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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们什么时候再吃一顿斑鸠
  • 海选入围

老左离婚了,是他亲口跟我说的。我说他完全是冇么事做的,瞎奔命折腾。他弹了弹手头一两公分长的烟灰,猛然扬起手,做了一个砍的姿势,“兄弟我也是没办法。”

烟灰纷纷扬扬,散落一地。

这狗日的,自从翅膀硬了以后,脾气完全跟以往不同。

本来,他还欠我一顿酒肉席,没想到,今天,我还得跑前跑后用酒肉侍候他,听他红着眼发一通牢骚。

老左年纪并不老,比我还小两岁,曾经的细皮嫩肉,总是被我们掐得要出水。如今,他却老气横秋,说话嗡声嗡气,如同一口长久没有盛水的破缸,黑墩墩的没有生气。

他也不姓左,从我记事起,我们堰头垸还没有什么杂姓,全都姓一个大写的黄字。不管年龄大小,村子里没有听到什么称呼老黄,小黄的,全是太祖爷爷,姑奶奶,叔伯,侄子孙的叫法。

只因老左是个左撇子。

他家离我家也就一里来路,我们年龄相近,自然也就成了一提溜子的伙计。这其中包括彪哥,幼,驼子,细腊等等上道和不上道的一大帮子娃儿。

我们那个时候,一放了假,终日无所事事,就喜欢到处窜,撵撵电影,打打架。年轻的我们,人多势众,依靠着垸子大,以及久已盛传的恶名,敢惹事也不怕事。

我们这一帮伙计当中,我和细腊的块头最小,但发挥的作用却不小。细腊灵动,像跳蚤一样,关键时刻能够冲上去,以狠震慑住对方。而我呢,心思比较缜密,喜欢出些点子,当然大多是歪点子,但却又有相当的道理,经常可以让一些闹剧完美地收官。

老左话语少,中等身材的他,却经常像一块沉重的磨盘,你推他,他就走一下,你不推他,他就像没长脚一样,甚至像没长脑子一样。

经常在电影场,我们打得激情四射,他却还笼着手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人在幕布上摇来晃去,头也跟着摇来晃去。

几乎每一次打架,我们都要在中途喊,“老左,你个哈-鸡-巴,还不过来抽他。”

此时,老左才如梦初醒,迅速加入阵战。别看他平时蔫哩吧叽的,在打架这种场合,他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状态。

他像一只小豹子,左冲右突,见缝插针,专找别人的脸抽。神仙怕左手,他左手的力道特别大,往往一抽下去,别人还哪里有心恋战,赶紧捂住嘴,哇哇着逃遁。

他的手简直是铁手,老左的名头一抽而响,再抽而红,三抽而使人股战。

他的手对敌人像冬天般的残酷,对朋友却像春天般的温暖。

冷天看电影,虽然要涉过刺骨的举水,我们也会迎难而上。幸好有了老左,这困难倒也并不是困难。

他的父亲是一处水库的管理员,有一套下水衣。每当河那边有电影时,老左就将他的下水衣偷着。

其实,最应该穿下水衣的是彪哥,他膀阔腰圆,力大无比。曾在一处看电影时,他将人家一头300多斤的猪踢得五天不进食,说是内脏损伤,要动大手术。

他若是背我们几个伙计过河,依着他厚实的底盘,简直如履平地,轻而易举。

但每到河边,老左总是默默地穿好下水衣,来来回回,将我们一个一个的背过去。举水河的沙子很软,很柔,水面很宽,水却很冷。我们伏在他的背上,完全不用怕掉下去。他用他的铁手托着我们的屁股,虽然有些僵硬,但却感到踏实。

到了电影场时,下水衣总在他的手上,好像那只是他们家有,我们连碰都不能碰。我们就自由自在,四处转悠,而他,手抱着下水衣,看着幕布傻笑。

也许就在这一秒,也许就在下一秒,便会传来“老左,你个哈-鸡-巴,过来抽他”的吼叫。老左马上将下水衣随手一丢,加入了烟尘滚滚的战斗。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电影,老左没有拿着下水衣。无论我们怎么嘲笑他小气,不够哥们,他都一声不吭。

直到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他姐姐跟我们说,有一次,他父亲发现下水衣撕了一个大窟窿。父亲让他跪了一晚上,拿着棍子抽他,让他说怎么弄破的,他就是犟着头,直挺挺的跪着。

下水衣破了,就没法缝补,只得自己买新的。

老左的屋后是一片杉树林,老左喜欢玩弹弓。别看他是个左撇子,用左眼瞄准,可他的力道足,准头准。每次在杉树林转悠一圈,他总会弄到一两只斑鸠或者乌鸦。

不记得有多少回了,我们在他家的火坑荡里,用松树蔸子生起熊熊大火,将瓦罐煨在旁边。瓦罐里是一点鸟肉和大盆大盆的汤水。

肉炖好了,不论鸟头还是鸟屁股,我们随意而分,但老左总要吃左翅膀。我们都弄不明白,如果说吃哪儿补哪儿,那他也应该要吃左腿呀。难不成他想长出翅膀,永远都在天上飞,再不下来。

鸟肉很快就吃完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咕噜咕噜的喝汤。但我们还是细细地咂摸着,吃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

在我们年轻的心里,认为兄弟就是这个样子。一生一世一起走,无论贫贱与富有。即使天南或海北,无论左手和右手。

我们的鼻涕揩干了,短裤换成长裤,也都上初中了。老左,幼,细腊上了乡中学,而我却考起了镇中学。彪哥没有读,躬下大身板,开始改造地球。

我们就这样分开了,只是在放假的时候,才会聚在一起,又燃起从前一样快乐。

我听幼他们说,老左开始在学校偷偷吃烟了。别人给他传授方法,教他沿着墙壁向下吐烟气。老左坐在墙角,墙都用石灰粉刷过,青白色的烟雾贴着墙壁缓缓散开,果然看不见。

别人恭维他左手夹烟,笔直呈剪刀形,特别有范,听说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再每次见面,果不其然,他口袋里揣一包,耳朵上夹一根,嘴里叼一根。

我劝他不要那么早抽烟,对身体不好。他咳嗽着说,“书读不下去,学校的规章制度又多,真是活受罪。”说着说着,就呛出了眼泪。

再后来,我上了高中,他们几个全都辍学了。他们依旧像先前一样到处跑,但毕竟长大了,开始有了些收敛,也帮家里干一些农活。

老左的铁手又发挥了作用,左手砍柴,别人砍一担的功夫,他可以砍两担,犁田耙地,打场收晒,他样样精熟,神仙依旧怕他的左手。

可恨的是,那年高考,我落榜了,而且复读无望。我沉沦了很长一段时间,破罐子破甩,很快又像蚱蜢一般蹦起,与伙计们打成一片。

可是,时代已经前进了,露天电影在农村越来越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再也没有心思拼着力气去打架,而是埋下头,想着法子赚钱,而且,法律普及,人们的意识大大增强。

此时,打工潮已然兴起。有些人在外面赶着早捞了一些票子,回到老家将牛皮吹上了天,高淡阔论地聊着外面的精彩,引起我们无限的向往。

岁月永在流驶,日子还要过下去,一味的浪荡,终归不是办法,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我们都是大人了,总要对自己负责,总要让自己荷包鼓一些,在人前潇洒一些,不可能一世糊里糊涂,没名没堂。

最起码,为了找个媳妇,成个家,我们也要正经起来了。我们决定出去打工,顺便看看大大的世界。

刚好,村里有一个土老板在武汉包了一些活,要几个人。于是,我们捆好棉絮,收拾两套自以为体面的衣服,从村里淌过举水,在镇上坐上从河南开来的大巴,开始了打工生涯。

那个时候,在外打工的人比较少,大多仅限于省内。农村人出门打工,都是靠传帮带,男人一般做建筑,女人一般进餐馆。没有什么挑三拣四,不挨饿受冻,有一份活干,存下一些钞票,就算老天开了眼。不管怎么说,总比死守那几亩田地强。

我们是在一栋居民小区内挖下水道。这下水道是排污管道,里面尽是些粪便,污水,奇臭无比。但我们是农村来的,有时施肥,就是用手捏着牛屎猪粪,也没什么大不了,屏屏气,见多了也就习惯了。

主是是热,武汉本就是火炉,七八月份正是酷热的时候,又在人口密集的小区里,我们更像呆在蒸笼里。经常在干活的时候,老左以左手搭凉棚,望着刺眼的太阳,口中骂骂咧咧,“狗子日的,老子没将弹弓带过来,不然,一颗石子射掉你。”

住宿和吃饭就在我们干活的马路边,用彩布临时搭盖的。白天,里面苍蝇乱飞,根本没法停留,只怕一进去,再出来,人整个就融得只剩一身衣服了。

午休的时候,我们就和衣躺在马路的树荫处,四仰八叉,横七竖八。有时喝着汽水,有时弄一袋兰花豆嚼嚼,完全不在意城里人捂着的鼻子,皱着的眉头,厌恶的言语。下午老板一声吆喝,开工了,我们懒散地爬起。马路上浸出一个个人形的汗印,一点一点由青变白,逐渐消失。

到了晚上,我们就卷一块席子,爬上一栋楼的楼顶,用脑壳顶开那块四方的盖板,豪勇地一跃,撑了上去。之后,我们一排儿仆着,像燕子一样将头伸到楼沿,看着万家灯火,幻想着里面的故事。

底下传来空调的嗡嗡声,一丝热气若有若无地拂过我们的脸。幼忽然小声嘀咕着:“住在城里真好呀,冬不冷,夏不热,要什么有什么。”老左脖子朝前一伸,手向对面一指:“快看,浪子,对面那纱窗里,好一个女孩儿。”我赶紧将老左朝后一按:“你这手指真的是神手指,都指些啥呀,不要命啦。”而彪哥他们几个,脖子却伸得更前了,眼睛里迸发出亮晶晶的光芒,还有口水顺着下水管滴滴答答地落下去。

“唉,要能娶个城里的妞,那可真是祖坟冒青烟。我不吃不喝,做牛做马做驴子也要供着她。”老左摸出一根烟,点着了,猛地吸了一口,又咳嗽着吐出。

彪哥粗重的声音响起:“城里有个卵好,天天像坐牢。你不去我家,我不去你家。还不如咱村里,过个门槛就是客,递根烟,沏壶茶,搞杯酒。拐个屋角就可撒泡尿,见个女孩还可撩一撩。”

细腊一个栗壳叩在彪哥的大脑门上,“好吧,你就呆在你那破窑样的房子里,看哪个女人上门。”

“呆就呆着,你老了,保险还是想窝在老家。到那时,我甩都不甩你。”

不一会儿,那边的灯熄了,女孩不见了。我们一下子静了下来,屏住气等了许久,直到手麻胸痛脖子酸,那盏灯再也没亮起。

实在无趣,我们翻转身子,仰面朝上。天上漂着几块淡紫色的云彩,几颗星星悬在头顶,一动也不动,月亮快沉没了。

很快,一阵阵鼾声响起,高高低低,粗细不一。

我们在那儿干了大半年,钱没挣到,媳妇没找到,只是添了一点年纪和几件衣裳。

第二年,我们又在一起干了半年的钢筋工,吃着同一个窗口的面窝和热干面,对着一只啤酒瓶仰起脖子猛灌,在同一个黑漆漆的录像厅里亢奋,在同一条街道对着同一个女孩吹口哨,骂着相同的话,打着相同的人,慢慢有了不同的梦。

渐渐地,越来越开放,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各自的三亲六戚走向五湖四海。我们有了一些不同的人脉,去广东的去广东,去江苏的去江苏,留武汉的留武汉,如同一个巢的鸟,一旦振翅而出,再也难以回到一个地方相逢。

扎钢筋后的第二年,我与老左一起去广东深圳,去投奔他那在厂里作保安的表哥。开始在电话里,表哥拍胸脯赌狠誓,一定会将我们弄到厂里。可等我们一去,表哥却说厂里不招人了。“我到处找关系,现在钻都钻不进去,你们看,哪儿都是成堆的人。”表哥往我们手里各塞一个冷冰冰的馒头,双手一摊,莫可奈何。

我看到,老左的左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青筋爆突,又慢慢地舒展开,轻轻的悠了几下,带出一股呼呼的风。

晚上,我和老左偷偷溜到厂里的保安室睡,白天则像游魂,四处无助地飘荡。渴了,我们捧起自来水喝,饿了,就尽量勒着裤腰带。小半包洗衣粉,我们洗了四次头,无论怎么挠,头上都是又干又痒。

我因为有高中毕业证,总算进了宝安一家电子厂。可老左依旧毫无着落,吃喝拉撒都在表哥那儿。他有些不耐烦了,开始甩起来了脸色,毕竟,那时的工资太低了。

又熬了半个月,老左在福田的姐找来了。那天,见着姐姐,又黑又疲的老左忍不住嚎啕大哭。他走的那天,适逢周末,他硬是将我拉着进了一家餐馆,让她姐给我们点了一只炖斑鸠。“浪子,你吃右边翅膀我吃左边翅膀哈。”他用右手压住斑鸠的身子,用左手扯断右边的翅膀,递给了我,弄得满手是油。

表哥在那儿,只尴尬地吃着瘦长的斑鸠腿,大多数时间,只搅着那清亮的汤水。

老左走了,我一个人呆在厂里,虽然离表哥不远,但我很少找他。

电子厂的流水线非常枯燥,工资也少得可怜,时不时还没活干。可里面的修理工是记件的,有不良品就修,没有就下班,非常自由。他们还能到处走动,玩玩耍耍,工资是我流水线上的两三倍。

我在那个厂里干到年底,积赞了一些钱,回到武汉,学了一些电子技术。后来我就去了上海,又进了一家电子厂,活比较轻松,工资又高,基本上没有离开。

我不为事从不回来,有时春运买不到票,过年我也没有回来。而那些伙计也是一样,有时回来有时没回来。我们总说聚一次,可一年一年下来,总是错过。

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都没见到过老左,只是从朋友们的口中,断断续续的知道他的一些消息。一直到这次,他回到家里,主动来找我,才对那些传闻有了应证。

他这次到老家来,是想批宅基地的。可是现在到处都在建设新农村,他的户口早已迁出,根本就批不到宅基地,而且,也不准买卖了。他在堰头垸,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唉,我曾多次对别人说过,出去了,再也不回来。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不光打了脸,还伤了心,现在,我想回,却回不来了。”

老左扬起了左手,突然向自己的脸上抽来,我起身阻拦,已经来不及了。清脆的啪啪声过后,老左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红印。

“年轻时,我抽了那么多人,都没什么感觉。还是抽自己实在呀。”老左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我赶紧给他上火。他咝地吸了一口,吐出一根长长的烟柱,像一颗子弹,射向了桌上的斑鸠肉。

“来,老左,老规矩,你吃左边的翅膀,我吃右边的翅膀。”我用一只手按住斑鸠的身子,用另一只手去撕扯。斑鸠好像有点没炖烂,我怎么都撕不开。

老左将烟头一丢,用右手按住斑鸠的身子,用左手随意一扯,斑鸠身子断开了。老左拿起左边的翅膀,一把塞到嘴里,狼吞大嚼起来。汁水顺着他两边的嘴角流下来,油腻腻的,他也顾不上擦。

“我日,我结婚那年,让你去,你就是不去。说了,你来来去去所有的费用全都由我包了,深圳就那么不待人见么。那是我一生最大的辉煌,你都不去见证。如今,你见证了我的狼狈,我许诺的那一顿酒肉也没有实现。兄弟啊兄弟,你知不知道,那顿酒席,压轴的就是一大盆斑鸠肉。”

老左的眼睛红了起来。

“莫这样说,兄弟。不管怎样,你随时来,我随时欢迎。虽然没吃着你的婚宴,但那顿酒席早已留在心里。我们还分什么彼此呢,以后,只要你来,我都炖斑鸠你吃。”我又站起身子,给他舀了一碗斑鸠汤。

老左嘴里的骨头渣都不吐,又舀起汤滋滋的喝,并很快沉浸在往事中,絮絮叨叨开来。

原来,老左的姐比我们早一年去了深圳,以女孩的优势,没过多久混得出了头,之后将老左从表哥那儿接了去。当时老左还跟她姐说,怎么不将我一块儿接过去,他姐说那时没有合适的位置,以后有机会再弄。没想到我后来学了电子技术,在上海这边混得很好,他们也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倘若我不来上海,本来还可以与老左在一起共事,也许,深圳会见记我们人生的另外一种结局。

老左有姐姐帮衬,运气好,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在一片混沌中,却干起了读书人的活计,也不知他做过噩梦没有。因了他姐的关系,很得老板的器重。

那几年,深圳果真遍地金灿灿,他挣钱跟捡似的,很快便长得肥腻腻,白白净净。没多久,他姐给他拿主意,在城里买了房,装修得金光闪闪,还顺便讨了个洋气的城里媳妇,像一朵花般勾人。他那次婚宴的费用,听说可以买好几套房子。只可惜,我们几个伙计天南地北,没有一个人到场。

以至于后来,包括现在,老左的心里还有疙瘩。

日子过久了,城里的媳妇显了本性,光长着一副好看的皮囊,搂搂摸摸还腻歪,持起家来,简直不如村口买油条的三妹。在那片热地上,那女人抽烟喝酒打牌,样样精熟,以女儿身做着男人下贱的事。她不光需要老左肥水灌溉,还得寸进尺,大大方方地给老左戴了一顶花色帽子。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时间是试金石,没过上几年,老左的姐也失了势,不得不去向了另一个城市。那女人像长了一副狗鼻子,嗅觉特别灵敏,立马与老左离婚了。她也许是为了让老左一生都记得她,还使了阴招,让老左丢了工作,在深圳寸步难行。老左在那儿有着家,有着房子,却没办法去居住,去停留,只得将房子租给了别人。

如今,老左已在另一个城市,像一只浮萍,只靠着一点房租度日,偶尔打打散工,很少回到老家。现在即使回来,带着一股发达的虚华,却无家可归了。他的老屋早被推平,变成了土地。

而曾经依靠老左获得无限荣光的三亲六戚,有的又扛起锄头,挑起大粪,低着头奔走在田间地头,有的依旧在外面飞黄腾达,荣耀无比。

但不管在哪儿,他们好像都不认识老左了。

老左一边喝着汤,一边抽着烟,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早已被熏得焦黄。不知什么时候,汤碗里的右翅膀也不见了,桌子上连骨头渣都不见。

老左又像与我在广东流浪的那段日子,又黑又瘦,精神萎糜,只有嘴依旧油腻腻的,泛着亮光。

宅基地批不到,老左失望至极,我却无法安慰他。他摇摇晃晃走出门去,我想要扶一扶他,他左手一挥,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还是一副有劲道的铁手。

我大声的朝他喊,“以后常回来,我炖斑鸠肉给你吃。你吃左翅膀,哦,对了,右翅膀也给你吃。”

老左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只是摇晃更厉害。他用左手撑着腰,猛一看,好像腰上长出了一片翅膀。只是,不知道他能够飞到哪里去,他一片翅膀又怎么能够飞起,即使飞起了,他又将在哪儿落地?

现在,我再也没见到老左回来,也许他回来了,而我刚好不在家里。

听到有在他那个城市打工的人说,看到过老左,终日里打牌,而且,牌风相当不好。

曾经有一次,他头天打牌,打到凌晨,赢了八百块。第二天清晨,别人又邀他打,他才输两百就跟别人借。别人赢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连别人旁边看牌的人也骂。

现在,都没人跟他打牌了,他也很少露面。但他一露面,就是出来吃饭,一吃饭,必然要炖一只斑鸠,汤汤水水一大盆。

别看他老得那么厉害,瘦得那么厉害,他还很有手劲,右手按住斑鸠身子,左手轻轻一拉,斑鸠的翅膀就断了,一把塞到嘴里,好像怕别人抢似的。

呵呵,连骨头渣都不吐。

那人说着,大声地笑起来,笑着笑着,一下子吸入了自己吐出的烟,呛得眼泪直流。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也呛得眼泪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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