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们从楼道口冒出来，一高一矮。光线太弱，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两条影子，像两团烟雾似的，模模糊糊飘进了走廊里。那时天色向晚，我陪小鸦在走廊里玩积木。这条走廊暗着，它总是暗着，即便白天也是如此。外面是城中村的黄昏，天南海北的炊烟味在晚风中升起来，与嘈杂声混在一起，从走廊两端的窗口源源不断地渗进来。这是夜晚即将来临的征兆。

这地方叫大浪，原本是龙华的一个村。后来龙华升级，成为深圳的一个新区，大浪也跟着升级为街道办事处。来深圳那天开始，我就待在这个地方，没挪动过，不是有多么喜欢这里，而是习惯了。我住的这栋公寓叫朗日居，有很好的寓意——朗朗乾坤，青天白日。可事实上，它的前身是栋工厂宿舍，里外稍一改造，便成了炙手可热的出租公寓。可在我眼里，它就是栋出租屋，再怎么美其名曰，也遮蔽不掉根深蒂固的城中村气息，鬼知道为什么会取个如此好听的名字。

朗日居一共七层，每层布局一样：一条走廊两边，挂着二十几间房子，大部分是单间，也有些被打通了，并成简易的一房一厅，或者两房一厅。走廊由十几户人家共享，两端各有一个窗口，开得很小，紧贴着邻近房子的墙。这一带都是出租屋，也叫亲嘴楼，楼与楼之间没有多少空隙。光线从间隙中漏下来，再在窗口拐个弯，就成了两团幽光，微弱地悬着，透不过来。

走廊里的路灯早已老旧，是那种声控灯，房东一直舍不得更换，年月长了，感应开关不再灵敏，不用力跺几下脚就亮不起来。可谁会闲得没事就去跺脚呢？当然没有。所以，这条走廊就这么暗着，昼夜并无多大分别。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也习惯了黑暗，就像些蝙蝠，能够凭着声波功能，在幽暗中准确地行动。当然，我也是只蝙蝠。小鸦跟我一样，也是蝙蝠。我们都是蝙蝠。

小鸦是我儿子，今年六岁，唯一的爱好是搭积木。三岁那年，我给他买了第一桶积木。他如获至宝，并且很快就在这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每次看动画片时，见到有感兴趣的图形，他会在脑子里记下来，等动画片放完了，再凭着记忆，用积木将那些图形还原出来。这让我感到惊喜，在这个三岁的孩子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这一生已经无法实现的理想——读大学时，我学的是建筑设计，曾经想当名设计师，可事实上，毕业之后，我从未干过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作。小鸦也许可以将我的梦想继续下去。

从那时起，我就认定，我儿子是个天才，一有时间我就陪他玩积木。这条黑暗的走廊，对我来说，是一种黑暗的视觉环境。对小鸦来说，却是由积木构成的童年。说实话，作为父亲，我感到愧疚。我应该像那样事业有成的家长一样，为小鸦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他有个明亮的童年。但我没能做到。因我的碌碌无为，他只能在这栋叫朗日居的出租屋里出生，成长，一晃就是七年。这里的生活，以及走廊里那种长久的黑暗，就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他的童年里。

作为父亲，这是一种失职。当然，如果非要为自己开脱的话，我也能找到理由——我们之所以不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蓝，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她说了算。两年以前，我们买了房子。首付交出去后，我就着手设计书房。作为一位文字工作者，在深圳十几年，我从未有过自己的书房，这是件很尴尬的事。几千册书就像城墙一样，壮观地在边边角角里码着。我怀疑小鸦爱上搭积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我了的影响。我太想要一间书房了，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买房之后，它离我是如此之近。遗憾的是，马蓝并没有给我实现梦想的机会。交房那天，一拿到钥匙，她立即就找了家房屋中介所，把房子连同我的梦想一起租了出去。我那张设计稿刚一完成，就成了一张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蓝图。

买了房子又不住，那买下来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很愤怒。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穷尽十几年的积蓄，换来的却仍然只是一纸租赁合同。我像只火药桶一样，暴躁地向左蓝提出质问。我们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但左蓝是个理智的女人。我想说的是，对婚姻来说，理智绝对是个褒义词。一个理智的女人，纵然在生活中无多少情趣，但她能让日子变得冷静。她似乎天生就具备一种能力——每当我愤怒或者激动时，她总能找到有效的方法，让我迅速平静下来。她搬过一张椅子，在我面前坐下来，然后扳着手指头，跟我算了笔账。还没等她算完，我的火气就已经消了。

的确，她考虑比我周全。我们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双方父母的瞻养费，水电费，煤气，物业管理费……等等，这一张张账单，就像一堆岌岌可危的肿瘤，咄咄逼人地悬挂在我们生活中。若是再背上房贷，我们就成了两匹名副其实的骆驼，房子一旦断供，将会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我们必须把房子租出去，以房租来抵充月供。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三十五岁，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上班，任项目总监，年薪二十五万。在职业生涯里，这已经是我的巅峰，要想再有所发展，就得辞去工作，自己出来创业。我承认，深圳是座适合创业的城市，可我有自知之明，我压根就不是创业的那块料。我甚至连辞职的勇气都没有。有什么办法呢？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话不是说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我把那张设计稿找出来，揉成一团，连同我的梦想，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看来，一个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梦想，也就只配躺在这样的地方。可是左蓝在扔垃圾的时候，看到了这张设计图纸，又把它捡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平，压在一本书里，说好歹也是个作品，不应该跟垃圾混在一起，她先帮我保存着，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

2.

坦白地说，住在朗日居，也并非一无是处。这条走廊始终暗着。我们就像些远古时期的动物，为了适应环境，视力不断进化。十几年下来，我已具备了在弱光中视物的能力。就比如说这两个人，一进走廊，我就看到他们了。尽管只是两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们走得很慢，就像两只蠕行的软体动物，缓缓向我移来。长的那个影子双手向前伸着，像位盲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抚拭着面前的空气。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初次进入这条走廊的人，都会变成瞎子。

“起来，有人过来了。”我俯下身，拍拍小鸦的肩膀。小鸦“嗯“了一声，没说话，仍然蹲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摆弄着手里的积木。他是个专注的孩子，沉浸于自己的兴趣时，就很难唤醒。

我在地上跺了一脚。灯蓦然亮起，满地的灯光像雪一样，清清朗朗地铺开，走廊里顿时异常明亮。我有点不太适应，脑子里剧烈地晃了一下，眼睛出现片刻的失明，世界黑了。我闭上眼睛，眯了一会，等适应了灯光，再睁眼看时，这两个人已经到了我面前。他们应该是远道而来，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脸上盖着一层疲惫，就像用工笔画出来似的，十分清晰地暴露在灯光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对父子，眉眼之间挂着相。

“你好。”我打了声招呼。

男人没回话，只微微一笑，牵着小孩的手，从那堆积木上跨了过去。路灯再次熄灭，黑暗重新填满走廊。我没有再去跺脚。在这样的环境里住着，我不太喜欢光亮。父子俩一前一后，摸黑往前走着，在一间房子前停了下来。黑暗中“啪哒”一声，细碎的火星溅开，男人把火机拧燃了，一束火苗亮起来，摇晃着，两张脸映在通红的火光里，同时也将一个门牌号码映照出来——707。就在我家隔壁，原来的租户是位民工，在这里住了三年多，我很少碰到他。他一直在修地铁，每天早出晚归。朗日居对他的意义，仅仅只是张床。大部分时间，他像条蚯蚓一样，与工友们一起，没日没夜地扎在地下，挖掘并疏通着这座城市的交通网络。每次坐地铁，我都会想起他。这两年，这座城市的地铁像蛛网一样越结越大，四号线穿越大半个深圳，从皇岗口岸通到龙华，其中就有他的功劳。这几年他修的就是四号线，可是这条线路一通车，他就搬走了。

深圳是座由流动人口构成的城市，与之对应的，是一个庞大的租赁产业，绝大多数的本地人，都靠出租屋活着。因此，朗日居永远不缺租客，尽管条件一般，却总是住满了人。那位民工留在房子里的气息还未散去，这对父子就搬过来了。男人拿出钥匙，借着火光，把门打开。他举着那束火苗，牵着儿子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关上，火苗一晃，不见了，两张脸紧跟着消失在门后。

3.

离朗日居不远，紧临公路，有块菜地，被两位来自湖南的菜农租了下来。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对夫妻，面相上显示着共同的生活和经历。俩口子没有租房，就在菜地边搭个棚子，简单而随意地住着。在我印象中，一年四季，这对夫妻几乎没有休息过。每次经过这块菜地，我总能看到两个低头弯腰的身影，就像两株生机勃勃的植物那样，风雨无阻地扎在地里。他们秋冬两季种蔬菜，春夏两季种草莓。附近的人常来这里买菜，比市场上便宜，也要新鲜得多，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原生态的味道，让人心里踏实。你走到地里，看准哪样蔬菜，他们就当着你的面拔出来，抖掉泥土，也不上秤，凭着多年的经验，估个合适的价，往塑料袋里一装，就是你的了。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你只有接近这些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才知道生活原来还可以过得如此简单。

我很喜欢这对勤劳的夫妻，喜欢他们种的蔬菜。当然，我更喜欢生长草莓的季节，每个日子都是暖暖和和的，天高云淡，没有台风和暴雨的袭扰，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股酸甜味。在这样的季节里，深圳是最好的深圳，大浪也是最好的大浪。你会觉得，在紧张而枯燥的生活中，仍有一片色彩，是那么慷慨、那么大方地向你热情绽放。因此，我们都管这地方叫草莓园。

草莓园的边上，有个公交站台，一趟从大浪始发的高速大巴途经此站。每天早晨，左蓝都会在这里等车。大巴开出大浪后，直接走福龙快速路，中间不再停靠，直达福田区，下车就是左蓝上班的地方。每天早晨，我也会来这里。我坐车的地点在另一边，但我愿意兜上个半圈，先送左蓝上车，再掉头回去，坐小巴走四站路，转地铁四号线去公司上班。下班也是如此，下车后我绕半个圈，在这里接上左蓝，两人一起回家。这一早一晚的同行，是我们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白天都有各自的工作，回到家里之后，则有家务和孩子将我们分开。因此，我很珍惜这样的相处。婚姻中，如果你总是漠视细节，你就永远也不会明白婚姻对于生活的意义。

左蓝上班的地方在八卦岭，那是所特殊学校。在深圳，八卦岭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不到一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却有着深圳最具人气的美食街、深圳最大的印刷包装基地、深圳最大的二手图书市场，以及深圳最早的会展中心。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和领域，就像锅大杂烩一样，融洽地煮在一起，虽带着一丝乱象，但这样的深圳，却更接近于我对一座城市的理解。

在学校里，左蓝教聋哑班的手语。大学里她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选修过手语。她没有当过主持人，这一行竞争太激烈。因此她的主专业一直没能用上，选修的专业，反倒阴差阳错地用上了。她的手语算不上多好，但拿来教一群孩子，却是绰绰有余，收入也还不错，比普通教师高出不少。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左蓝喜欢这份职业。她当初选择当特教，确实是出于收入上的考虑，这点她自己也从不否认，我们需要钱。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物质和金钱是一种永远也无法达到饱和的需求，虽然收入也在涨着，但与物价相比起来，这种涨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这个无钱寸步难行的时代里，左蓝又怎么可能视金钱如粪土？她毕竟是个女人，每天面对的是柴米油盐。只是，除了物质之外，她心里尚存着对职业的热爱。

我曾经以为，汉语是世上最美的语言。直到有一次，我去学校里接左蓝，看到她站在讲台上舞动双手的样子，才改变了这种看法。天啦，你不知道，讲台上的左蓝有多迷人。她面对着一群无声的孩子，手势灵动地变幻着，在空气划出条条优美的弧线，完成与他们的碰撞和交流。在我看来，这已经超越了语言层面，更像是一种优雅的舞蹈，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那时起，手语成了我心中最美的语言。

4.

在朗日居，时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老死不相往来，彼此间缺乏平行的参照和比对，时光也就显得随意和凌乱。一个月以后吧，也许是半个月，我记不确切了。总之，我又见到了这对父子，在草莓园旁边的公交站台上。那天我送左蓝坐车，没等多久，那辆大巴就过来了，准时将她带走。我也想走，却没走成。应该是台风快要来了，一丝凉意在空气中暗暗涌动。这是入秋的迹象。这时节的深圳总是难以捉摸，好端端的天气，雨说下就下起来了。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天地间已是一片滂沱的雨声。我没有出门带伞的习惯，只好留在站台上避雨。

雨天的时间总是那么枯燥。我点了支烟，正抽着，对面有人挥手。我看了看，雨帘后面两条人影，一高一矮。雨下得很大，两张面孔模模糊糊，但我还是将他们辨认出来了，是那对父子。我脑子里闪过那条黑暗的长廊，以及他们在黑暗中步履蹒跚的样子。我挥了下手，回应他的招呼。

男人把小孩扛在肩上，从对面的站台上一步跨下，斜穿马路向我走来。不时有车辆从雨中疾驰而过，轮胎下翻起阵阵水花。我很担心他被车辆碰到。但我有点多虑了。他走到马路中间，从容不迫地跨越隔离栏，就像位特技演员那样，避开交错飞奔的车辆，从大雨中穿了过来。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行为，毕竟横穿马路有损一座城市的文明和秩序，而且很不安全。他对生命缺乏敬意。但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了一种人生哲理——一个人心中若是无畏，眼里便没有障碍。

“是你啊。”我说。

他点了点头，跨上站台，站到我旁边，没说话，脸上带着一丝羞涩和不安，但立马就被从额头挂下来的雨水遮掩住了。我很想跟他聊点什么，告诉他横穿马路的危害。可我只是张了张嘴，没出声。我组织好的那套说辞，就像块坚硬的鱼骨，在喉咙里牢牢卡住，无法表达出来。这是陌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障碍。

他把小孩从肩上放下来，转过身去，撩起衣服的下摆，去擦拭小孩湿淋淋的头发。他的衣服也是湿的，不停地滴着雨水。如此一来，他的擦拭便成为一个略显滑稽且毫无意义的动作——他擦得越勤，小孩的头发就越湿，雨水顺着前额胡乱地淌下来，他那张稚嫩的脸很快就湿透了。可男人全然意识不到，只是焦急地擦着，动作慌乱且笨拙，他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男人徒劳无功地忙了一阵子，才终于发现方式不对。他看了看我，又看看四周，然后果断地把衣服脱了下来，光着上身，露出结实的肌肉。他的身材看上去没有健身爱好者那么均称，却显得更为自然和健康。这种壮实明显是来自体力劳动。他手上的力气，也配得上他的肌肉，那件湿漉漉的衣服，两把就被他绞干了。他把衣服展开，叠成一块毛巾的形状，再次去给小孩擦头。这一次，小孩的头发很快就被擦干了，变得蓬松起来，脸也变得十分干净，就像刚从浴室出来，带着一种童颜才有的光洁和清爽。男人把衣服卷起来，又绞了两把，两只手各提着一只衣袖，哔哔啪啪地往空中甩了几下，又套在了身上。他转过身来，面朝着我。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身材十分高大，背和腰都微微弯着，却仍比我高出半头。据目测，他至少有一米八五以上。

我问他要去哪里。他仍然没有接话，只是在裤兜里摸索着，找出一盒烟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掏出一支，递给我。我晃了晃手里的半截香烟，道了声谢，说正抽着。他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反手把烟送进了自己嘴里，点着火，又回过头去，向小孩比划起来。我瞬间想起了左蓝的那群学生。父子俩是哑巴吗？但他们使用的手语，让人看着不太舒服，动作幅度很大，结合着脸上夸张的表情。跟左蓝的手语比起来，就像是某种偏远地区的方言。不过，他们的这种手语，虽然没有左蓝的那种规范和优雅，却显得简洁和直观，也比较好懂。就连我这个完全不懂手语的人，也能大致揣摩到他向小孩传达的意思——大概是小孩犯了什么错，且与我有关，他要小孩向我检讨。

小孩犹豫了一阵子，才走到我面前。他有点认生，却并不胆怯，身上有股乡间孩子的野性。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下，是块积木。如此一来，我便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积木是小鸦的，我想应该是他在走廊里玩的时候，不小心遗漏了，被这小孩捡到。这是小事，对小鸦来说，多一块少一块，并没什么影响，小孩要是喜欢，可以送给他。

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他表达呢？我大声嚷嚷着，配合手势，向男人比划着，想让他明白我的意思，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我才体会到了一个习惯用嘴巴说话的人在肢体语言上的匮乏。我更加认可左蓝特教老师的身份了。我也许该跟她学点手语，这样的话，面对这对父子，就不至于存在如此大的障碍。可是，就在我手忙脚乱，声音也越来越高时，男人却开口说话了。

“我能听见。“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看了一眼那小孩。“我儿子不能说话，但他也不是哑巴，原来是会说话的，三岁那年生了场病，就成这样了。“他的嗓门压得很低，仿佛生怕儿子听到了似的。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块积木并不是捡的，是偷的。说到“偷”字的时候，他很自然。

“言重了，“我说，”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偷不偷的。“

他感激地看我一眼，说谢谢我的理解，然后问我，能不能帮他也买一套。他的语气中带着恳求，动作却显得有点蛮横，还没等我回答，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数出三百块来，不由分说地拍到了我手里。

”这孩子刚到深圳来，没见过世面，不喜欢出门，我就想给他买样东西在家里玩着，可我转了好些天了，就是没找着。“

“没问题，这个我可以帮你买。”

我说。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男人一边说着谢谢，一边把钱包塞回兜里。

“用不了这么多。“我抽出一百，想退还给他。但他已经把小孩扛在肩上，走下了站台，几个大步，转眼就到了马路中间。他轻松地翻越隔离栏，穿过了马路。

雨渐渐停了，雨后的草莓园绿得发亮，秋天带来的那丝颓败，被雨水冲洗掉了。那对夫妇停止了劳作，双双把手撑在锄把上，就像是各自拄着一根拐杖。两人仰着头，以同样的姿势看着天空，分析气象，以判断大雨是否会卷土重来。我看了看表，八点半，时间紧迫。我得走了。

5.

这天下班，我没去接左蓝。在地铁上，我打了个电话，说下班后有点事，得晚点回家。她没问什么，只“嗯”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掉了。对我的事情，她很少过问。有时我在外面出差，长达一两个月，回到家里，她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就仿佛我一直待在家里，从来就没从她生活中离开过似的。我们结婚十年，从未有过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只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平静。我不知这种平静，是出于她对我的信任，还是压根就不在乎。

出地铁站后，我找了家文体用品店，楼上楼下逛了一圈。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小鸦玩的那款积木。老板告诉我，就剩下最后两桶了，我的运气真是不错，他正想着要当成废品处理掉，我就来了。

“现在的小孩，不是守着电脑，就是抱着手机，玩具不好卖了。”他叹了口气，说科技发展也是把双刃剑，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他说的也许有些道理，但我一刻也不想听这套忧国忧民的理论，一代人有一代的生活方式，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过去。我赶紧把积木买了下来。

回到朗日居，已是晚上。这条走廊依然暗着。它总是暗着，就像个黑色梦境，永恒地萦绕在我们生活中。我刚拐上楼梯，远远地，就看到两条影子，站在707的门口。是那对父子。很显然，他们等候已久，见到我时，就像见到了从远方归来的亲人，满脸期望，目光灼灼地望过来。

我走过去，男人迎上来。小孩还是有些认生，我刚一走近，他就像条件反射似地往后一缩，躲到了父亲的身后，两只眼睛却相当大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积木。我刚想把积木递给男人，小孩却从他身后突然闪了出来，将我手里的那桶积木一把夺了过去，转身跑进了屋里。

“别介意啊，小地方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不懂礼貌。也怪我，没教好。”男人说。

“挺好的。”我说。“男孩子嘛，就是得有点野性。”

“这话没毛病，男孩就得有男孩的样子。”他连连点着头，说现在的男性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尤其是那些男明星，一个个涂着口红，画着眼影，一身的脂粉气，跟女人的区别也就差个变性手术了。“还小鲜肉，堂堂五尺男儿，弄得那么妖娆，跟个娘们似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他的言语有些粗鲁，与他五大三粗的形象，倒是十分吻合。可话糙理不糙，小鲜肉这一类的名词，我也十分反感。男人女性化，确实是审美上的一种扭曲。

“对了，钱没用完。”我把剩下的钱掏出来，退还给他。他连连摆手拒绝，无论如何不肯接，说就当是请我吃饭了。

“两码事，”我把钱拍到他手里。“再说了，这点小忙，也不值一顿饭。”

“兄弟，你这是打我脸。”他把钱又塞了回来。我再往回推时，推不动了，他的力气确实很大。他诚恳地邀请我：“进屋去坐坐？先认个门，远亲不如近邻嘛，挨在一起住着，以后免不了常来常往。”

在朗日居住了这么久，我还从未串过哪家的门。说实话，我还真想进去看看，可是他堵在门口。他的身材十分高大，无形之中让我有种压迫感，同时也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他嘴上在邀请，却并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

“改天吧。“我说。

我嘴上这么说，两条腿却没动，就好像这男人身上有种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歪着脑袋，往屋子里看了一眼。灯光很暗，应该是从对面阳台上漏进来的余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住进去后，屋子的装修和摆设没动过。灯是那位民工留下来的，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对灯光的要求，一个长年在地底下工作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光亮。沙发也是旧的，一边扶手上皮已经的裂开，往外卷着。那个小孩蹲在沙发上，积木已经被他拆开了，他一边往外边掏，一边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脸上挂着干净的笑容。

“不好意思啊。”男人这时才发现自己堵住了门，他笑了一下，赶紧把身体挪开。我也朝他笑笑，进了屋。

6.

房子不大，一室一厅。客厅里一张沙发、一张餐桌、一台饮水机、一个上下两开门的小冰箱。此外就是一个三层的鞋架，挤在门后的角落里，上面有双粉分的女式拖鞋。卧室很小，从门口看进去，只有一张床。由此可以看出，这对父子的生活十分简单。简单到就连这屈指可数的几样家具，也显得有些多余。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鞋架，虽然很不起眼，可我却不时瞄向那里，因为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双女式拖鞋摆在上面，据我观察，屋子里并没有女人生活的痕迹。

“快请坐。“他说。他朝儿子比划了几下，指了指卧室。

小孩把沙发让出来，抱着积木，进到卧室里玩去了。我走到沙发边，坐下来。屋子里有些噪音。这是二十年前的旧改房，电线已经老化，嗡嗡的电流声在空气中振动。一股油烟味从对面的阳台上飘过来。

“我叫秦大同，秦始皇的秦，大同嘛，就是那个产煤的大同。你喝点什么？饮料还是啤酒？”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冰箱前蹲了下来。

“白水吧。“事实上我也喜欢啤酒，但因陌生，我有些矜持。他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我，自己又拿了瓶啤酒出来。他把冰箱门关上，走到我对面，随手抄了条塑料凳子，往屁股底下一塞，坐了下来。他的体型十分高大，一坐下来，那条凳子立马就消失了。如此一来，他看上去就像是在蹲着。

“你也可以叫我老秦，我今年三十八岁，应该比你大很多，你这样子看上去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对了，该怎么称呼？”

“卫鸦，精卫填海的卫，乌鸦的鸦。”我说。“听你的名字，应该是山西人吧。”

“不全是，你猜对一半。”他说。他告诉我，他祖籍山东，在大同出生。他父亲以前在一家国营媒矿工作，是名机械维修工，钳工和电工都是八级。他十岁那年，煤矿不景气，父亲下岗了，在大同活不下去，就带着一家人，又回到了山东老家。在大同时，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叫秦小鲁，回到山东后，父亲又将他的名字改成了秦大同。

“我爹这人啊，书没读过几本，文化人身上的矫情倒是学会了。”他把啤酒瓶举起来，喝了一口。“在大同的时候，总埋怨那地方哪儿哪儿都差，说呼口气出来都是黑色的，远不如绿水青山的山东老家好。等离开大同了，那座他挖了半辈子煤的小城，却成了他朝思暮想的第二故乡。我前后两个名字，都是老头子思乡思来的。”

“很正常，人都是这样，距离产生美。”我喝了口酒。“以前我在家乡时，也从来都不觉得那穷乡僻壤有什么好，离开的时间长了，才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跟外面不同。中国人总是在乡愁里活着。”

“那也得分人，我就没有什么乡愁，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什么家乡不家乡的，在我看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家乡，哪里黄土不埋人啊。唉，扯得有点远了，我可不是话唠啊，来深圳有段时间了，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碰到你，话就有点多。对了，你的名字有点特别。”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你别怪我多嘴啊，在我们山东，乌鸦不是什么好鸟，但你这名字也许还有别的寓意，精卫填海我是知道的，山海经里的故事，你父亲应该是文化人吧？“

“跟文化不挨边，”我说，“就是懒，给我取名字时，到邻居家里去借字典，邻居家没有，他也不想再跑第二家，就顺手拿了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回来，翻到《乌鸦喝水》那篇，觉得这种鸟很有智慧，就是我的名字了。”

“那也是文化，毕竟是从书里来的。你父亲很有意思啊，比我家老头子强。“他说。他跟我聊起了他的父亲，说老头子没什么别的本事，大半辈子都钻在煤矿里，回到山东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时时端着一副国企职工的架子，动不动就喜欢训人。但说到钳工和电工技术，那真的是好，大到汽车轮船，小到一颗螺丝，就没有他弄不了的。就是走得太早，矽肺病，在煤矿上班时落下的，泡在药罐子里好几年，把全部家当熬空的同时，也把母亲活活熬死了。老头子此生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在临走之前的那几年里，把一身的技术传给他了，让他有了这一技之长，虽然发不了财，但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他也是名技工，在老家的一家造船厂上过十几年班。

“那为什么跑深圳来？”我问他。

“都说深圳钱多，就来了。”他往房间里看了一眼，说：“我儿子这个不能说话的病，医生说能治，但我没钱，只好一直拖着。我没想过要发什么财，但作为一位父亲，儿子的病总得治好吧，你是说不是？在老家待着，真是赚不了钱，那家造船厂要死不活的，怎么努力也就是勉强糊个口。”

“他妈妈呢？”我问他。鞋架上摆着的那双女式拖鞋，就像个谜一样，不时吸引着我的好奇。

“什么妈妈？”他愣了一下，就仿佛被打了一拳似的，表情颤了颤，随即在脸上僵住不动。过了好一阵子，他的脸才松驰下来。可他却不说话了。就仿佛一个休止符在我们之间落了下来，屋子里一片沉默。他举着啤酒瓶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只是喝酒，嘴巴像被缝死了似的。

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左蓝总埋怨我，说我没有社交能力，不会察言观色，容易得罪人。她说得一点没错，我从不会看人说话，也不会把握分寸，常常让对方和自己同时陷入莫名的尴尬。好在时间已经不早了，门外不时传来脚步声。那是上夜班的人开始出门。我能听出一种疲惫，从那条黑暗的走廊里，缓缓拖过。我该回去了。趁他没注意，我把买积木剩下的钱掏出来，留在了沙发上。我起身告辞。

7.

有段时间，我与秦大同没有交往。他看见我，总是有意避开。我也不想跟他解释什么。我无非就是说话冒失了点。一言之失，一个大男人，竟如此耿耿于怀，有点过了，这跟他一米八五的身高未免有点不太相称。

但我们毕竟相邻住着，就算是死结，也有解开的一天。我和他重新说话，是因为两个孩子。更准确一点地说，是因为积木。那天我陪小鸦在走廊里玩，突然“吱呀”一声，门开了，一团灯光掉出来，铺进走廊里，将一块地方染亮。然后是一个小孩的脑袋，从门口晃出来，朝我们张望一下，又迅速缩了回去。门旋即关上，灯光消失。

过了一阵子，门又开了。小孩拎着一桶积木，就像是被人推着似的，从门口犹犹豫豫地移了出来。在距我们两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也许他想走得更近一些，却无法突破心理上的安全距离。他拿出一块长方形的东西，展开来铺在了地上。我看了看，是张绿色的瑜伽垫，我立马想起鞋架上的那双女式拖鞋。我有点想不明白，在这个没有女性的家庭里，为何总是出现女人用品。

他把积木倒在垫子上，蹲下来开始玩。我把注意力从小鸦身上移开，转向这个小孩。不知为何，看到别的小孩，我总免不了拿来跟小鸦对比。这也许是所有父亲的通病。我们很少自省，却一生都在检阅自己的孩子。我打量着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孩，他来朗日居还不到两个月，但他显然已经适应了走廊里的黑暗。他的瞳孔呈放大状态，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亮光。住在朗日居的租客，穿过这条黑暗的走廊时，眼睛里都会闪着这样的亮光。

开始的时候，两个小孩各玩各的，谁也不理谁。小鸦保持着一贯的专注，他玩积木时，很少会受到别人的打扰。小孩则是因为矜持，他低着头，目光落在脚边，偶尔把头抬起来，也只是往小鸦那边迅速地瞥上一眼，马上又低了下去，就像是在偷窥。但他匆匆一瞥之间，却把什么都看在了眼里。他不紧不慢地搭着，与小鸦形成默契，保持着一致的节奏。小鸦搭一点，他也跟着搭一点。

初看上去，他搭的东西有点混乱，我不知他想搭什么。但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惊讶地发现，这个不能言语的小孩，似乎有着比小鸦更为出色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他搭出来的，是这条走廊里的全景——一条长形的通道两边，分布着十几个房间，通道的中间，是一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孩的面前，有座正在搭建的城堡。很明显，大人是我，小孩是小鸦。让我意外的是，走廊原本是暗的，但他所用的积木却是一种明亮的黄色，如此一来，他搭建出来的走廊就充满了阳光。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朝他翘起大拇指。他抬起头，回馈给我一个笑容。尽管我不会手语，但我还是努力比划着，向他表达我的意图，我指了指小鸦，又指指那堆积木。他立马就领会到了。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点了点头，把搭建好的东西拆散，和那块瑜伽垫一起，推到了小鸦身边。

小鸦早就想跟他一起玩了，见他过来，立即就把搭好的城堡拆散。他们开始重新搭建，两座一模一样的城堡慢慢出现在走廊里。我站在一旁，感受着两个小孩的天真和欢乐，丝毫也没注意到身后多了个人。直到一支烟递到我面前，我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秦大同也出来了。

我看他一眼，他笑了笑，没说话。但就是这么一个笑容，让我们之间的隔阂顷刻间就消失了。我接过烟，站起来。

“吃过了？”我问他。他点了点头，说：“随便垫巴了两口。”

“进屋坐坐？”他点上烟，把火机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火机，也把烟点上了。我叼着烟，跟他进了屋。

8.

他家里还是那几样家具，摆放的位置也一如既往，未曾挪动过，只是比以前更加凌乱。泡面桶、牛奶盒、塑料包装袋、一次性筷子、吃空了的快餐盒，在地上随意地散落着。茶几上粘满了油渍，显然从来都没有擦过。沙发上乱成一团，漫画书、彩色画笔、毛巾、枕头、零食、小孩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弯弯腰就能解决的事情，他却懒得去收拾一下。

“不好意思啊，家里有点乱。”他笑了笑，说每天上班，力气都在工厂里耗完了，回到家里就只想睡觉。

“男人嘛，很正常，”我说。“带个小孩，不容易。”

说实话，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没认识左蓝之前，我的生活就像一团乱麻，吃穿住行杂乱无章，房子就像个狗窝。我确实是没有时间收拾，那时连走路都会想着工作。职场里的生存环境比工厂更加残酷，这是一座精英泛滥的城市，不拼命就会被淘汰，你在马路边随便捞个人，不是硕士也是本科。

我瞥了一眼角落里的鞋架，那双女式拖鞋还在上面，但我依旧没有发现有女人生活的痕迹。一个有女人生活的家庭，不至于如此的凌乱和乏味。可是不知为何，这双拖鞋总让我有种奇怪的联想——就仿佛有个女人的影子，潜伏在屋子里的某个地方，目光炯炯地窥视着这对父子的生活。

“他叫秦小鲁。”他看了一眼门外，说。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

我点了点头。这确实是有点奇怪。他跟我说过，这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一个名字，来自乡愁满怀的父亲。我说：“你很怀念你父亲吧。”

“人死如灯灭，没什么可怀念的。”他说，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他活着的时候，我都没有好好去尽孝，死了之后，再去说什么怀念，这不可笑吗？“

“你说的也有道理，是有点可笑。“这一瞬间，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虽然健在，但我却很少回去，甚至连电话也很少打。我们总是有各种理由来漠视亲情。我说：“所以才有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老话。”

“欲养已经不错了，很多人养猫、养狗、养情人，就没想过要去养爹养妈。”他猛地抽了口烟，把话和烟雾一起吐出来，说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无义不孝，这辈子就没有好好孝敬过父母，也没好好听过他们的话。他告诉我，之所以给儿子起名秦小鲁，并非缅怀父亲，而是因为这名字曾经是他的一部份，给了儿子之后，他和儿子之间就有了血缘之外的重叠。这种重叠符合他对父子关系的理解——在他看来，儿子不仅仅是血缘的延续，同时也是另一个自己。父亲和儿子之间，除了父子关系之外，还应该是朋友，是兄弟。

这话让我有些触动。初为人父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当初给儿子取名字，我思来想去好些天，最终却在自己的名字中间加了个小字，我叫卫鸦，我儿子就叫卫小鸦。这看起来很荒唐，却绝非草率。我希望两个近似的名字，能让我和儿子之间保持一种心理上的平等。说实话，我很不认可我父亲的教育子式。在我面前，父亲总保持着一种长辈的威严，他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论，对我动辄打骂。父亲的暴力让我的成长就像部问题小说一样，充满着自卑和判逆。如今我人到中年，对儿时的伤痛却依旧无法释怀。我与父亲的关系自然也好不起来，我们之间，就如同领导和被领导者，只有压迫和服从，从未有过心平气和的交流。我不想让这样的经历在小鸦身上重演。我和秦大同一样，希望我和小鸦之间既是父子，也可以像兄弟一样相处。

然而，我虽有这样的想法，行动上却南辕北辙。事实上，除打骂之外，我对小鸦的教育并不比我父亲高明多少。小鸦刚学会走路，左蓝便为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成长计划，就像个冰冷的模具一样，将他的童年安放进去。我尽管心里不愿意，可在左蓝的不断灌输之下，我慢慢抛弃了自己的理念，成为她的同谋，对小鸦严厉有加。可悲的是，这么多年来，我并没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对。这也意味着，我虽对父亲不满，可无形之中却在重蹈他的覆辙。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变相的认可？

“说实话，我不如你。”我说。“在儿子的教育上，我总是想得多，做得少。”

两位父亲之间的共鸣，让我如遇知音。我把话闸子打开了，将我对小鸦的愧疚，在他面前毫无保留地倒了出来。其实这些话我已经憋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倾诉的对象。我当然也有亲朋好友，可是不知为何，在他们面前，我总是习惯端着，以坚强的面目示人。而对着一位不太熟悉的人，我反倒容易将自己打开。对我来说，陌生是块遮羞布，它让我有反省的勇气。

“也不能这么说，出发点都是好的，谁不愿自己的孩子成才？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拿过一只一次性纸杯，接了点水，把烟灰掸在里面，递到我面前。“其实我跟你也差不多，每天都在望子成龙，要不是我儿子不能说话，我一样会对他很严厉。当爹的总是这样，两句话不合就想动手，所以孩子小时候都喜欢粘着妈妈。“

说到这里，他看我一眼，脸上有些不太自然，但很快就调整过来，他用一种轻松的表情，把那丝尴尬遮掩住了。但他也终止了谈话。他盯着那只用一次性水杯做成的烟灰缸，目光不再与我对视。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9.

在我眼中，深圳就是个巨大的母体，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南漂者怀揣梦想，前赴后继地赶来，寄生在这座城市里。十几年以前，我也和他们一样，激情满怀地来到这座城市。那时我眼中的深圳，是块迷人的芳草地。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种植希望和梦想。可十几年过去之后，我的激情和梦想早已像水分一样，在生活中一点点地蒸发殆尽。如今我想到这些南漂者、以及当年的自己时，脑子里只有飞蛾扑火的画面。

朗日居也是个母体，天南海北的租客寄居其间，守着各自的巢穴里，互不往来，每个人都像独行侠一样，保持着一种孤僻而又奇怪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可是我与邻居的交往，却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我们就像些共存于一块电路板上、却互不关联的电子元件，彼此间隔着一层绝缘体，虽咫尺之遥，却无法产生情感上的传导。

秦大同搬来之后，这种真空被打破了。小鸦有了自己的玩伴，抓住了童年的尾巴，欢笑声回荡在走廊里。有他和秦小鲁作为桥梁，我和秦大同渐渐由陌生到熟悉，再由熟悉变得亲近起来。在朗日的这十几年以来，我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邻居。他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

有时我想，左蓝之所以不肯搬离朗日居，是因为住在这里的是个低收入群体。她曾经跟我说过，有他们作为参照，再怎么落魄，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堪。我不认可这种自欺其人的方式，以他人的弱势来获取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不道德。然而，走近秦大同之后，我才发现，事实上，我跟左蓝是一样的人。有他作为比照，我的内心平和多了，觉得生活其实也没那么艰难，我实在没必要有那么多的不满和抱怨。

他的状况称得上糟糕，每天加班加点，一个月下来，也就五六千块钱，除去房租水电、以及必不可少的日常开支之外，便所剩无几。他毕竟待在工厂。深圳的工厂，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生产效率，这意味着深圳也有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员工。在老板眼中，他们就是些工具，与一台机器没什么两样，可以不分昼夜，轮流运转。秦大当然也是台机器。他总是很晚回家，没什么时间照顾秦小鲁。他家里总是备着一箱泡面，冰箱里除啤酒之外，就是面包和牛奶。好在秦小鲁的自理能力很强，早就学会了独立生活，饿了会自己煮泡面，要么就是牛奶和面包，偶尔也会用手机点外卖。在深圳，这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时间就是金钱，每个人都活得分秒必争，很少有人愿意慢下来，把时间花在厨房里。深圳的大街小巷里，与出租车一样多的，是美团的电动车，行色匆匆的外卖员骑在上面，忙碌地穿梭着，准时把一日三餐送到客户手里，以保障他们足不出户的生活。但秦小鲁还是个小孩，过早进入成年人的生活模式，难免让人有些心疼。

有天我下班回家，穿过这条黑暗的走廊，远远地，就看到一团小小的黑影，蹲在门口。我走近一看，是秦小鲁，头低在两腿间，手里端着一桶康师傅泡面，正往嘴里胡乱地扒拉，看上去就像一位被扔在街边的弃儿。我鼻梁一阵发酸，赶紧把他拉起来，带到了家里，让他跟我们一起吃饭。

左蓝嘴里没说什么，脸却不太好看，一直绷着，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抵触。我知道她不是个小气的人，一个小孩，能吃多少呢？无非就是多添副碗筷。她怕的是小鸦会受到秦小鲁的影响。这小孩没上过学，身上确实有不少从老家带来的习惯，比如：吃饭前不洗手、吃饭时偶尔用手抓菜、吃完饭之后不用餐巾纸擦嘴巴、上洗手间不冲洗、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都很正常。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左蓝和我一样，也是来自农村，从小闻着泥巴味长大。秦小鲁身上的这些习惯，她祖祖辈辈都有，我不知她为何会如此反感。

吃完饭，我把秦小鲁送回了隔壁。回家到后，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左蓝走过来，搬条凳子坐在我面前，开始絮叨，说秦小鲁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缺乏教养，这是大人的失职，小孩都这么大了，应该送到学校去的。

我只管专注地盯着书本，任凭她的话像空气一样，从耳边飘过。作为男人，一段婚姻是否持久，除了事业之外，还得看你是否能够忍受女人的唠叨。在这方面，我一向做得不错，当然，也是出于无奈，既然在事业上一无所成，就只有用一副好脾气来弥补。因此，左蓝唠叨时，我从不跟她计较。可是她说着说着，就上升到人格的高度了，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后小鸦最好不要跟秦小鲁在一起玩。

我立马就坐不住了。这话让我想起八岁那年的一件事。我第一次跟父亲去县城，父亲要去办事，便把我寄在一位女同学家里。才进门，这位女主人就问我，怎么不脱鞋？我赶紧把鞋脱掉了。她“唉呀“一声惊叫，像见了瘟疫似的，捏着鼻子仓皇地跳开，让我赶紧把鞋穿上。我知道她嫌弃的原因，农村里的小孩，一年四季都是一双鞋，不穿烂不会更换，难免会有些气味。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不喜欢闻我父亲的脚臭。让我觉得难受的是，她家里有个跟我同龄的小孩，走过来想跟我玩，她却厌恶地皱着眉头，一把就将他从我身边拉走了。她说的就是跟左蓝同样的话：近朱者赫，近墨者黑。因此，当左蓝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间就火了。

“你有完没完？”我把书本合起来，重重地拍在茶几上。“咣当“一声，一只茶杯被书本撞了出去，落在地上碎开。

“你吃错药了吧，好端端的，发什么火。”左蓝走过来，把手摁在我额头上，探了探。“你没发烧吧。”

“发什么烧，你他妈才发烧。” 我把她的手拔开。“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家就一孩子，黑在哪里了？亏你还是个人民教师。”

见我动怒，左蓝不说话了。她有个好处，平日里喜欢施号发令，以一家之主自居。但我偶尔强硬一回时，她会立即就会退步，让我们的矛盾和争吵停止在激发之前。她转身进了厨房，拿了块抹布出来，把茶几上的水擦干，又把地上的碎瓷片也清理掉了。她看我一眼，默默地进了卧室。

待心情平复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点过激了。左蓝虽在言语上有些偏颇，但那也是夫妻之间，她才这么口无遮拦。更何况，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她说得对，秦小鲁是该上学了。

10.

左蓝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尽管看上去，她并不喜欢这对父子，但对秦小鲁上学的事，却一直放在心上。有天下班回家，她告诉我，她们学校里有贫困生政策，学费全免，生活费减半。她问过教导处了，秦大同若是需要，她可以帮忙去申请，到时学校里会派人来做个调查，只要条件符合，秦小鲁就可以上学了。

说话时，左蓝还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但传达出来的却是温情。我不禁为那天的发火感到后悔。

我立马下楼，买了半件啤酒回来，敲秦大同的门。他穿着拖鞋过来，把门打开。我进了屋。他家里变化不小，让我有些意外。灯全部换掉了，墙壁也重新粉刷过，涂料的味道还留在空气中，尚未散尽。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东西的摆放有条不紊。卧室里多了张书桌，桌上有台银色的笔记本电脑。冰箱旁边，还多了台威力牌微波炉。靠近洗手间的地方，用两道屏风隔开，成了一间小厨房，炊具和餐具该有的都有。总算是有点家的样子了。

我的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注意力又落到了那个鞋架上。我突然发现，那双女式拖鞋旁边，多了双棕色的高跟鞋。这时我才明白，这个家里最大的变化，并不是外在的改观，而是多了一股女人的气息。那个潜藏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子，不知何时已经渗透进来，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存在。可我依旧不敢提及这个话题。

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盘菜，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端了过来，又取了两副碗筷。

“地道的山东菜，孩子他妈做的，你别嫌弃。”他开了两瓶啤酒，自己拿一瓶，另一瓶递给我。这一次，他毫无避讳地提到了那个女人。

“孩子他妈？你老婆来了？”我接过他的啤酒，喝了一口。

“不是老婆，只是孩子他妈。”他摇了摇头，很认真地纠正我的措词。“我和她已经离了，现在她又找了个男人。好事，那人比我强，有钱，她过得不错。“

简单地说了几句之后，他又止住了话题。他把啤酒瓶子举过来，跟我碰了一下。尽管我很感兴趣，但也不敢追问下去，我总觉得关于这个女人的话题，在他生命中就是个雷区，不可轻易触碰。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我才想起我此行前来的目的。我找他是为了秦小鲁上学的事。

“我来找你，是想说说孩子的事，”我说，“小鲁该上学了。”

“上学？”他看着我。

“小鲁今年多大？”我问他

“七岁，正月的，过完年就八岁。”

“比小鸦还大一点，小鸦都上二年级了。”

“我也想让他上学，可是他怎么上？话都不能说。”

“我说的是上聋哑学校。”

我向他转达了左蓝的意思，让他不用担心钱的事，可以申请贫困生，免学杂费。在我看来，这是件天大的好事。可还没等我把话说话，一盆冷水就迎头泼了过来。他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了。

“聋哑学校？没那个必要。”他摆了摆手，强行将我的话打断。他说这不是钱的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觉得儿子是个哑巴，只是病了而已，迟早会治好的，一岁不到就会说话了，怎么可能是哑巴呢？况且在看他来，上不上学无所谓，文化是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就活不下去。他举了民国时期的一些例子，很多的文人和学者，连初中都没毕业，照样青史留名。但他还是很感谢我，说我们俩口子都是好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我劝不动他了。我有些遗憾，但也表示理解。也许这正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对儿子的教育，他有自己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有点随意和感性，但这未必就有什么不好。左蓝就十分理性，可是过分的理性，让她在履行家长职责的时候，少了点母亲的味道，她更像是位冷酷的法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以种种人生道理，来对小鸦的一生进行审判。

我不否认，小鸦确实被左蓝教得不错，既乖巧，又懂事，学习成绩也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基本上符合所有家长对小孩的要求。可是，左蓝的那种教育方式，真的就比秦大同好吗?我并不认可。我也有个严父，认为棍棒比所有的谆谆教导都要好使，他的粗暴和武断，让我的童年充满了惶恐和不安。高中毕业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还算过得去的大学。父亲很高兴，在村子里摆了次庆功宴。酒桌上的父亲，就像位凯旋的将军一样，骄傲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儿子是不错，但毫无疑问，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功臣，正是他良好的教育方式，造就了我的成材。父亲的演讲让人感动，可是当我努力回想起他对我的教育时，想来想去，只有一条棍棒在我生活中举着。说实话，如果生命能重来一次，我是倒希望能有个秦大同这样的父亲。

11.

跟秦小鲁玩到一起之后，小鸦的性格开朗多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学会了那种不规则的手语，跟秦小鲁交流起来，居然毫无障碍。在这方面，他比我要强很多。有时在家里，他也会使用手语，跟我和左蓝交流。

左蓝有些警惕，担心长此以往，小鸦会形成思维惯性，失去用嘴巴说话的能力，或者语言能力退化。但小鸦很快便打消了她的顾虑，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比秦小鲁到来之前更加优秀。他拿下了年级朗诵比赛的一等奖，期中考试又考了全班第一名。左蓝的警惕就没有了。对她来说，衡量一个小孩是否优秀，学习成绩永远是最可靠的指标。这一点，她很像我父亲。

在搭积木方面，小鸦也有了很大的长进。他用图形构建的世界，已不再限于动漫和城堡。在秦小鲁的影响下，他学会了怎样用积木去讲述生活、以及书本中的故事。他们常常会商讨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有时俩人协作，一起搭好，但更多时候，是各搭各的，搭好之后，通常会请我做裁判，看谁搭得更好。

我原本以为，小鸦的知识面会广一些，毕竟他上着学。可事实上，小鸦懂的，秦小鲁都懂，甚至小鸦不懂的，秦小鲁也懂。秦小鲁的知识，大多来自电视、网络、手机等渠道。这是一个由数据主导的时代，足不出户，便可以获得一切信息和生活所需。小鸦在这方面确实有所欠缺，他很少接触手机和网络，因为左蓝明令禁止，这点我也表示赞成，对手机和电脑过于依赖，会让一个人逐渐丧失某些行为上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不会说话的小孩面前，小鸦并无优势。

有一次，我出了个题目，让他们两人比赛，看谁先能搭出《狐假虎威》那则寓故事。结果是秦小鲁率先完成。小鸦将森林、老虎、狐狸、百兽等依次搭好，完整地还原了故事里的场景。秦小鲁则在搭好森林之后，只在里面放了只老虎。两个小孩为此产生了争执，小鸦指出秦小鲁有问题，搭得不完整。秦小鲁却觉得自己是对的，他认为老虎一出来，森林里就不可能再有别的动物。

我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两个小孩成长的环境不同，对世界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小鸦的经验来自课本，他建立故事的基础，是文学的隐喻和想象。秦小鲁的故事，则来自他在电视里看过的《动物世界》，他的认知逻辑里，遵循着一套真实的丛林规则。在现实与寓言之间，我实在无法作出评判，最后我给他们都打了一百分。

12.

不知不觉间，深圳进入冬季。草莓园仍然绿着，只是长的不是草莓，而是些时令蔬菜。萝卜、白菜、上海青、筒篙、芫荽、芹菜、空心菜，该有的都有，一垄垄整齐地排开来，蓬蓬勃勃地长在地里，焕发着旺盛的生机。这就是深圳，即便是冬季，也适合万物生长。与之相对应的，是四季也不太分明，冷热交替总是暗暗进行，了无痕迹。我之所以能感受到冬天的气息，是因为那对勤劳的夫妻，他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就像两尊雕塑一样，以永恒的姿势弯在地里，头顶冒着丝丝热气。

小鸦和秦小鲁的关系越来越好了，俩人成天呆一起，几乎达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左蓝也接受了秦小鲁。她毕竟是位人民教师，十几年的职业生涯，让她养成了好为人师的习惯。闲下来的时候，她会把秦小鲁叫到身边，教他认字，顺便纠正他不规范的手语。秦小鲁是个聪明的孩子，一点就通，不久之后，他就能进行简单的阅读，手语也和左蓝一样的规范和优秀了，同时他还改掉了许多以前的习惯，变得就像小鸦那样，在她面前循规蹈矩。这让左蓝很有成就感，就仿佛一个无可救药的差等生，在她的调教下实现了逆袭。

两个小孩总是在走廊里玩，我有点于心不忍。走廊里光线太暗，我说过，它总是暗着。在我心里，我欠小鸦一个明亮的童年。我决定把家里的阳台改造一下，该扔的东西扔掉，再做几个架子，把那些绿色植物和盆景挂到墙上去，这样的话，阳台就可以空出来，成为两个小孩搭积木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并非难事，毕竟跟我的专业多少有些关系。

说到专业，我有些汗颜。在我父亲的规划里，这辈子我会成为一位牛逼的建筑设计师，最次也得是个富甲一方的包工头。然而我并没有按着父亲的意图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大学还没毕业，我就爱上了文学，毕业之后，我遵从内心，成为一名清贫的文字工作者。如此一来，我的四年所学，就只能尘封在父亲的想象里了。当然，对于设计书房，以及改造阳台这类的小事，我还是游刃有余的。我唯一的顾虑是左蓝。她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我才经常把小鸦带到外面去玩。让我意外的是，当我带着几分忐忑，把这个计划说出来之后，她一口就答应了，并且抱怨我的疏忽，说作为小鸦的父亲，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事了。看来夫妻之间，沟通真的很重要。

周末那天，我一早起来，就开始动工。家里叮叮当当地响着，左蓝无法备课，但也不愿让时间荒废，便把秦小鲁叫到家里，给他上课。上次比赛之后，小鸦不服我的判决，又跑去找左蓝做裁判。左蓝以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思维一口断定：小鸦是对的，秦小鲁的思维方式不但错误，而且危险，一个小孩不该崇尚丛林规则，必须及时扭转过来。因此，这次左蓝讲的是那则《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

左蓝的确是位好的特教老师，再难懂的课文，也能被她用手语讲解得深入浅出。秦小鲁也是位聪明的学生，接受能力很强。左蓝给他上课时，效果总是很好，她教得轻松，秦小鲁学起来也轻松。但这堂课只上到一半，就被打断了。是两只高跟鞋的声音，笃笃笃笃地敲在走廊里。

“有人来了。”左蓝放下课本，让我出去看看，她断定来的是个陌生女人。在朗日居，这一点很容易判断。这栋出租屋里，住着形形色色的租客，职业也形形色色，但大多数的人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工作性质普遍偏向体力劳动。因此，住在这里的女性，很少有穿高跟鞋的。

我放下手里的事情，来到门外。远远地就看到一团黑影，带着一束白亮的光，从走廊的那一头，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缓缓地移了过来。到了707的门口，她停下来，将那束亮光晃到门上。门锁被照亮的同时，一张女人的脸也出现在光亮里。她的肤色看上去很白，也很光洁，与这条走廊的黑暗，以及朗日居的环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她敲了几下门，又叫了两声秦大同，见无人回应，便摸索着从包里掏出钥匙，打算开门。

“秦大同不在家，加班去了。”我说。

她看我一眼，把钥匙收进包里，移步到我面前。

“秦小鲁在你家吗？” 她问我。

“在。”我点了点头。”你是她妈妈吧。“

“是。”她看着我，目光毫无顾忌地盯过来，直勾勾地落在我脸上。我心里一阵摇晃。坦白地讲，女人确实称得上漂亮。也不知是怎么长的，身材像北方女子，既修长又均称，面容却透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和秀气。她看上去最多也就三十出头，比秦大同年轻了许多。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怎么看都不般配。我不喜欢以貌取人，但一个人的长相有时也是种暗示，往往会与命运产生关联。

“我可以进来吗？”她问我，语气里有股征求的意味。但很快我就发现，她的征求只是客套性的，因为还没等我回答，她已经擦着我的身体，强行挤了进来。我面前飘过一股浓重的香水味。

女人走到秦小鲁面前，先是说了几句山东话，想了想，又改为手语跟他交流。她的手语还算流利，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母亲，她在秦小鲁的生命中，并没有留下太长时间的空白。她想带秦小鲁出去玩，可秦小鲁不太愿意。他埋着头，目光落在那堆积木上。女人耐着性子哄了一阵子，很快就失去了耐心。她弯腰下去，将秦小鲁一把捞了起来，拽着他的手。很明显，她是个脾气不好的女人，在我和左蓝注视下，丝毫也不克制自己的粗暴。她就像对待一只不肯听话的宠物那样，把秦小鲁从我家里强行牵了出去。

13.

自那以后，朗日居多了一双高跟鞋的声音，这是女人到来的信号。每个周末，两只高跟鞋都会出现，笃笃笃地敲上楼梯，再笃笃笃地敲进走廊，最后敲进秦大同家里。女人停留的时间不是很有规律，有时只待三五分钟，把带给秦小鲁的东西放下，就匆匆离去；有时她又会待上好几个小时，先带秦小鲁出去，到附近的游乐场，或者商场逛一圈，买些零食和生活必需品回来，再回到家里，在厨房里忙碌一阵子，给父子俩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

有时我会恍惚觉得，秦大同与这女人并没有离婚，因为这一家三口聚在一起时，分明有种过日子的味道。当然，她从不过夜。并且女人尽管常来，却与朗日居格格不入。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走路时，她总是夸张地皱着眉头，拿块纸巾遮住鼻子，脸上带着嫌弃的表情，就好像这里的空气中充满有害细菌。她也无法适应这里的黑暗，穿过走廊时，总是举着手机，把一束亮光照在脚边。

左蓝看不惯这个女人，说她有点做作，而且看上去不太正经。小鸦也不喜欢她，因为她一旦到来，他跟秦小鲁一起玩的时间就会被剥夺。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与母子俩站在同一阵线，因为我对她并不反感，也许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一个漂亮的女人，是很难让男人产生反感的。更何况，女人的出现，让秦小鲁改变了不少。小孩的脸就是面镜子，能将内心的变化映照出来。从开始的抗拒，到接受，再到对母爱的依赖，从他脸上，我看到一位妈妈重返儿子生活的轨迹。

秦小鲁玩积木的内容也有了变化，他越来越喜欢拉着小鸦，用积木去展示各自的家庭状况。小鸦搭出来的“家”一成不变，总是一家三口，我和左蓝站在两边，他在中间，形成亲密而又稳固的家庭结构。秦小鲁的“家”却在不断变化。起初的时候，他搭的也是一家三口，只是他与秦大同靠得很近，而那女人的位置，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不久之后，他把女人也放近了，一家三口在积木中的站位，就跟小鸦搭出来的一模一样。让我惊讶的是，到了后来，他的家庭成员竟变成了四位——三个大人加一个小孩。多出来的这个人是谁，我无论如何猜不出来。

有次我下楼买烟，在小卖部的门口，看到一辆银色的奔驰停在路边。一个穿黑色皮西装的男人坐在车里，年龄约摸四十上下。我看了看，男人长得还算周正，脸上透着一种从容和富态。他靠在座椅上，头一歪一歪地打着盹，偶尔惊醒，便抬起头来，朝朗日居的方向张望几眼。

过了一会，女人下来了。男人赶紧坐直，把安全带扣上。女人走到车旁，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位上，把后视镜扳向自己，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脸上的妆容。我立马就明白了，这就是秦小鲁积木中多出来的那个男人。很显然，他与秦小鲁已有过接触，且不止一次，所以才给他留下了家人的印象。这很正常，大人与小孩之间，很容易建立起亲近关系，也许买几次零食就够了。

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个女人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能在前夫和现任之间游刃有余，保持着一种奇怪的融洽。她总是笑眯眯地来，又笑眯眯地走。秦大同也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就好像他们的婚姻关系从未结束一样。而她现任的这位丈夫，面对刚从前夫家里走出来的妻子，也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回到家后，我跟左蓝说了这事。左蓝一口断定，说想都不用想，就是露水夫妻，长久不了，有利用价值时，就在一起，一旦没有利用价值了，马上各奔东西。如今这个时代，这样的短期组合多了去了，有些女人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管，就算是头猪也会跟着。她还算是有点良心的了，最起码心里还有孩子。说完之后，她郑重提醒我：“最好避着她点，不要跟她有什么来往，这人有点乱。“

我明白左蓝的意思，在她眼里，我就像小鸦一样，智商和情商永远都处于正在发育和进步的阶段。仔细想想，我也确实是个没什么心机的男人，很容易上当受骗。有时我在街上走着，会碰到一些背着孩子的妇女，满脸窘迫，却堂而皇之地向我讨钱，说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让我行行好，给点钱她去吃顿饭。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骗局，因为她们的演技确实不怎么样。但我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不假思索地往外掏钱。

左蓝为此没少数落过我，说我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有些善良只会让她们变得更加贪婪。她说得也许有些道理，但我认为人间百态，都自有存在的道理，没必要那么较真。真正衣食无忧的人，谁也不愿意出来行骗，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再说了，十几二十块钱，对我来说并不多，只要代表的那份善意是真的，就足够了。

14.

小鸦是个不好动的孩子，除了上学之外，他很少离开朗日居，要么宅在家里，要么在走廊里玩他的积木。这是左蓝培养的结果。在她眼里，孩子就像她的一样器官，恨不得片刻不离地装在身体里，一旦离开她的视线，便没有安全感。

与秦小鲁玩在一起之后，小鸦的活动范围才大了一些。两个小孩有时会下楼，去小卖部买零食，或者去附近的巷子里溜旱冰，玩滑板。左蓝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没有反对。她当然知道，小孩偶尔出去走走，比总待在家里健康。她只向小鸦提了一个要求：必须随身带着小天才手表。这样的话，从手机里，她就可以监控距离，只要小鸦离她超过两百米，她立马就会打电话，这是她心理安全的底限。

有天中午，两个小孩下楼玩去了，我在阳台上看书。对朗日居来说，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亲嘴楼之间，只有在正午时分，太阳垂直挂到天空，才有一线阳光从楼与楼的间隙中吝啬地落下来。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深圳的冬季有些奇怪，气温不低，总在十摄氏度左右徘徊，但因为潮湿，反倒比北方的冬天让人难受，阴冷的感觉总是贴在身上，就像件湿透了的衣服，怎么也暖不起来，让人直想甩掉。阳光下来后，会将阴冷驱散不少，这时隐隐可见到阳台上流淌的一丝暖意。

我看了一会书，困意袭来了，便闭上眼晴，把书蒙在脸上，享受这短暂而珍贵的温暖时光。刚刚入睡，门突然被撞开。我瞬间惊醒。小鸦气喘吁吁地进来，跑到阳台上，一把拽住我的衣袖，慌慌张张地就将我往外拉，说那个坏女人把秦小鲁抱走了。

“什么坏女人？”我问他。我被他弄得有点紧张，脑子瞬间混乱。但我冷静一阵子之后，随即就猜出他说的是谁了。坏女人的称呼，是左蓝言传身教的结果。她对那女人的印象一直不好，并将这种印象灌输给了小鸦。当然，我也没少受到影响，总觉得那女人不太靠谱。我把书扔在椅子上，追了出去。刚到楼梯口，秦大同上来了，我俩面对面碰上，差点撞到一起。

“什么事这么急？”他问我。

“出事了，”我说，“你快去追，你前妻把秦小鲁带走了。”

“就这事？看把你紧张成这样。”他笑了笑。“是我让她带走的，孩子我给她了。”

“什么意思？”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孩子我给她了。“他微笑着重申了一遍，一脸的平静，就仿佛女人带走的不是孩子，而是一样对他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紧张实在是有点多余了。母亲带走儿子，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子跟着母亲，也没什么不妥，甚至比跟着父亲更好。我想不明白的是，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为何如此草率，说给她就给她了。我见过不少离婚的夫妻，为了小孩的监护权，争得头破血流。

“没事，回吧。”他说。他推着我往回走，到了家门口时，又拉住我，说家里有好酒，要不要一起喝点。

我跟他进了屋。他从卧室里拿了瓶茅台出来，说是孩子他妈带过来的，一共两瓶，本来想卖掉，到楼下的小卖部一问，老板只出一百块钱一瓶，不划算，想想还是自己喝掉算了。他把酒打开，倒了两杯。冰箱里没菜，他进厨房找了一会，拿了包花生米出来，拆开来倒在盘子里。我也是好酒之人，但这时却不想跟他喝，即便是茅台，我也没多大兴趣。我只想弄清楚秦小鲁是怎么回事。

“孩子给她，你是怎么想的？就为了两瓶酒？”我说。我有点激动，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语气。

“你别激动，这事跟酒没关系。“他喝了口酒，抓起两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咯吱咯吱地咀嚼着。“那男人有钱，孩子跟着她，比跟着我要好，他的病得治。再说了，我天天上班，也真是没时间照顾他，这个你应该知道。”

“孩子你带得不错，不比别的小孩差。”我说。“你不也在攒钱吗？“

“那得攒到猴年马月了，这病拖一天，就耽误一天，人一辈子加起来也不过三万天，我怎能不着急？不能再等了。”他说。他的嘴唇有些哆嗦。他总是这样，语速快了嘴唇就会哆嗦。我也一样，不善言谈的人，大抵都有这样的毛病。

“那男的愿意？”我问他。

“当然愿意，这事就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他喜欢孩子，这个我看得出来。有钱人也不全是坏人，对吧？”

“坏不坏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事情应该没这么简单。”我说。

尽管也我也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总是多于丑恶，但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排除对这件事情的疑虑。那男人我见过一面，年纪不大，又有钱，若不是脑子有病，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去接受一个别人的孩子，况且秦小鲁还有病在身。

“你想多了，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孩子过去之后得管他叫爹。”

“自己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你就没什么想法？”

“想法？我都活成这鸟样了，还能有什么想法？”他努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复杂和纠结。他的目光越来越迷离，一股湿意在眼眶里慢慢积蓄。他想忍，没忍住，一颗眼泪掉了出来。他赶紧别过头去，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又回过头来，看着我。他说：“现在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点治好孩子的病。只要孩子能开口说话，别说叫他爹，你让我叫他爹都行。”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看了看杯中的酒，一口也没喝。我实在是喝不下去。骨气这东西，跟外表没什么关系。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身上散发着一股子北方汉子的硬气。可是，这番话一出来，这个一米八五的男人就像缩水似的，在我面前瞬间成了个矮子。我放下杯子，起身告辞。

15.

秦小鲁走后，开始那几天，小鸦很不适应，就像病了一样，整天恹恹的，一天到晚不肯出门，也不说话，就连他最爱的积木，也懒得去动一下。看得出来，这份来之不易的友情，在他心里的份量，比我想象中的远要重要。但他毕竟是个小孩，情感建立起来很快，遗忘掉也很快。几天之后，当他抱着积木，走到阳台上开始一个人搭建时，我就知道，他已经习惯了独处。

秦大同还是那样忙碌，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在走廊里碰到，我向他打听秦小鲁的情况。他总是说好，很好，比跟他在一起要好多了。我若是问得具体一点，比如说：小孩在那边习惯吗？那男人对他好不好，等等。他就面露尴尬，不知如何回答了。他也确实是不清楚那边的情况。秦小鲁走后，便再也没回来过。这是那男人的意思，毕竟是两家人了，能不见面，就最好不要见面。

在我看来，这不合情理，怎么说也是骨肉之情，哪能断得这么干脆？他说这没什么，不见就不见，又不会少块肉。在他眼里，除了孩子的病，一切都不算个事。但他越是装得若无其事，我就越是担心。因为他尽管表面平静，内心的痛苦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喝酒的次数明显增多了，也不找我陪，总是把自己闷在家里，一个人默默地喝。这条黑暗的走廊里，总是弥漫着他的酒气。

但不管怎样，日子还是得过，时间从来都不会为了悲欢离合而停留。转眼间就到了年底，深圳瞬间成为一座空城。这是移民城市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千多万人口中，有八成的人拿着居住证。这意味着他们身在深圳，根却扎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他们构成了春运的主体，每年一到春节，就像些候鸟一样，在深圳和故乡之间，进行一次短暂而仓促的迁徙。无论车票如何紧张，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搞到手里，把自己塞进火车，或者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地离开深圳，奔向家乡，等过完了年，再风尘仆仆地回来。

我也是千万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十几年的青春年华，也没能换来这座城市的户口本。但我却很少回家过年。左蓝有密集恐惧症，无论如何不会陪我去挤春运。非典那年，她还是个大四的学生，在广州实习。疫情一来，珠三角一片混乱，所有人都争着往家乡跑。左蓝也想跑，没跑成。火车站乱得不成样子，密密麻麻全是人，她根本挤不进去，退出来时，不小心被挤倒，立马就有一堆混乱的鞋底板盖过来，差点把她踩死。此后只要到了人多的地方，她就惶恐不安。

秦大同也留在深圳。秦小鲁走后，就剩下他孤身一人。我知道那种遗弃般的孤独感。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初到深圳那年，我没回家过年，除夕那晚，看着一座空荡荡的城市，内心顿时被荒凉包围。那时我就觉得，世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回到故乡的怀抱。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老家过年。他淡淡一笑，说，老家？父母都不在了，哪来的老家啊，就剩一破房子了，迟早也会卖掉，他早就四海为家了。现在是儿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送秦小鲁走的时候，他跟那男人商量过，平时不见面可以，但过年无论如何得把小孩送过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就只要这么一天。这要求很卑微，于情于理，男人都会答应，大年三十那天，女人会把孩子送过来。我想，这才是他留在深圳的原因。

放年假的前两天，秦大同跟往常一样，蒙头睡觉。他确实是累了，以前在家乡工作，上班基本就是点个卯，有事的时候草草应付一下，没事就找几个人在车间里打牌，反正干多干少都是那份工资。来了深圳才知道什么叫工作，没日没夜的，就像张弓，一直绷着，每到放假，整个人松下来，脑子里能想到的就只有被子和床了。他得趁着春节这个长假，把一年的觉补回来。

可是两天之后，他就睡不踏实了。第三天，他早早起来，天没亮就开始忙碌。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一架梯子，把走廊里所有的路灯排查了一遍，好的留着，坏的换掉，感应开关也全部换成了新的，站在走廊里说句话，就能让灯亮起来。他说既然是过年，不管在哪里，都得亮亮堂堂地过。排查完走廊里的路灯后，他又从自己家里接了两根电线出来，挂在门口，装上两盏节能灯，开关一按，这条黑暗的走廊顿时明亮起来。

这让我很不习惯。十几年来，这条走廊都是这样暗着。我说过，它总是暗着，就像道帘子，挂在我们生活中，遮挡着我们的潦倒和窘迫。现在陡然揭开了，一切都暴露在灯光之下，走步路都会感到拘谨，就仿佛有很多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光亮中我审视这条走廊。墙上脱落的涂料、天花板的上裂纹、地板上破损的瓷砖、每个细节都清清楚楚，纤毫毕现。可我却觉得并不真实，因为它与我记忆的那条走廊差产生了明显的位移和反差。如此看来，对于习惯了黑暗的人来说，这种亮亮堂堂的日子，未必就真的有那么好。

16.

大年三十那天，秦大同一大早就去了超市，结果转了半天，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他第一次在深圳过年，不清楚这座城市在春节期间的状况。年前年后，菜市场不会开张，留下来过年的人都有囤积物品的习惯。超市虽不打烊，但肉类和蔬菜早被抢购一空。秦大同跑了好几家超市，连菜叶子都没买到一片。我在走廊里碰到他，他一脸的沮丧。

“这下好了，儿子过来，只能陪着我喝西北风。”他说。他缩着脖子，不停地搓着双手，仿佛怕冷似的。

我让他别着急，等孩子过来了，两家可以拼在一起过年。在深圳，这也是常有的事，都是些离家在外的人，当你在电视里看到万家团圆，人们把春节过得红红火火，而这座城市却冷冷清清时，你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抱团取暖，这样的时刻，身边多个人就多分温暖，同时也多分热闹。

可是他拒绝了，说这不合适。我知道他顾忌的是什么。他跟左蓝之间，虽无矛盾发生，却始终有层隔阂。他有点怕左蓝。事实上不止是他，不熟悉的她人都有些怕。也许是在课堂上给出了太多的笑脸，到了生活中，左蓝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让人有点难以接近。这没什么。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她这样的性格，看似带刺，其实外冷内热。而当一个人过于平易近人，和蔼到让你没有任何提防时，你反倒要小心了。

回到家里，我把秦大同的情况跟左蓝说了一下。她二话不说，立即打开冰箱，挑了一些菜出来，让我送过去。一块羊肉，一块五花肉，半只鸡，一条鱼，再加一些蔬菜，东西虽然不多，但也不至于让他家的饭桌在大年夜里空着。父子俩可以烫个火锅，包顿饺子，再蒸条鱼，把年夜饭一吃，就算是年年有余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收下了一块五花肉，一颗白菜，剩下的退回给我，说就两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给儿子包顿饺子就可以了。这年头又不缺吃少穿，天天都是好日子，现在过年，说白了就是个仪式。

下午的时候，他去花市转了一趟，买了两副春联回来，在两家的门口各贴了一副。如此一来，还真有点过年的意思了。灯光下，两副对联红艳艳的，让整层楼都洋溢着一股喜庆的味道，同时也烘托着他内心的喜悦。马上就可以见到儿子了，他确实是很高兴。他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却也难掩兴奋，脸上满满的全是笑，看上就像只盛满喜悦的容器，仿佛随时会溢出来似的。

小鸦也很高兴，有些日子没跟秦小鲁一起玩了，见到他的渴望也就格外强烈。他隔段时间就去隔壁打听一下，但每次都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归。到了傍晚，这座寂静的城市开始有了动静。深圳明文禁止燃放鞭炮和烟花，但还是有人偷摸着放，不时有鞭炮稀稀疏疏地炸响，偶尔也有焰火冲天而起，在清冷的夜空里绽放。天完全黑下来了，秦小鲁还没来。小鸦有点着急，便拉着我，到秦大同家里去等。

他刚冲过凉，头发还是湿的。过年的准备已经做好了，家里收拾得很整洁，饺子也已经包好，一圈圈码在盘子里，等着下锅。他拿了半瓶酒出来，让我陪他喝点。我们就着一盘花生米，一边喝，一边聊些在老家过年的习俗。小鸦在一旁听着，也不觉得枯燥。可是酒快要喝完了，秦小鲁还是没来。小鸦终于坚持不住了，靠在沙发上，慢慢打起了盹。我也坐不住了。我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

他把酒杯放下，拿出手机，拔了个电话。响了一阵子，没人接。再打，就成了忙音，手机关机了。他又拔打那个男人的电话，提示是空号。

“不会出什么事吧？”他瞬间紧张起来。

“别多想。”我说，“可能她把这事给忘了。”

“不能忘，前段时间才通电话来着，说得好好的。“

“那就是在敷衍你，也许她根本就没想过要送小孩过来，毕竟那边有个家。“

“你的意思是，她骗我？“

“她骗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我说

“这不可能，你别这么说她，她是个好女人。“他的语气异常坚定。我看得出来，尽管婚姻已经破裂，但女人在他心中的印象依然不错，他对她保持着绝对的信任。他又拔了好几遍电话，还是关机。他叹了口气，把手机掷在茶几上。这时左蓝在隔壁叫我，我看了下表，八点半，该回家吃年夜饭了。

我从沙发上抱起小鸦，向他告辞。这时他才焦灼起来，意识到似乎有点不对劲。他说，我得出去一趟，去那边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一边说，一边仓促地抓起手机，跟在我后面出来，鞋也没换，趿着两只拖鞋，慌慌张张地就跑下了楼。

17.

春节一过，回乡过年的人陆续返回深圳。他们一回来，这座空荡的城市就像发酵一般，立马被人流填满，变得膨胀起来。热热闹闹的日子又开始了。初八那天，我们公司开工。要想发，赶初八，在深圳，这几乎是所有公司的惯例，年年都是如此。出门上班之前，左蓝塞了个红包在我手里，让我到隔壁去给秦大同拜个年。这是广东的习俗，春节期间，熟人见面会给个红包，广东人叫“利士”，十块二十块的，图个吉利。

他家的门关着，屋子里很安静。他还没起床。我站在门外，敲了好几次门，才听到一双拖鞋从卧室里出来，慢慢腾腾地拖到门口。吱呀”一声，门开了，一股霉气扑出来，然后是一张憔悴不堪的脸。

他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头发乱七八糟，脸应该有好些天没洗过，邋里邋遢的，表情似乎都僵住了。胡子也是杂乱地长着，把两腮和下巴完全盖住。短短几天不见，他瘦了很多，那个一米八五的壮硕汉子，就像被蒸发了一样，成为一根修长的竹杆，衣服空荡荡地挑在身上。

我递了个红包给他。他接过去，扔在沙发上，指了指饮水机，意思是我要是渴了，就自己倒水喝。然后他走到沙发边，像团泥巴一样，软绵绵地瘫在了沙发里，就仿佛全身的骨头都散了，已经没有力气将身体支撑起来。

“怎么回事？”我问他。

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不看我，也不说话。

“到底怎么回事？”我又问他。他还是不说话，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就仿佛垂死之人，精气神已经泄去，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有些着急，走到沙发边，抓住他的胳膊，用力一拽。他轻飘飘的，就像个纸人一样，被我很轻松地拎了起来。我一松手，他又软绵绵地瘫了回去。但他总算是开口说话了，却也只说了半句。

“***，报应啊……”他的嘴唇哆着，话到了嗓子里，就像被噎住了似的，突然间又停住。看得出来，他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有些事情让他难以启齿。他用手使劲揪住自己的头发，就好像脑袋里有个什么秘密，拼命想揪出来似的。

我从饮水机里倒了杯水，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立马扑到沙发边，抖动肩膀猛烈地咳嗽起来。他喝得太急，被呛住了。也许是因为受了刺激，等咳嗽止住之后，他反倒变得精神了一些，脸上总算是有了生气。

“兄弟，这事我得跟你吐出来，再不吐出来，我他妈就要疯掉了。”他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几秒，以确定我是否有倾听的欲望。

“你慢慢说。”我拍拍他的肩膀，在他身边坐下来。

“小鲁没了。”他说。

“什么没了？你别吓我。”我腾地一下站起来。

“你别那么紧张，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说，“你先坐下来，听我慢慢说。”

我又坐了下来。

“没了，一切都他妈没了……老婆没了，儿子也没了……这不怪她，是我自找的……”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脑子明显有些混乱，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过了好了一阵子，嘴巴才顺畅起来。他告诉我，他和前妻离婚，其实是个骗局，在老家就设计好了。女人到深圳之后，找个有钱的男人，把小孩接过去。等小孩的病好了，就把婚离掉，再回山东去复婚。事情的进展很顺利，几乎是按着他的想法，一步不差地完成。女人长得不错，深圳有钱人也多，她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那个男人，然后把孩子接过去了，病也治好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女人的心会变，在那个男人身上回不来了。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秦小鲁没过来，他跑过去找她，想问个明白，到了那里才知道，她和那男人早就带着孩子搬走了，也不知去了哪里。就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弄假成真，他才是被套中的那个人。

“你没报警吗？”我问他。

“报警？报警有用吗？人家是合法夫妻，她是孩子的亲妈，一家三口，堂堂正正，爱去哪就去哪，我报什么警？”

“这倒是。”我说，“但你也别灰心，慢慢找，总会找到的，不急在这一时。“

“上哪去找啊，深圳那么大，只要她想躲你，你就永远也找不着。再说了，即使找到了又能怎样？人可以找回来，心没法找回。但不管怎么样，小鲁的病是治好了，他又能说话了，这终究是件好事，你说是不是？“他重重地松了口气。这些事情说出之来后，他仿佛卸去几百斤重担似的，轻松了许多。

我愣住了，脑子里一时转不过弯。眼前这个一米八五的男人，可以说他落魄、粗糙、隐忍，甚至可以说他有点窝囊，但我却从未想过，他会与骗子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回过神来。但我对他没有任何的鄙夷，也不觉得这个骗局有多么可憎。我对他只有同情。因为这个骗局的背后，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这种爱沉重到让他可以不顾一切，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那种看似光明，实则致命的诱惑。

“我陪你喝点吧。“我说。

“改天吧，今天我不想喝。“他摇了摇头，脸上一副恹恹的表情。将这些话吐出来后，他便再无与我交谈的欲望。看他的样子，他已经有点逐客的意思了。我只好从他家里离开。他从沙发上站起来，送我到门口。关上门之前，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闪过一丝凄凉的笑容。我心里一晃，涌起一种不祥之感，总觉得他的笑容里，隐隐有种诀别的意味。

18.

第二天下午，我下班回来，看到房东，在秦大同的门口，像只陀螺一样，焦灼而又愤怒地转着圈子。她是个懒陋的胖子，平时基本见不着她的人，到了收房租的日子，才会准时出现。见我回来，她停了止转圈。

“这人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病啊?”她暴躁地问我，就好像是我欠了她的房租一样。她说她已经敲了半天门了，没人来开，打电话也不接，铃声却在屋子里响着。

我拿出手机，试着拔打了一下，一段山东快板在屋子里响起来，确实是他的手机铃声。我挂掉电话，敲了几下门，没反应，便换成拳头，在门上用力擂打，依然是毫无回应。

“不会有什么事吧？”我心里一凛，想起前日里他古怪的笑容，一阵恐慌向我袭来。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我想把门破开，被房东阻拦住了。她说不是心疼我会把门弄坏，而是为了我的安全起见，这年头小心点为妙，日防夜防，人心难防，就算你不找事，事情有时也会找到你头上来。她冷静地拿出手机，报了警。

过了一会，有警车响着警报过来，停到楼下。警报声熄了，倾刻间就几名警察从楼梯口鱼贯上来。领头的是个老手，到门口看了看，向房东询问了一下情况，立马就知道有事，赶紧把门破开，用警戒带封锁住现场。

尽管我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触目惊心。我从门口看到，秦大同就像张纸一样，挂在从房梁上悬下来的一根绳子上，两条腿笔直而又僵硬地伸着。警察拿出一幅手套来戴上，在他身上摸了摸，又前后看了看，说，已经死了。我晃了晃，扶着墙，让自己站稳。影视中的死亡场面，我见得多了，却是第一次在现实中如此近距离地直面死亡。尽管我亲眼目者，却还是难以相信，前不久还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间会变成一具没有温度的、空洞的躯壳悬挂在我面前。

围观的人慢慢多了起来，聚集到707的门口。这时我才发现，这一层楼里住着的人还真不少，平时都像些冬眠的动物一样，蜗居在家里，看不见踪影，一旦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全都冒了出来，成为旁观者。过了一阵子，又有一批人从楼梯口涌上来，是几位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在警察的指挥下，把秦大同从屋子里搬出来，放在担架上，用一块白布罩住，抬下楼去了。

围观的人群也跟着散去，走廊里又变得空空荡荡。从他家里牵出来的两盏路灯，明晃晃地亮着，我却丝毫感受不到光明。我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黑暗里，眼前一片茫然。这条走廊怎么看都像个黑洞。

回到家里，我一声不哼，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能说话。有那么一刻，我进入了短暂的失语状态，稍动动嘴唇，耳朵里便挤满自己纷乱的回音。我靠在沙发上，闭着着眼，歇了约摸半个时辰，才恢复正常。

我跟左蓝说了秦大同的事。她撇了撇嘴，抛出一套道德伦理来，说这人就是个骗子，不值得同情。

我让她立即住嘴，骗子又怎么样？在生死面前，一切善恶，伦理，以及道德之下的规范和准则，都微如尘埃。

左蓝不说话了，在我旁边默默坐着。我当然知道，她嘴巴凌厉，内心却是柔软的，对秦大同的事，她甚至比我还要难过，以至于她不得不用一副冷漠的态度去掩饰。

过了一阵子，左蓝站起来，走到墙角，找出一本书来，翻开，从中间取出一张纸来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看了看，是那张书房的设计图。看来她已经在考虑搬家的事情了。她说，老卫，我们搬走吧，书房的图纸，你再改改。

我点了点头，说好。但接过图纸的瞬间我就发现，我不想再改了。有什么可改的呢？对生活来说，最好的设计也许就是随遇而安，无需套上那么多的公式和数据。况且，我已经没有了当初那份对书房的渴望。我只想尽快搬离这里，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

左蓝也是这么想的。不久之后，我们就搬离了朗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