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文学语境里，尤其是所谓打工文学的语境里，“台湾老板”是京剧里的白脸，吝与色，克扣员工工资，把秘书和文员弄成二奶，他们是我们打工作家乐意丑化的对象。作家在生活中奈何不了别人，就在作品里奈何，这是个好办法。段福平的《台湾人在深圳》系列倒似乎较公允为我们呈现了一群与我们无异的台湾人，吝色之外，他们亦艰于命运跋涉、亦累于时代转徙。更可取的是，段不作壁上观，将自己写进去，从交往点滴，看人情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