多或少都赚了一把。一些有远见的人们用赚来的第一桶金买房、办企业,站在了有钱人的行列;但也有些高位买进股票的人,被套得血本无归,因炒股失败跳楼者常有耳闻。

再次见到在餐厅打工的阿英,已经是二十多年后。我因要采写优秀民营企业的素材,偶然遇见了阿英。她已是饮食行业的经理,企业资产上千万元。当我们说起往事,她还风趣地说,感谢当年那个餐厅老板,是他磨砺了我的意志,我才成为今天的样子。阿英告诉我,她利用在餐厅打工赚的钱买了股票,在股票上赚了一些钱后,她又开了一家饮食店,生意逐渐做得大起来。

阿英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能屈能伸的心胸,让我深深的佩服和感叹。


记忆中的旧车站

八十年代末,我来到深圳火车站客运工作。当时的旧火车站还是一个斑驳破旧的边陲小站,两层低矮的旧式楼,旅客肩扛手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入候车室及上下站台都要步行。火车站每天开行十九对深圳至广州区间(当时还没有空调)的旅客列车,所有去内地的旅客,必须在广州站转乘。深圳至广州最快也要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如乘绿皮火车要五个多小时才到广州。

低矮的站前广场就像一个无水的大池塘,有几辆旧中巴,还有不少打“游击”的三轮车,每日在广场穿梭,拉人载客。广场东边是临时搭建的板房、石棉瓦房和铁皮房,有杂货店也有餐饮店。各个门店上空的电线纵横交织,像蜘蛛网一样。门店前有摆地摊卖瓷器的、卖鸡毛掸子及土特产的。他们都是从内地来的“游击队”。还有专门盯着香港人换港币、收购洋烟、电子手表、收录机、电风扇等。那年冬天,我曾看到过许多阿婆从罗湖口岸来到站前广场的某个角落,从身上脱下足有十几件单衣服,再转手卖给收购的人。当时国内人青睐香港的不只是电器和衣服,包括糖果、饼干和所有的日用品。

不久,旧火车站广场东边的一排店铺在一次大火中化为灰烬。现在百度也很难查到记载,只有那个年代目睹那场火灾的人,才有抹不去的记忆。我清楚地记得那场“火烧连营”的悲惨场面,所幸的是,当时的店铺只是简陋的一层建筑,人们能迅速撤离保住生命。

记得那场火灾的还有一位河南老乡,他是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勇敢“下海”的普通工人。八十年代初,当“下海”这个新生事物刚刚在中国兴起的时候,他辞掉了在内地的正式工作,靠向亲朋好友东借西凑的六七百元,买了一车河南神垕的“钧瓷”,他与妻子一起带着这些钧瓷花瓶、奔马、花鸟、人物等工艺品,风餐露宿闯荡深圳。白天,他们就在旧火车站广场和建设路附近摆地摊卖瓷器。夜晚,他们穿着单薄衣服蜷缩在旧火车站广场一家商店的房檐下。冬天寒风呼啸,我们路过时看到这对夫妻很可怜,但我家里狭小的空间也没法给他们安身。我和丈夫就经常从家里给他们提些开水和吃的,并找来铺盖送给他们。

多年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只见一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和一位穿着崭新西装的中年男士微笑着站在家门口,中年妇女看到我诧异的神色,笑得更灿烂了:“不认得了吧?还记得吗?那时我在旧火车站广场边上买瓷器,一脸灰尘一身土,睡在小店房檐下,是您夫妻俩给我们送去的开水和被褥啊!”

原来这对八十年代露宿街头的贫寒夫妻,用卖瓷器的钱,站稳了脚跟。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寒夜中,那一壶开水和一卷铺盖的情谊。他们又想方设法打听到了我家新的地址。

没有想到,这举手之劳,却成了这对夫妻艰难创业时温暖的回忆,也成了我们真诚美好友谊的开端。

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老外来到中国旅游,他们喜欢买中国的工艺品,回国赠送亲人。其中河南神垕的“钧瓷”也很受老外青睐。靠卖钧瓷工艺品,夫妻俩就赚来创业的第一桶金。九十年代初,他们看到深圳外来工激增,急需廉价而又健康食品的商机,又转行办了一家食品加工厂,并一路发展壮大。如今,他们在深圳已有几栋厂房,自动化加工生产的食品,供应深圳及附近市区很多家超市及连锁店。

他们创业成功的故事,是深圳改革开放后,老百姓下海经商,艰苦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宿影。也是八十年代旧火车站广场的一段插曲。

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全国各地来深圳打工者,如过江之鲫。每逢春节,购买火车票返乡的人群风雨无阻地聚集在火车站广场,他们穿着雨衣带着凳子,冒着寒风冷雨,昼夜长蛇阵似地排队。由于当时火车运输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客流,很多人尽管连续几天几夜排队,也还是一票难求。幸运买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上车又是一道难关。

记得一个阴雨连绵的春运,黑压压的返乡大军如兵临城下,汹涌的客流从深圳站前的建设路一直蜿蜒迂回到人民路。在凄风苦雨中,很多排队候车的旅客带着妻儿老小,无奈中撑起雨伞站在风雨中等候进站。

深圳站借人民路旁一块空地,搭起了临时雨棚,那也是杯水车薪。当时火车只能满足百分之二十左右务工人员返乡需求,其乘降组织难度可想而知。很多人上不了车,有的人勉强从车窗爬进车厢,又把一家老小拽进车厢。车厢里,人人像贴饼一样站立,有人被挤得双脚悬空,无法着地。列车严重超员会造成弹簧压死,而无法开车。

为了保证春运安全有序,当时支援春运的边防支队战士,协助车站客运人员,把客流分区切段,引导上车。他们冒雨昼夜坚持在春运现场维持秩序,在拥挤的客流中组成一道道绿色的人墙,防止如潮的客流冲击发生踩踏事故;换岗后的边防战士,他们只能靠墙就地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就进入下一轮的保卫春运安全的“战斗”中。

我和其他客运员穿梭在寒风冷雨中,一趟趟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行李、发放雨衣。大家忙碌得顾不上吃饭,衣服淋湿了,鞋子进水了,手足冻僵了,满身泥水也要坚持住,没有选择。

有的客运员因被雨水淋湿后患了风寒感冒,但春运犹如没有硝烟的战场,因人手紧缺,客运员没有一个提出请假的。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后,我和工友们都累得嘴唇发紫、眼睛浮肿,湿头发贴在苍白的脸上,真如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战士。更贴切地说,真像溺水后又活过来的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八九十年代春运的人,很难想象,那些年春运是多么壮烈!

一九九零年,深圳旧火车站及铁路生活区全部拆迁,我家又搬迁到紧邻深圳河的渔民村铁路临时生活区。旧火车站前的山岗被推为平地,只留下那棵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榕,守望着深圳的过去和未来。


站台上的悲欢离合

一九九一年,深圳新火车站启用。一代伟人邓小平书写的“深圳”二字,镶嵌在新火车站的大门正上方,迎着灿烂的朝霞闪闪发光。看着这座设计新颖、雄伟壮丽、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新型火车站,看着旅客出入车站和上下站台全部是自动电梯,再也不用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气喘吁吁地上楼;看着火车班次也从十多对逐渐增加到五十多对,候车环境舒适,旅客出行逐渐方便快捷。我心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赞叹和喜悦之情总是溢于言表。

每天在站台接送列车,目睹了全国各地涌往深圳的民工潮。

股道旁,站台边,火车来来往往,人事绵延不断。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脚步,每天上演着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每天行走着成千上万为生活、为梦想而奔波奋斗的身影。

多少往事如烟,多少画面铭记。不管经历了多少岁月,多少风雨,永远冲刷不掉的,永远不会退色的是人世间的真情。

我曾看过多少像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他们满怀着希望和憧憬来站台送别子女,心中溢满了幸福。但有这样一位父亲,他的背影至今还定格在我的内心深处。

那是一九九零年的冬天,二站台走来一位手拉着一个漂亮女孩的老伯,他花白的头发在风中抖动,布满皱纹的脸上挂满了汗珠,瘦弱似弓的身子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高高卷起的裤脚上还带着来自乡间泥土的气息。那女孩修长的身材,长发凌乱地披在肩上,鹅蛋形清秀的脸庞,一双大眼睛却呆滞无神。她突然挣脱父亲的手,跑向下车的人群,又突然跪在站台上,双手合掌,对着下车的旅客惊恐而又祈求地说:“你不要过来,不要碰我,我不是那种人!你不要过来,你不要碰我……”

我急忙跑过去,但怎么劝说,也不能把她从地上拉起来。这时老伯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她是我女儿,在外打工时受了刺激,我是带女儿回家看病的。”他一边对我歉意地说着,一边慈爱地蹲下身去,伸出似老树皮一样粗糙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散乱的头发理顺,又掏出皱巴巴的手绢,一边给女儿擦泪一边轻轻地说:"女儿乖,听话啊,我来带你回家,没人再敢欺负你啦!”

女儿真如孩童般伏在父亲的背上,逐渐安静下来。

我赶紧帮这位父亲提起沉重的编织袋,跟在他们后面向车厢走去。看着这位老父亲手挽着女儿颤动的身影,我的泪一下子盈满眼眶。一股温暖而又隐隐作痛的感动,在我的心头涌起。也许在他女儿混乱的思维里,还能感觉到只有老父亲的肩背才是最坚实可靠的。那一刻,我更深刻读懂了父亲。

听过多少送别的歌曲,委婉的、缠绵的,但最嘹亮的军歌至今还响在耳畔。一年一度的老兵退役,站台上,军乐队奏起嘹亮的军乐,广播里放着送别的军歌,场面热烈而雄壮。退伍的老兵脸上挂着的是泪花,依依不舍的是战友情。新入伍的士兵,胸前佩戴着大红花,满怀壮志踏上了开往军营的列车,站台上留下的是父母无尽的牵挂。

见过多少送别的情侣,浪漫的、平淡的,但最凄美的爱情总在心头留痕。记得那天下着雨,深圳开往西安的列车启动了。一个男孩忽然追着火车在站台上奔跑。他发疯似的叫着女孩的名字,列车隆隆驶向远方。男孩突然跪在了站台上,望着远去的列车嚎啕大哭。我和一位铁路公安跑过去急忙将男孩子扶了起来。一番安慰后,男孩平静下来述说他的爱情故事。原来这对如胶似漆的情侣,女友患了不治之症,不忍心连累男友,偷偷买好了火车票,不辞而别。等男友发现女友写给他的那封分手信,追来站台时,火车已启动了……

站台上上演的岂止是亲情、友情和爱情?毕业时的送别,孩子的离家出走,工作无着的彷徨,世间百态,人情冷暖都在站台上演绎,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最难忘记的是火车上捡到的弃婴,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犹如在耳旁。那是一天深夜,从广州开往深圳的最后一列绿皮火车进站了,列车员移交下一名用襁褓包裹着的女婴。我抱着女婴,她已经哭得面如肝色,看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又哇哇大哭。她凄惨的哭声在夜空里回响。我的心好似被揪着,此刻,她的父母又在哪里?是否还躲在某个角落,悄悄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抱走,是心如刀割,泪流满面,还是如释重负呢?

深圳改革开放后,深圳经济特区逐渐富裕起来,而内地还是比较贫穷。当时国家正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些重男轻女的夫妇就把超生的女婴或是残疾的婴儿带到开往深圳的火车上,等火车快到深圳站时弃婴离开。

当弃婴被列车员发现移交给深圳站时,车站工作人员都要担当起临时父母,为婴儿擦屎、把尿、洗澡、喂奶。因为当时将弃婴送入福利院的手续非常繁琐,各种手续如办齐全,往往要等上三五天,多则十多天。我是在夜晚末班车接到的弃婴,经过车站值班员同意,我就把弃婴带回家照料。

当我抱着弃婴走到渔民村铁路生活区时,很多邻居都已熄灯睡觉。我家里孩子大了,没有买奶粉,路上的小店都已经关门。弃婴还在“哇哇”地哭,怎么办呢?

我想起在此居住的同事,她有个一岁左右的孩子,就十分抱歉地敲开了她的家门。同事给了我一些奶粉,又把自己小孩用的奶瓶,也给我带回了家。

我给弃婴洗澡时,我的丈夫已经冲好了奶粉。那晚,我俩轮流照顾不断哭泣的弃婴,一夜难眠。待第二天,我把弃婴送回车站时,弃婴的小手抓着我的衣袖,眼睛里充满依恋,让我心酸难舍。

当时火车站有很多客运人员都担当过弃婴的临时妈妈。一位姓叶的客运值班员,家成了弃婴的中转站。有一次,她接到一个残疾的弃婴,皮肤溃烂脏臭不堪,打开弃婴的襁褓,一股恶臭搅得她肠胃翻江倒海似地难受。她跑到一边吐完之后又坚持给弃婴洗澡,这样反复吐了很多次,才把弃婴冲洗干净。她说:“以后接触弃婴多了,就慢慢习惯了。还有的弃婴长着大瘤子,气若游丝。她都是要壮着胆子细心呵护。这些弃婴一出生就遭父母遗弃,怪可怜的!她想尽力给他们找个安身处。遇到节假日接收的弃婴,在家养得久了,就有了感情,送回深圳福利院时,弃婴小手紧紧抓住她的衣角不放,哭得声嘶力竭,让她流了许多泪。

为返回祖国的台湾老兵提供帮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一九八七年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政策后,有许多台湾老兵先后通过罗湖口岸回大陆探亲。返程时,他们又经过深圳火车站,前往罗湖口岸。这些多年没有吃过家乡饭的台湾老兵,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家乡特产,行动困难。我和其他同事就担当起护送他们去罗湖口岸的工作。当我们把台湾老兵护送到罗湖桥头,托付给口岸民警时,台湾老兵总是非常感动。亲不亲,家乡人啊!有几位台湾老兵留下他们在台湾的联系地址,分别时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若有机会去台湾,一定要去找我们啊!”还有的要了我们的通讯地址,以便写信给我们。九十年代,我曾收到几封来自台湾老兵的感谢信,有的信件里夹着台湾老兵的全家福照片,让我无比欣慰的同时更懂得了客运工作的意义。


渔民村里新移民

九十年代初,渔民村旁临时搭建的铁路生活区,是几排一室一厅的平房。紧邻深圳河,边防禁区的大门与铁路生活区只有一墙之隔。

每天出入小区,我有时会看到边防战士在深圳河岸草丛中抓到偷渡的人员。那时,我不明白,深圳已经改革开放,生活越来越好了,他们为什么还想偷渡香港?

望着一群群小鸟从头顶飞过,它们掠过深圳河,盘旋在河南岸香港上水的田野上。这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却只有鸟儿才能自由飞翔,我常感叹:人若能像鸟儿一样无国界,该有多好!

与渔民村人比邻而居,听着半懂不懂的粤语,我近距离了解了渔民村原居民的文化和生活。这个紧邻深圳河的村庄,解放前,先辈们都是以船为家,靠打鱼为生,他们从东莞顺东江漂泊到此。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告别了漂泊的日子,在渔民村安家定居,有了耕作的土地。

据一位渔民村的老人叙述:由于历史原因,深圳河南岸还有属于深港边境农民的田地和鱼塘。一九五一年,河两岸竖起边境铁丝网后,生活在深港边界的村民凭着一种特殊的证件——过境耕作证,通过“过境耕作口”可以到香港新界境内耕作。后来由于偷渡潮及历史的原因,过境耕作曾被限制,一九七六年重新恢复。当时渔民村人多数还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深圳改革开放后,渔民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跑运输、建工厂、酒楼、发展养殖业等,渔民村是改革开放后全国著名的首个万元户村。 有了经济基础的渔民村人又开始扩建房屋,租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我认识的一位渔民村老人说,当年租住在渔民村的打工者,有的上夜校成了服装设计师,有的苦苦打拼成了酒楼的老板,有的做了大生意,全国连锁店都开了几十家。也有一些漂亮妹子顶不住金钱诱惑做了有钱人的“金丝鸟”,后来又被抛弃了,悔不当初。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说的“有人苦苦打拼成了酒楼的老板”,其中就有阿英。她当时就租住在渔民村。

由于深圳河很多弯道,排水不畅。地势低洼的深圳罗湖区经常被水淹。一九九三年九月,罗湖区老街、火车站、渔民村等地又被大水围困,当时我正在火车站上班,坚持到第二天,接班的人陆续到了,我才和工友蹚着齐肩深的水回家。平常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和工友用棍子探着水浅的地方,绕道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家里已被水淹至床沿的位置。

在渔民村居住的五年间,生活虽还不富裕,但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铁路人已与深圳本地渔民村人融入在一起。我的儿子也说着流利的粤语,与原渔民村人的小朋友一起上小学,一起在渔民村玩耍,并建立了同学之间真挚的情谊。也许,在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移民的痕迹,深圳就是生他养他的故乡。

二零零一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进程,渔民村作为首次改造城中村的模范村,告别了脏乱差的“握手楼”。改造后的渔民村,高楼林立,窗明几净,花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村里还设有图书馆、村史馆、社康医院、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等。环境美了,渔民村的人也更富裕了。

富起来的渔民村人,很多人把后代送到外国求学深造。以麦家为例,深圳改革开放前,小麦的爸爸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妈妈是一个单位的出纳员。渔民村改造后,他们家分了多套房产,由村委组织的中介机构负责出租,加上村里每年的分红,收入可观。但小麦的父母还是照样干着原来的工作。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小麦从上小学起,父母就绝不多给零用钱。孩子长大后到国外上学,也要勤工俭学。他们让孩子养成了勤俭节约好习惯,好生活要靠自己去奋斗。


风雨罗湖桥

一九九五年,铁路公司在深圳河畔又盖起了两栋楼房,我家分到了三室一厅。这里靠近深圳河与布吉河的交叉口,站在楼顶就能望见罗湖口岸联检大楼和罗湖桥。

罗湖桥是修建在深圳河(当时这条河名叫罗溪河)上一座不知名的小木桥。清朝末年,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修建广九铁路时,设计修建成一座钢铁架构式铁路桥。因软弱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屈辱割地求和,以深圳河为界河,因此罗湖桥也一分为二。桥北一半属于中国大陆,桥南一半属于港英政府。

一座普普通通的铁桥,横架于宽五十米左右的河面上,既没有秀丽的容姿吸引,也没有妩媚的风景衬托,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耄耋老人,满脸沧桑端坐于深圳河畔,但它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留下了许多伟人的足迹,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崛起。它是深圳一座古老的桥,也是中国第一条通向世界的桥。

罗湖桥曾经历了旧中国灾难深重的耻辱,成了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和将大肆掠夺物资运出海外的通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为阻止日军进攻,曾于一九四一年拆毁罗湖桥及九广铁路;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对罗湖桥及九广铁路进行了重建;日军撤离时,又拆毁了九广铁路和罗湖桥。

罗湖桥不仅见证了旧中国无数饥寒交迫的百姓含着眼泪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也见证了解放后在大陆“三年灾害”时期,香港同胞肩挑手提着米面油盐和日用品,走过罗湖桥,送给大陆的亲人。

罗湖桥更不会忘记:在国内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由国家开启的“三趟快车”,每天都按时通过罗湖桥,把大量鲜活牲畜及农副产品运送到香港,维系着中国大陆对香港同胞的骨肉亲情。

直到九十年代,我在深圳站工作时,这“三趟快车”无论是在严重洪涝灾害或是春运最紧张时期,都满载着农副产品,通过罗湖桥运往香港,被媒体称为“香港同胞的生命线”。

虽然现代物流四通八达,“三趟快车”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在铁路人的记忆深处,依然无法抹去。

我在深圳河畔的铁路新村居住两年后,迎来了全国人民最神圣的时刻——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

我从电视里看到:早上六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队。东起深圳沙头角,西至蛇口妈湾,南至文锦渡、皇岗口岸,在长达几十公里的弧形方位上,陆续越过深圳河和某空域、海域,踏上了香港这片神圣的国土。

驻港部队所经之处,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党政机关干部,也有市民、学生和外来打工人员。文锦渡口岸街道旁,鼓乐齐呜,百头醒狮舞动;身着民族服装的欢送队伍,跳着欢快的民族舞蹈,心潮澎湃激荡;在皇岗口岸,近十万群众伫立雨中为驻港部队送行;皇岗村、渔民村及附近的市民,分别举着“热列欢迎驻港部队进驻香港”的横幅,欢送亲人驻守香港;从其它口岸出发的驻港部队,同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隆重欢迎。

夜深了,我的心情还特别激动,登上楼顶眺望罗湖桥,感受着深港两地天翻地覆的变化,无限感慨在心头翻涌。

香港回归后,我和家人办理了去香港的旅游签证,第一次踏上罗湖桥,走过深圳河,站在被割让了一百多年后被收回的中国土地上,感受着国富民强的美好。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凌晨,因深港两地防洪的需要,将这座百年罗湖桥整体迁移至深圳河畔,安放在香港新界的青山下,静卧在新建的罗湖桥旁,默默守望着深港两地的过去和未来。每天,乘坐广九直通车和从罗湖口岸过关的人们都能望见它,望见它,心中便懂得了什么叫民族的自尊……

二零一六年,我因采写纪念“粤汉铁路”的文章,曾两次登上广九直通列车,通过罗湖桥,跟车采访列车长。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了深港两地的历史故事和变化。

广九列车上,那些为了孩子能有香港户口,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婴儿生在香港境内的国内孕妇;那些在列车上紧张却沉着地为孕妇接生的未婚列车长;那些在战争年代离开大陆,被海峡阻隔了几十年后,终于回乡探亲的国民党老兵;那些改革开放后,克服重重困难,归国创业的华侨……他们的故事,都与深圳河和罗湖桥息息相关。

历史总在回旋中滚滚向前。

记住深圳河和罗湖桥,就是不忘民族过去的屈辱,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努力奋斗创造未来的光荣。


深圳河畔“城中村”

深圳河流过罗湖区鹿丹村后,优美地转个弯,又经过福田区的赤尾村后,向深圳湾方向缓缓流淌。

在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和丈夫曾走进深圳河畔的福田、岗厦、下沙村,寻找着八十年代记忆里的村庄,寻找着岁月留下的片片古迹和岭南文化的脉络,感受深圳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我丈夫记忆里的深圳乡村,始于一九八三年。他随两万基建工程兵千里迢迢来建设深圳经济特区,驻扎在深圳白沙岭一带的草棚军营。深圳开发建设之初,比较繁华的地带在东门老街;深南大道从东门至华强北,再往西走就是起伏不平的土路,绵延通往竹子林、蛇口方向;土路两边是水田和村庄。

初次来到南方边陲深圳,战友们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听说靠近深圳河附近的福田村有洋货的“舶来品”,他们就利用休息时间,三五成群,步行很远的土路(当时还没有滨河大道),绕过许多水田,才找到福田村。当时村庄里到处是野草,民居多数是破旧低矮的平房和瓦房,抬手就能够到房檐,进门需要弯腰低头。那些稀奇的“舶来品”,有日本的双狮牌手表,还有收音机、录音机等,都摆放在居民自家的屋里,也有大胆的村民,把这些“舶来品”摆放在院内或大门外,招揽生意。还有几个头戴斗笠,背着孩子或空手站在路边的妇女,看到村子里来人,就主动走上前去,问来人是否要买东西?待确定来人是买家,她们就转身从附近草丛里拿出一包电子手表和收录机,让来人挑选。她们讲着地道的岭南方言(二发音yi,斤发音gen),战友们听不懂,只能用手势比划,往往把她们说的二元听成一元,一斤听成一根,为此还闹了不少的误会和笑话。

战友们来到这里,因为囊中羞涩,能花费几十元挑选一块自己喜欢的手表,只有少数。大多数的战友都是买些带着花边的镜子、梳子、尼龙布料、打火机等廉价物美的小礼品,准备送给家乡的亲人。别看这些小小的礼品,在北方一些偏僻落后的乡村人眼里,就是奢侈品,深受家乡人的喜爱。

我的丈夫(当时还是未婚夫)除给我买一块女式双狮牌手表外,还送给我一个小小的音乐盒,只要拧开盖子,盒子里面就有一个金发碧眼,穿着蕾丝花边的红裙少女,随着“叮当叮当”的音乐声翩翩起舞。这些珍贵的礼物,让我兴奋了很长一段时间。

八十年代初,这些来自北方的军人,沿着深圳河畔的福田村、赤尾村、皇岗村行走,逛得累了饿了,却找不到一个小饭馆,看到村里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很少有年轻人。这时他们才想起当时深圳流传的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后来,战友们了解到,深圳改革开放后,原来偷渡的村民陆续回村,跑运输、做生意,村里逐渐热闹起来。

岗厦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六百多年前,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人辗转来到了岗厦,定居于此。他们主要靠种植水稻、番薯为生。因岗厦村盛产番薯,后来被人们戏称为“番薯村”。改革开放后,岗厦村村民也陆续拆掉了旧瓦房,建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村民已经不再种水稻和番薯。他们合资建工厂,搞村办企业。有个四川老板租了岗厦村一百多平方的厂房,办起了服装厂,厂里有四五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

我丈夫曾在这家服装厂替家乡亲人顶班半个月,工作岗位是给台桌布剪线头,烫平和包装。服装厂在一片荔枝林中,附近没有饭堂,村民就把自己在家做好的饭菜,用桶装起来,再担到工厂门口叫卖。每天都是廉价的西洋菜、炒猪血,绿豆芽。一块多钱就能填饱肚子。对于吃苦耐劳,省吃俭用的外来民工来说,这样的生活都能扛得住。

在改革开放初期,岗厦村靠着地理位置的优越和政策优势等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三来一补”加工业的兴起,又吸引了大量的劳务工人。本地的村民通过小商品边境贸易和运输及村办企业分红,把一点点积攒下来的钱,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栋栋的新楼房,租给这些外来打工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村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关于过去,能给本地人留下回忆的,只剩下祠堂和牌坊。

如今,岗厦村密集的握手楼,密布如蜘蛛网的电线,昏暗狭窄的小巷消失了。经过旧改的岗厦村华丽转身为福田中心区的CBD,人们羡慕称之为“富豪村”。现在的岗厦村,高耸入云的商务楼,宽敞整洁的篮球场,崭新干净的游泳池,以及配套齐全的幼儿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大型商场等应有尽有。

这个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岗厦村,这个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后人聚居的村庄,终于用它的辉煌,告慰了祖先。

二零一九年初,我家又搬迁到皇岗口岸附近的居民生活区,站在家里就能望见深圳河和边防铁丝网。我曾登上楼顶,拍摄深圳河两岸风光。

深圳河好像故意偏爱福田区,过了皇岗口岸后一路偏向西南,流入深圳湾。给福田区多了许多福地,下沙村便是这块福地上的守望者之一。这座历史悠久的村庄,自南宋时期,黄氏族人在此开基立业。他们世世代代以种田捕鱼、养蚝为生。广袤的深圳湾、红树林一带,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走进下沙村,这里既有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也有着千百年历史的民族文化风情。下沙村的牌坊右边是辛亥革命名将黄耀庭威严的塑像,座基的碑文记录着黄耀庭一生的戎马生涯。在往里走,左边是清雅肃静的黄思铭公世祠,右边是气宇轩昂的候王庙。古老的人物故事,山水田园、雄狮、凤凰、花鸟的雕饰栩栩如生,使祠堂显得庄严耸立,与身后的高楼大厦形成强烈的对比。

每年的清明和重阳节,黄氏族人从海内外汇聚到黄思铭公祠,“寻古礼,备三牲,献新粮,敬老酒”以纪念祖先。下沙的大盆菜是他们团聚的盛宴;黄氏族人在这里唱家乡戏,舞龙舞狮,是他们薪火传承的文脉;黄氏宗族是中华儿女仁孝的典范,也是开拓进取的楷模。正如下沙村黄姓始祖黄峭山公诗云:“骏马堂堂出异方,任从随处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则故乡……”

傍晚时分,黄思铭公世祠堂前的广场上人来人往,匆匆忙忙的脚步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到四面八方去。据说如今有近十万的外乡人居住下沙村,这里是否已成为他们心中的故乡?

看着带着孩子的老人脸上绽开的笑脸;看着儿童飞奔嬉戏的场面;看着不远处的羊肉店、海鲜店、比萨店等中外美食广场和超炫酷的商业综合体kkone,以及闻着文艺青年自留地里氤氲着咖啡的香气,还有在广场跟着音乐节奏尽情摇摆的大叔大婶和年轻人,似乎答案就在其中。


红树林与深圳人

时光如梭,似转眼间,我在深圳河畔已辗转居住了三十多年。

二零二零年春节,因突发新冠病毒,为控制疫情蔓延,深圳河畔的文锦渡、罗湖、皇岗及福田口岸关闭。只有深圳湾口岸,普通旅客按粤港两地政府的一系列安全措施通关。支援香港的农副产品还源源不断通过文锦、皇岗口岸运往香港,有力地保证了香港同胞的基本生活所需。

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从高风险地区返回的隔离人员。在疫情恐怖的笼罩中,为了减少人员聚集,所有店铺停止营业,所有学校停课。居民区的篮球场和儿童游乐设施也全部关闭。除参加防疫和少数快递人员,人们只能待在家里躲避冠状病毒的侵袭。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旅游和饮食行业,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烦闷的情绪像阴云一样越积越厚,越来越沉重。

边防铁丝网旁的小花园传来了悠扬的吉它声,给了小区居民心灵的安慰。人们从各自的窗户向花园望去,那是一名弹着吉它唱歌的男孩,在这空旷寂静的园区格外引人注目。无论刮风下雨,他每天都戴着口罩来到这花园里,深情地边弹边唱。他是在逐梦,无论疫情多么残酷,他也从不停歇追逐他心中的梦想吧。

二零二零年十月下旬,因疫情紧张的状况有所缓解。前来深圳湾红树林观光的人也多了起来。这里是深圳河流入深圳湾的入海口,也是深圳老人说的下海泅渡偷渡的浅海湾。

每年十月是鸟类迁徙的季节,大批的候鸟会在深圳湾停留觅食。他们美丽的身姿,让人忘记了因疫情带来的烦恼,减少了焦虑的情绪。给心情一个疗伤的机会。

傍晚,走在红树林公园沿海绿道放眼望去,海水退去了很远,银色的滩涂上,无数的弹涂鱼蹦蹦跳跳,成群的白鹭、红嘴鸥、琵嘴鸭、黑翅长脚鹬在靠近海水的边沿觅食。白鹭翻飞的身影闪着银光,赤颈鸭也“嘎嘎”地拍打着翅膀,众鸟盘旋和鸣,犹如天籁合奏。

海边的绿道上,游客来来往往。白色的机器人在巡逻时,发出“您好!您好”的声音。绿色草坪上,很多夫妇带着两三个孩子摇着五彩的肥皂泡,他们互相追逐,欢笑声在椰子林里回荡。我们感叹,国家放开计划生育的政策多好啊!也许当年的弃婴,现在也是两三个孩子的父母了!

海边的礁石上,有年轻人打起手鼓,弹起吉它,歌声悠扬。

靠近红树林的滩涂边,一对情侣踩着礁石行走,穿着碎花裙的女孩突然一个趔趄,一只脚滑进充满海腥味儿的淤泥里,白色的凉鞋上涂满了灰黑色的污泥。男友蹲下身,脱掉女友的鞋子,他一边在水洼里帮女友洗鞋子,一边仰起脸来笑,站在他身旁的女友,望着男友的眼神,似一汪深情的潭水。

我和丈夫坐在海边的礁石上,望着海湾对岸香港元朗山凹处的一栋栋楼房,似乎能看到对面楼房的窗户。香港近在咫尺,与深圳一衣带水。我联想起深圳本地老人讲述的:这里的浅海湾,在那段动乱的年代,曾不断有缺吃少穿的民众舍命蹈海偷渡。蹈海的人群中,有父子、夫妻、也有兄弟姐妹。海潮退后,海边滩涂上经常发现偷渡者溺亡的尸体,其中有一对青年男女的尸体,他们的手还紧握在一起。令人心酸落泪……

现在,当年偷渡的海边,早已建成美丽的红树林海滨公园,成为市民观海、休闲的好地方。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丈夫说,用在此处,应该感叹,真是三十年河南,三十年河北啊!

我们一边谈论着偷渡事件,一边感叹着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巨大变化。同行的一位朋友,他默默地望着海边的红树林发呆。去年春节疫情爆发时,他的老伴因病去世,女儿在香港因为隔离而不能为母亲奔丧,儿子经营的饭店倒闭,欠下了上百万元的债务,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他叹息:这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我也在思念着我的大姐,也是在冠状病毒肆虐时,在家乡去世。她在香港的女儿曾抱着一线希望来到落马洲口岸,因需隔离未能送母亲最后一程而失声痛哭;还有几位亲人,疫情下遭遇了种种不幸。一年多来,我的身心也备受折磨。

这样痛彻心扉的遗憾和生活的淬炼,也许是很多人的无奈。海边顽强的红树林给了我们默默的回答。

在深圳湾陆地和海洋的交接处,红树林承受着海潮的浸润,致命高盐的严重威胁,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红树进化出了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牢牢扎根淤泥中。它又长出呼吸根,挣扎着从水面和污泥中伸出,吸取空气。它还会用胎生繁殖后代,在严酷的环境中落脚生长。一棵红树林的一生,都会遇到无数的磨难,却顽强活了下来。一棵棵红树聚合在海边,组成了海边丰富的生态系统。绿色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生命顽强的红树与深圳人是如此相像。仰望红树林,与红树神交,心中会滋生出一种精神的力量。

二零二一年的春天来了,深圳河畔靠近边防铁丝网的院子里,芒果花又开了。一树树铜黄色的芒果花,像一个个皇冠戴在绿色的枝头,满院生机勃勃,芳香萦绕。大榕树下太极翻飞;紫藤花上蝴蝶起舞;勒杜鹃从铁丝网眼中探出枝头,火红的花朵迎风绽放。人们倍加珍惜生活,倍感春光珍贵。你看那光秃秃的榄仁树,仿佛一夜间脱胎换骨,枝头上布满了密密匝匝绿色嫩芽。成群的鸟儿聚集在边防铁丝网上,它们“叽叽喳喳”好像在开会。还有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这一切,是春的天籁,是春的乐章。

静静的深圳河倒映着橘红色的霞光,一艘艘蓝白相间的机动船,满载着赤色泥土,向福田口岸方向缓缓驶去,船头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河南岸香港青山悠悠,绿水潺潺,片片鱼塘点缀在农田阡陌之间。几架直升飞机,正在深圳河的旧河段上空,进行消防取水演练。这段半月形的旧河段,是一九九零年末深圳旧河道改造工程时,拨归香港管理的“落马洲河套区”,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正在开工建设。挖土机和载土的汽车忙忙碌碌,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起高端的科技园,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的支撑。  

深圳河已成为人民心中的歌,伴着新时代的乐章奔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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