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南大道穿过蔡屋围，将深圳一城的繁复，如飘带缠绕其间。时年二十四，我住在蔡屋围南村，过了阵儿三点一线的日子。

白天在帝王大厦的日料店做中餐厨师，晚上下班，穿过地下道，躲进罗湖书城的僻静角落看书，书店打烊，我从正门踏出，再次重见天日。顶着或模糊或清亮的星光，沿书城路、宝安南路、红宝路、红威路，回想、琢磨、延展着书中的弯弯绕绕，踱进南村。

一条红宝路，隔开了京基100与城中村，一边是繁华，一边是老旧，何时才能抹平这差距。

南村几十幢老旧的公寓楼，在夜间需要仔细辨识，也将我的脑筋拉回到现世，似醒非醒间，搞不好一只硕大的广东老鼠，猛地从公寓楼前的垃圾桶里，翻窜出来，夺路而逃，惊我一跳，人也彻底醒了，不久，找到公寓。带着砰砰的心跳，拾阶而上。

在四楼的三室一厅里，湿气蒸腾，客厅的桌子上，站着、倒着的啤酒罐，啤酒沫子于瓶中漫溢，从桌上淌到地上，地上铺散着瓜子皮、花生壳。尺寸不大的旧彩电，依旧声音沸腾，掀起世界杯的激昂氛围，阿福、阿海、阿杰，或仰着、或伸着脖子，紧盯着飞驰的足球，统统下了注，时刻盘算着今晚的输赢；阿强刚洗完澡，穿着三角裤，抖着一身肥肉，投过来一个疑问的眼神：屌毛，回来那么晚，去哪嗨了？

我并未下注，起初对足球也不十分着迷。但之后的球赛，场场不落。四人间、上下铺、白墙、木板床、旧铺盖，一屋子的陈设，直白得像一碗清水挂面，汤是汤，面是面。在如此贫瘠的居住处，却生物存在密度极高，盛产一种“小咬”，看不见、摸不着，但足以让人整夜无眠。有人叫它“臭虫”，后来，医生告诉我，它是一种蠛蠓虫，是蚊子的亲戚，体格比蚊子小，但凶猛与毒性，胜过蚊子。无眠之夜，并起不了一丝思乡之情，饶是挠破了皮，也还是奇痒难耐。索性加入这夜的看球大军，寰球同此凉热。我逐渐由路人转成了梅西的铁粉。

熬到当晚第二场球赛结束，天已经麻麻亮，小咬也消停了，定上九点半的闹钟，胡乱睡上一觉，毕竟三个月的学徒期结束，虽未染指日料，我已经升任日料店的中餐主厨了。

（二）

几年间，我数次来深圳，又数次返回豫南老家。进过电子厂，汽车配件厂；回家过大年；回家相亲，跟朋友一块在郑州开办小超市，均告失败，又再次返回这片热土。下了绿皮火车，往同乡沈威租住的公寓赶去，一路地铁转公交，不经意间抬头，总能看到路旁的广告栏里，摇摆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似乎一只候鸟，把深圳作为了第二个栖息地。

沈威初二辍学，就跟着表哥南下深圳，办假身份证进厂打工，做保安，送快递，据说，最近在一家酒吧夜场当领班。

有着小时候一起在淮河滩放牛，一起抓鱼、掏鸟窝的交情，我高考失败后，来深圳闯荡，最先联系了沈威，把他那作为一个临时据点。

在龙华某村的公交站，沈威接上我，明晃晃的说不准成色的大金链子，花色的坎肩，露出膀子上结实的肱二头肌，一把抓住我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轻轻一提，像拎起一只小鸡。

沈威当晚要上班，就选在酒吧为我接风，对这样的安排，我颇为期待，看样子，沈威也是。酒吧营业时间，17:30—02:00。我和沈威，提前半小时到场。门口的保安，叫了声，威哥。沈威满意点点头，酒吧里，陆续来了上班的几个小伙子、小姑娘，进到里面的房间，换上红白相间的工作服，上身穿长衫，下身穿短裙，样式新奇，沈威告诉我，这是日式风格。

酒吧陆续上人后，来了一个约莫四十出头、丰满得有些臃肿、打扮时髦的女人，区别于众人称呼“威哥”，她叫了声“阿威”，沈威连忙拉着我，迎了上去。“这是coco姐，酒吧的老板。”coco姐打开慵懒的睫毛，像卷起一副珠帘，帘后的眼睛，圆鼓鼓，布着经纬交缠的血丝，漫不经心地扫描了我上下周身，伸出手抚了抚我的肩膀，“听阿威说了，你就是他那个小老乡，欢迎你呀。”

当晚，coco姐，沈威，还有刘桑——coco姐的闺蜜，两人同去日本，又一起回国来深圳，我们四人坐在酒吧角落的一桌，穿着日式制服的几个女服务员，不停端上来小吃，扎啤。关于鸡尾酒，我一点概念没有，听从沈威的推荐，我试了一款加了日本清酒调和的果汁饮料。每次，coco姐一抬手，我们都跟着举杯。几口酒下肚，我面红耳赤。酒吧的灯球，射下摇晃的五彩灯光，红男绿女，在舞池里缠绵悱恻，coco姐发下指令，让大家都下场。沈威、刘桑，在舞池里最大面积展开了自己的身体，coco姐灵动地扭动着腰肢、四肢，有些尴尬的体重似乎在空气中化开，舞成了轻柔的诱惑，刘桑舞过来，跟上coco姐，某一刻，像是她的一个影子。看出我的扭捏，coco姐和沈威几次催促我，要打开自己，释放天性。我推脱不过，赶鸭子上架，也别扭地模仿起了沈威。我似乎保持了某种带着负罪感的清醒，令coco姐的眼神中闪出一丝不悦。刘桑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几次借口抽烟，把我拉到座位休息。

第二天，沈威问我，这次来深圳，什么打算，难道还要进厂打螺丝吗？我反问，不然呢？他略带神秘地说，coco姐有意让你留在酒吧。听他的语气，带着嫉妒，又彷佛代替coco姐释放着荣宠。我想了想，拒绝了。不得已，又联系起过去的工厂领班。

正要准备进厂的间隙，刘桑约我一起出去吃饭，还提到可以帮忙找工作的意思。我将信将疑，如约而至，在一家装修夸张的饭店，刘桑点了三个特色菜，并不怎么可口。吃饭间隙，刘桑跟我打听起沈威的事，一讲到沈威，她听得津津有味，这些看似无聊的话语，似乎比菜更有味道。临了，谈到找工作的事，她先是劝我留在酒吧，跟着阿威，见实在劝不动，问我，是否有别的打算。作为一个乡下人，脑袋里装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一套农耕哲学，除此就是爷爷经常念叨的谚语：是艺就防身，就怕艺不真。我表示，想学门手艺。具体什么手艺，我没有概念。刘桑表示，她可以帮我。

刘桑当晚，给我发消息，说她给我找了一份日料店厨师学徒的工作，包吃包住，月薪三千五，月休四天，转正加薪。问我，是否有兴趣。

似乎比去工厂打工强，我答应下来。此后几天，面试、体检，我顺利入职了地王大厦的一家日料店。

（三）

地王大厦高峨耸立，内部高档店铺鳞次栉比，让我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微小与寒酸。直至换上厨师服的那一刻，我才缓过神，自己作为一颗螺丝钉，已然嵌入了这座大厦，嵌入罗湖，嵌入深圳。

一个中年男子，背着手，一脚立在后厨屋内，一脚踏着门槛，慢悠悠问出一句，“新来的？”我赶忙点头。他手一指，“先把那捆葱剥了，洗干净。”我马上动手执行。再看，其他几个干活的人，瞅瞅我，突然爆发出一阵窃笑，笑得我莫名其妙。

我留心过，日料店，分前厅与后厨，前厅的岗位，有两类，一类是日式打扮的女服务员，不停在餐厅里安静而忙碌地走动；一类是做寿司与鱼生的日料男厨师，穿戴整齐的日式厨师服，戴着口罩，在一间透明的玻璃房里，不停地切、卷、摆放，将制作好的日料，装盘放在一个传送带上。顾客想吃什么，伸手从传送带上拿下，即可享用。过后，上网了解到，这叫回转寿司，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阪。

面试时，日料与中餐，二选一，我选了去后厨做中餐。心想做日料，将来居家过日子，不大派得上用场。一个庄稼人，做事情总是以实用为目的。

日料店的中餐，除了日式拉面，便是煎、烤、烹、炸：煎饺子、烤鱼、牛肉石锅饭与炒蔬菜、炸天妇罗虾——说是中餐，其实是“中日合资”。

先从洗菜、切菜、蒸米饭、收拾鱼虾做起，再学下拉面，颠锅。其他的有样学样就行，醒目点，认真点，都能做好，唯一有技术含量的是颠锅。虽说主打日料，但毕竟“食在广东”，广东菜的精髓是“镬气”，要炒出“镬气”，除了食材鲜、下料准、火力猛之外，便是手法精，这手法到了菜下锅，便专指颠锅，一颠一抛之间，食材受热均匀，火大而不焦，油少而不腻，保持了菜品的爽口滋味。跟各门称得上手艺的事物一样，颠锅需要的是手感，而手感这东西，并不全然青睐认真，倒似乎更钟意松弛。有人三天能颠出个锅中乾坤，有些人三个月，锅里的物什依然死气沉沉。而我，生性拘谨，又遇上生人生事，难免紧张。

前厅的日料厨师，有五六人，后厨的中餐厨师，七八人。厨师的层阶，分为厨师长、主管、领班、学徒。学徒期满，升任领班。

我的名字里带个“华”字，便被同事称作阿华。我曾写有一篇文章，《名叫阿华的日子》，记录了在深圳的打工生涯，“阿华”就是在这个厨房烹制出来的。

厨师长，是揭阳人，阿海、阿杰，都是他的潮汕老乡，也都是主管。阿强是四川人，也是主管。阿福是湖北人，领班。其他几个领班或学徒，有四川人，有湖南人。河南人，只我一个。除了厨师长和阿福，其他人都是二十出头的模样。

主管阿飞家，属于深圳新移民，来这家日料店工作时间久，技术过硬，人又强势，厨师长不在的时候，厨房听他安排。除了厨师长，都叫他飞哥。

我第一天上午报到，没见到厨师长，也没见到飞哥。飞哥下午回来，正碰见阿福一边炸天妇罗，一边哼着“妹妹坐船头”，一盘天妇罗虾八只，有一半“下流贱格”，翻译成普通话，“形象不佳”“没个样子”，当即把他骂了一顿，“顶你个肺啊，干活就干活，唱什么歌，有能耐去参加超级男声。别在这！”

飞哥睁大通红的锐利的眼睛，问我，“新来的？”我说是。他的眼神里，旋即生出疑窦，“看你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不是卧底的调查记者吧？”“明白告诉你，不要在这里搞飞机，否则没你的好处。”我搓着双手，连连否认。

为了配合飞哥的质疑，阿强扛起装保鲜膜的长方形外包装纸盒，恰似摄影记者的“长枪短炮”，作出采访现场的姿态，飞哥假装生气地骂了一声“屌毛！”众人一阵哄笑。哄笑过后，忙活开来，锅锅灶灶，又都升腾起热气。

（四）

飞哥骂阿福的时候，厨房里连烤箱、燃气灶，都比平常安静。来了几天以后，我才注意到，日料店的工作人员，从领班到厨师长，胸口都别着职位牌，而被我误认为领导的阿福，属于“领导层”最低的一级，领班。我呢，新嚟新猪肉，无牌人员。我注意到，哪怕是“领班”，阿福也领不了谁，他似乎是软脚虾，人人可欺负，人人可以拿他开玩笑——除了学徒入职的第一天。这开他玩笑的人里，也包括他自己。

五短身材，三角眼，总是歪戴着黑色的厨师帽，他似乎早有研究，知道什么是猥琐的精髓，用尽一切行动与表情，力图将其诠释到位。

比如，他趁着飞哥不在，故意把“妹妹坐船头”，唱成“妹妹坐床头”，引来一阵嘲笑和讥讽，阿强还重复一句，重复完了，就骂阿福，“顶你个肺啊，把我都带偏了！”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时不时唱上一句错误歌词，骂一阵阿福。

这些都是小错误，阿福作为四十几岁的老男人，动不动就调戏前厅的小妹，从后厨中餐窗口端菜的女服务员，都被阿福摸过手。甚至有一两个因为恶心阿福，要求调配到餐饮公司的其他连锁店。

大家工人公认，服务员里最漂亮的要数阿凤，性格最辣的也是她，这也是公认的。阿凤来端菜，阿福的手彷佛机械打造，合规合法，动作标准。但阿凤是遭灾最严重的一位，甚至抹过眼泪，发狠骂阿福：“小心把你眼睛挖掉！”可想而知，阿凤遭受的侮辱比摸手揩油，还让人难忍。本身前厅与后厨，桥归桥，路归路，这会儿，团结一致，一起抵制阿福。大家都是秋霜，阿福是霜打的茄子，打一次，老实不到一天。

即便如此，凡事皆有例外。我发现前厅的主管阿丽，对阿福不错。阿丽大概是前厅年纪最大的服务员，身量又小又瘦，有些厨师嘴巴损，还背地里叫她“老处女”。阿福听到这种言论，一反常态收起嘴角的坏笑，不搭话，不起哄。

除了早餐，工作人员的中餐和晚餐，都是在店里吃。晚餐尤其丰盛，客人没拿完的寿司、鱼生，以及烤多的海鱼，都可以拿来消灭。另外，每晚都炒几锅蛋炒饭，虽然店里规定不许用海鲜，值班的厨师，还是出老千，切上了鳗鱼、虾仁，炒起了一碗三十八元的海鲜蛋炒饭。晚班后，盛上一碗蛋炒饭，外加几个三文鱼寿司，烤秋刀，坐在前厅静止的传送带旁，歇一歇酸麻的腿脚，大快朵颐，结束一天的忙碌，难得此刻的享受。只有一种情况，让这份享受大打折扣：轮到阿福当班炒蛋炒饭。前厅的服务员，盛饭前，都会谨慎地问一句，今晚谁炒饭，如果听到“阿福”二字，后厨的晚餐，至少剩下一半。

（五）

员工的晚餐好解决，打烊后，大把的空闲时间。午餐就不同，正是餐厅上座的时候，人人都绷着一根弦，厨师腾不出手来做员工餐。为此，店里专门配了一个为厨师做饭的厨师，珍姐。

珍姐是重庆人，和善可亲，见到谁，都是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她还喜欢夸人，有次就夸我，“你看阿华多醒目，这才来几天，做事有模有样的，都不像个新员工，好好干，明年升主管噻。”她动作麻利，出餐快，轮到每周的特别加餐，中午有卤鸡腿或者炖排骨，提前就给我们通报。后厨给她留出一个燃气灶，一口蒸锅，学徒们抽空，还给她打下手，拨葱拨蒜，洗菜淘米。

珍姐是个单亲妈妈，男人外出打工，死在工地上。她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儿来深圳讨生活。外人听到，都唏嘘，但听不到珍姐感慨，她是个快乐的女人，炒着菜、哼着歌，乐陶陶的样子，讨人喜欢。如果哪天不对头，没哼歌，啥子事？谁都打望得到：昨晚背时，搓麻将输惨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珍姐，老老实实得罪了我一回。工作一月有余，稳定下来，我无意间，联络上一个高中的老同学，通过QQ的“说说”得知，他在深圳的清华读书，原来清华大学在深圳设有研究生院，我同学就在深圳的清华读研究生。我利用休息时间，转了几趟车，跑到南山找他。老同学带我逛了深圳的清华园，阳光灿烂，仿佛天上的太阳独独偏爱这一隅，在夏季的燥热中，浓荫匝地，明亮又清新。

漫步高等学府，参观图书馆，体验健身房，吃西餐，我仿佛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错位地体验了一把“天之骄子”的生活。同学带我在西餐厅就餐，中途，遇上一个西装革履、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同学很自然地扬手，跟他打招呼，告别中年男子后，同学告诉我，那是他导师，一位中科院院士。我听说后，半晌说不出话来，身为普通打工仔，竟有幸亲眼见到传说中的院士。

上班后，跟众人吹水，分享起休息日的际遇，我略带保守而又不无高调，炫耀了我的清华之旅。珍姐听了，高门大嗓喊到，“你是可以去清华园，但你还是个外人噻，见到同学混得那样好，心里啥子滋味嘛。”本来，我心里滋味很好，经珍姐这么一提醒，心里很不是滋味。好比一盘啫啫鲜的海味煲，转眼嗖成隔夜饭。这就是珍姐得罪我的过程。

下班后，猫在深圳书城，猫到书城打烊，我钻出去，压马路，在疏月下的树影子里徘徊，在孤寂中回味这一天，脑子里，不断闪回上学时候的事，那些昂扬与挫折，那么切近，那么遥远。

（六）

有天晚上，路过蔡屋围大酒店周围，黑暗中僻静的小路，面前突然冲出一对母女的人，把我截住。

问我是大学生吧？“行行好，大学生，我们是来深圳旅游的，昨天刚下飞机，钱包、手机都被偷了。两天没吃饭了。”

“你们不报警？不联系家人吗？”

“这不是嫌丢人，没好意思联系家人吗？还在等警察的消息呢。”

“你们没手机，怎么等警察的消息？”

“我们白天去警局。行行好吧，大学生，我们饿了好几顿了。”

老年女子一脸的苦相，年轻点的女子，面容清秀，背个包裹，默不作声。

我说，刚好我也想吃宵夜，一起吧。如果不嫌弃，我请你们吃沙县小吃，马路斜对面就有一家，愿意吃猪脚饭、炒米饭，也行。

“给我们点钱就行了，我们自己去吃。”老年女子边说，边皱了皱眉头，语气里带着埋怨。

我坚持要请她们吃饭，但不会给钱。

她坚持要钱，不跟我一起吃饭。

我直接走开了。

背后还传来骂声，“傻X，难道给钱，我自己不会买吗？”

真是晦气的一天。

（七）

世界杯进入决赛，阿海、阿杰下注阿根廷，阿强下注德国。几个人常常把啤酒瓶碰倒，流淌一地，争得面红耳赤。

两个月过去，我几乎学足了后厨中餐的所有流程，从初来乍到的手足无措，到松弛下来。我颠起锅来，像模像样。我总能按时出餐，无误。厨师长已经提议：阿华下月升任领班，加薪三百。

三点一线的日子，重复而枯燥，又踏实而安稳。硕鼠总能吓我一跳，那无影无踪的“小咬”，也总在夜间翻腾，无处不在，让人不得安生。

小咬的毒性，以及睡眠不足的过劳，让我患上了带状疱疹，又痛又痒。上班期间，忍不住去抓挠，厨师的职业道德又不准许。忍耐了几天后，我请了两天假，在深圳人民医院挂了皮肤科。在皮肤科走廊的医生简介栏里，看到自己挂号的女医生是一位留洋归来的博士，心中感觉安稳。再稍一浏览，其他医生，也都有着博士头衔。

女医生三十出头的年纪，显得精干又文静，当我掀起上衣，露出腰间带着血丝的水泡时，她惊呼了一声，“天呐，你怎么不早来？！”我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要是情况严重，要是医疗费高昂，我可看不起。我投出询问与求助的眼神，她接下来的话，让我如释重负。“你现在才来，好了会留疤的，要是早来几天……”我魂归魂，魄归魄，放下心了。我连忙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一个农村男性，腰上留点疤、挂点彩的，算什么要紧。

女医生耐心地诊断、问询，听我说晚上被虫咬，睡不好，她经过症状分析，判断小咬是一种叫“蠛蠓”的毒虫。给我开完药，耐心地讲解了一番，叮嘱了我千万注意休息，注意室内通风。听她讲到“注意卫生”，我脸红了一下。我瞥见到她脖颈上，戴着一个漂亮的银项链，跟她很配。拎着一袋药品出门——阳光刺眼——有吃的，也有外敷的。

一晚上过去，摸一摸，腰上的水泡消去了一半。这一天，还是休息，难得的身心皆自由。睡到大晌午，走出南村，在东门附近吃了份隆江猪脚饭。再走到红宝中路，对面便是荔枝公园。七月，正是荔枝成熟的季节，老听人说公园里，种着很多品种的荔枝。每到这时候，园方的安保人员，总是格外忙碌，有些市民，跟鸟雀比试捷足先登，想要尝鲜。

我漫步到公园门口，遇到有老大娘，挑着担子卖荔枝。竹筐上放着纸牌，写着“新鲜采摘妃子笑，10元一斤。”我心想，即使公园有免费的，我也抢不过别人，又有失斯文。便花20元，买了两斤。大娘称完两斤，又撑开红色塑料袋，多拣了几个放进来，一脸的慈祥。

我拎着半袋荔枝，边走边吃，在亭台楼榭间踱着小步。不知不觉，踱到公园深处一片清幽的小树林。老远看见有一小撮人——都是男人——似乎在这里秘密聚会，散发着某种神秘气息。我步子轻轻地迈过去，惊奇地发现，每个人或手上提着，或脚下的空地上放置着，一个红色的袋子，有毛线编织袋，有红色皮包，也有红色塑料袋。

当我屏气凝神踩着林间小路，穿过这片密林时，偶然与一位四十出头的壮硕的男子目光相遇，对方的眼神里，有一种极其陌生说不上来的东西，我赶紧扭头，加快了步伐。走出几十米，我惊觉，似乎有人跟在后边，我回头，正是他，手里提着一只红色皮包。我停，他停；我走，他走。每次警觉地回头，似乎都被解读成某种暗示。我猛然意识到什么，醒悟过来，只觉双腿发麻，但很快一道电流从脚心窜上来，我步履生风，没几分钟便跑到公园门口，一回头，那人还远远地跟在后边，喘着粗气，见我逃一样出了园门，他终于停了，低了头，彷佛颓丧又哀怨。

稳了稳砰砰乱跳的心，好在摆脱了。这本是一场误会。我庆幸自己平时阅读中，偶有涉猎社科书籍，对各类非主流群体有所耳闻，才得以让误会止步于园门。

（八）

第三个月，我如期升任领班。后厨如同一张流水席，先到先吃，吃完就走。走了再有人补上空座。揭阳的厨师长调任到福田区，阿海、阿强也跟着走了。新来的厨师长，是四川人。不久，主管里，也多了两个四川人。新进了两个江西学徒，飞哥把他们交给我带，我也是当师傅的人了。

有个江西小伙子，个子不高，很是活跃，新买了诺基亚滑盖智能机，喜欢给人拍照。我当上领班的第一周，上班间隙，就被他抓拍到几张，其中有一张，我转身的间歇，迅疾地露出笑脸，那张照片，在无情的岁月流逝间，扎实地证明了我的庖厨生涯，保留至今。

有人走，有人来，也有厨师跟服务员，谈起了恋爱。有些当着我们的面，就开启了打情骂俏。这谈恋爱的人里，就包括阿凤。听说她男朋友，是另外一家店的厨师长，我没见过。人，谁没个七情六欲。眼瞅着这些，想到自己始终是一个人，心里酿出酸楚。但也习惯了三点一线的日子。出了深圳书城，照样压马路，看世界杯，遭遇意外。临睡，还被小咬折磨。

偶然那么一天，碰见阿福，他坐在一个街边的大排挡，独自喝闷酒。他也看见了我。我们平时并没有什么交情，出乎意料，他那么热情。起身拉住我，拽到他那桌，一个劲儿地招呼，连问我爱吃什么，他请客。出于盛情难却，也出于意外，我不再推辞，还要了一份炒田螺，一份烤鱿鱼。

那晚，阿福喝醉了。他先是夸我，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别人嘲笑他的时候，我都是继续切菜，不起哄。接着他话锋一转，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讨厌我。在你们眼里，我跟老鼠跟小咬没两样。他说，阿华，不瞒你说，我喜欢阿丽，我这份工作就是她介绍的。阿丽也对我好。我听了，为他高兴，又疑惑，“那你苦恼什么呢？喜欢就在一起嘛。”

阿福喝得两眼通红，直不愣愣地往远处看，又猛然把两只眼睛凑过来，几乎凑到我脸上。阿华，你看我这两只眼睛，发现异常了吗？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摇摇头，说，发现不了。他解释说，我这双眼睛，不会转弯。我还是一头雾水。

“从我记事起，就成天活在家暴现场，我爸，喝醉了，打我妈，没喝醉，也打。我爸打，我妈哭。我从小到大，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经常大半夜，摔桌子、砸板凳，甚至拼刺刀的声音，我妈的哭声、嚎声，把我吵醒。”

他又灌了自己一杯，一饮而尽，我把大绿棒拽到我这面的桌边。他抢没抢过去，继续讲，带着哭腔。

“那时候，我有个十三四岁吧，有天晚上，我正做梦呢，少儿不宜的那种梦。又被吵醒，心突突地跳，跳得比平时都厉害。我光着脚板子，悄咪咪走过去，扒开一道门缝。我妈光着身子，头、鼻子、嘴，都往下滴血。我爸骑在她身上打，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呱唧，呱唧。我看着，看着，看呆住了，好像眼睛一下子直了，再也转不了弯了，成木头了。从那晚以后，我下边就再没硬起来过。”

我默不作声，听着阿福讲完，把大绿棒递给他。那晚，阿福喝得不省人事，是我把他送回去的。

（九）

世界杯决赛，德国对阵阿根廷，打到加时赛，格策凌空一脚勾射破门，1比0，完成绝杀。让德国捧回大力神杯。德国赢了，我下注的厨师朋友们都输了。我依然是梅西的球迷。

中间，刘桑偶尔联系我。她似乎在追求或者在挽回沈威，又似乎沈威成了coco姐的情人，她是被弃者。她充满怨怼，她说，coco姐有老公，有孩子，而她才是单身。又说，沈威把她拉黑了，让我转告沈威，她也是有钱人，在马来西亚还有生意，每年都有不错的进项，劝他回心转意。

沈威中途也联系过我，告诫我，不要搭理那个“疯女人”，“她现在住的公寓还是coco姐付的租金。自己什么样，自己不知道吗，口水比茶多，让她不要再烦我。”

路人与朋友，熟悉与陌生，不断地相互转化，就像后厨的热锅与冷灶，热了冷，冷了热。此后，他们作为我的三点一线生活之外的人和事，渐渐熄灭、消失。

在蔡屋围的周边，最恒定的反倒是那对“两天没吃饭”的“母女”，下个月的某周，又撞上了她们，她们在酒店旁的昏暗小路，截住我，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行头，同样的说辞。只是时间模糊了记忆，她们没认出我来。当我再次提起，请吃沙县小吃与猪脚饭的时候，两人同时露出惊愕的表情，同样的姿态，母亲走在前，女儿随在后，沉默而匆忙地离开了，这次，没再骂人。也许，下周，还能见到她们，也许见不到。

深南大道依旧车水马龙，入夜灯火灿灿。隔着十年的光阴，打开关于蔡屋围的新闻，南村斑驳的外墙上，画满了红圈，红圈里填充着大大的“拆”字。许多人开始畅想，深圳奇迹将在此间续写新的辉煌。那些老鼠与小咬将再无藏身之所，而红宝路的天平两侧，也将不再倾斜。可以期待，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光鲜。

十年前的老照片上，我穿着黑色的日式厨师服，早已失联的江西小学徒，抓拍到我一转身时的笑脸，一脸青涩，笑容干净，都很难得。只是遗憾于那时的智能手机分辨率不高，胸口前的职位牌虚焦，每当向人聊起我的深漂经历，讲到在地王大厦做厨师这一段，想让人辨认出胸牌上的两个汉字，又仔细辨认而不得，总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