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上十点钟在派出所大厅见到她的。

冬天的风，大且冷，通过敞开的玻璃门直往大厅里面灌。我坐在接待前台，只觉凉风飒飒。领导说，一楼大厅的门不能关。关的是门，挡的是警民鱼水情，冷了群众的一片心。从早上九点开始，我就一直坐在大厅的接待前台，接听电话、登记来访群众信息、解答群众政策咨询、上传下达……忙得很。除了上厕所，我就没有离开过前台。就是吃饭，也是同事帮忙打包在前台解决的。就这样，还得坚持到明天早上的九点，也就是说，我们实行的是24小时工作制。

过了晚上八点，我把大厅的两扇玻璃大门给带上了。

其实，群众都知道政府单位的作息时间。下午六点过后，基本上没有群众来访了。可是，有的工作并不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考量，领导的要求是前台24小时必须有人。带住了门，我捡起前段时间在看的电视剧《水浒传》。玻璃通透，视线不受阻碍，如果有群众来访，推门就可以进来。

《水浒传》的小说我已经看过，只是在百无聊赖的晚上，总得找点事情做。是风雪山神庙那一集，我完全融入到了电视剧情里。就在这时，门开了，外面北风呼啸，寒风夹雨，从大门口汹涌着挤将进来，一阵寒意直透全身。风打着旋儿，吹得外面的树枝摇曳生姿，被大院里的大灯一照，倒影映入大厅，时明时暗。风雨交加，想着社区民警还要出警，我眉间心头替他们含了愁意。

来的是一名女子，只见她三十五六岁年纪，杏脸桃腮，容颜端庄，身穿一款墨绿色的连衣裙，穿有裤袜的细长玉腿在裙下露出一截脚踝来。她的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的大衣御寒。红绿相间。服饰颇为华贵，至少也是小康人家。我连忙暂停了电视剧，准备询问她有什么事情。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向我走来，主动问：“请问，我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吗？”随着她的走动，一头披肩长发在背后波动。

在接待前台的对面，设置了群众接待区，有沙发、凳子、报刊阅览台。我指了指接待区，说：“在那里就坐就好了。请问您有什么事情？”我得根据她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登记。来访登记是最近制定的一项制度，要如实填写来访群众的姓名、性别、来访时间、来访原因、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以便我们后续跟进，同时也是给领导作决策用的，或者说是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一部分。

她说：“接人哩。我老公今晚释放。”

我明白了。拘留所本身人员爆满。疫情期间，监管场所的管理极为严格，被判处治安拘留的嫌疑人很难送进去。为了安全起见，短期治安拘留的嫌疑人，他们一律不再接收，而是直接放在派出所的留置室临时羁押。时间到了，派出所直接放人。

她这种情况是不用登记的，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了。

她开始低头玩手机。因为有她在场，电视剧自然没法看了。于是，我坐着发呆。坐了一会儿，颇感无聊，就用目光打量她。她坐在角落里，留给我一个迷人的剪影。特别是腰和屁股的那一把，曲线玲珑，是个美人儿，只是脸上布满了岁月的风霜。过了一会儿，沉迷玩手机的她站起身子，向我走过来，问：“你这里有充电器吗？我手机的电量不多了。”我走过去，将群众接待区的充电器给了她。

她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对我说：“还是你们派出所好，我们老家的公安可没有这么好的服务。”见她对我们很认可，我心里也高兴，说：“那还用说，这毕竟是深圳特区。”想到她提到了老家，我顺便问了一句：“你老家哪里的？”她说：“湖南衡阳。”我说：“我也是衡阳的。你是衡阳哪里的？”

她颇感意外，说：“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哩。”说着，又从嘴里滑出一个地名来。

我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可不安全。”我可不希望她在我们派出所出了安全事故。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将手机放下了。她的目光打量了一会报刊区，捡起一本杂志，翻了两页，又放下了。

我无法看电视剧，她不便玩手机，异乡逢老乡，彼此有了一种亲切感，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问她：“你老公是哪位？做什么的？”我也就是随口那么一问，留置室里人满为患，谁知道哪个是她的老公。既然进来了，想必是犯了事儿。她见我动问，心中似乎有些不耐，蹙起眉头，良久才说：“六天前，有一个跳塔讨薪事件，你还记得吗？”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刚好值班，突然接到辖区一个工地报警，说是有人爬上了工地的塔吊，扬言要跳塔。

我是办公室内勤人员，是不出警的。问题在于上级机关的大领导不会亲临事发现场，却又高度重视这样的敏感事件，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急吼吼地叫我们书面报送情况。从接警、出警、民警现场了解情况、三合一平台反馈、到我这里撰写情况汇报到主班民警审核、值班所领导审核签字、盖章，再扫描发送到分局指挥中心，最多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想象这份工作的难度，没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倚马千言的本事，根本干不了这活儿。

那天，我很忙，出警的民警很忙，所领导也很忙，他们得亲临现场。出警民警将初步情况反馈回来了，说是劳资纠纷，已经多方联动，消防、街道办、劳动局、社区工作站都来了。事情并不复杂，扬言跳塔的是一个小包工头，带着一帮老乡在外搞建筑，这次在大公司分包了我们辖区一处工地的边角活。活干完了，工资20万元，然而大公司没有给他一分钱工资。对于大公司来说，他那点钱九牛一毛，于是没将他放在心上，拖拖拉拉一个月，他们又去广州做事了，工资还没给。下面那帮跟着干活的老乡可管不了这么多，逼着他发工资。毕竟大家都是穷苦人家，都得靠工资养家糊口。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听她这么一提醒，我说：“能不记得吗？印象深刻啊。”至于我们公安工作的流程，我是不便告诉她的。

突然，她神色一变，嘴唇微动，说：“你们公安真的好没道理，欠债的人不抓，我老公一个讨薪的弱势群体却被抓了。难道法律是用来保护强权的？”

见她向我发难，我想很有必要给她普及一下基本的法律知识，我说：“劳资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业务，我们公安机关是不能插手民间经济纠纷的。你们拿不到工资，对此我深表同情。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应该去劳动局，或者去法院起诉那家大公司，而不是闹跳塔。你老公这种扬言跳塔讨薪行为，是极端过激的。严重影响工地施工，也引发群众大量围观。为了防止你老公出现意外，我们又是请谈判专家，又是在地面铺设救生垫，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经过民警耐心的情、法、理的教育劝导，他就是不听，非要等工资到账才肯下来，这属于严重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我们身为执法者，也是没办法的。”

她用目光望着外面忽暗忽明的灯火悠然出神，略感意外地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却也情有可原。你们就不能算了？”

我笑着告诉她：“那可不行，我们是执法者，执法必严，如果放任不管，我们会被追责的。”她本来有些微愠，但见我这么一解释，怒气消于无形，向我盈盈一笑，说：“哎，都过去了，不说了。”话锋一转，说：“我觉得还是你们好。”

和她聊了一会儿了，我感到有些口渴，给她泡了一杯红茶后，自己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这才回答她：“好啥呢？”

她向我致谢，喝了一口茶，才说：“你们是公务员哩，工作体面，社会地位高，工资稳定，福利好，有前途。”她一连说了很多个好。

我看了一下时间，晚上十一点已经过了。我指了指街面渐次熄灭的灯火，苦笑了一下，说：“你看人家都睡觉了，我还在上通宵班。你知道通宵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连续工作一天一夜，24小时不能休息。”

“我一个晚上没睡觉都觉得辛苦。你这也太辛苦了吧？难道你们这么缺人？”她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只看到我们的稳定和福利，其实那是公务员们，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一个辅警。我觉得还是你们在社会上发展才好，虽然辛苦，但是更有前途。”

“那你怎么不去社会上发展呢？你又没有签下终身卖身契。”她狡黠地一笑，一句话将我将得死死的。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的逻辑能力很强。还好，她没有让我太难堪，接着说：“社会上谈何容易。虽然你这里很辛苦，但是你选择留下来，一定有留下的理由。就说我们吧，工作不稳定，全国各地到处跑，根本没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大儿子上初三了，二儿子读小学六年级，小女儿还在上幼儿园大班，都在家里做留守儿童。每次过完年出来时，小女儿扒着我的车门不让我走，哭得撕心裂肺的，我的心都碎了。”说到这里，她的脸上露出了难以名状的忧伤。

她这一说，我很讶异，原来，我们都是在羡慕对方的幸福。如果换个角度，不时借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人生，会看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景，我们眼里的平装人生，在别人眼里竟然是精装版。如今，我也有了女儿，为了不让她做留守儿童，我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把她带在身边。我理解那种痛苦，好奇心却上来了，问道：“你们生了三个孩子，计生部门不管吗？”

她笑了一下，说：“我那里是农村，只要肯想办法，问题总是能解决的。”说着，向我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我懂了，就说：“确实不容易。不过换一个角度，也说明你们很有能力，这得多大一笔开支呀。”

她见我能聊，与我聊得更加投机了，叹了一口气，说：“有什么能力呀？都是被逼的。我们就是没读到书，没办法干你们这样的工作。无奈之下买了一些设备，带着一帮老乡到处讨生活。四海为家。”

“这也挺好的，可以看看各地的风景。”我捡着好话说。

“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哪里有心情看风景。承包不到事情着急，事情干完了经常拿不到钱，还是着急。跟着我们做事的都是本地的村民，他们也要养家，都眼巴巴的等着发工资。他们跟着我做事，是对我的信任，你想想，他们拿不到工资会怎么样？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我提起茶壶给她续了茶水，说：“我懂了，你们也不容易。”

她换了一个坐姿，说：“可不是吗？本来我们都去广州做事了，结果你们深圳这个工地一直拖欠我们的工资。每次嘴上都说得好好的，说什么时候转账，可从来不落实。我老公没办法，只好再来深圳，谁知道他们还是不给钱。于是逼上梁山闹了那么一出……你们这些政府单位的人，拿不到钱没人管我们，我们一闹跳塔，你们都来了，还把我老公抓起来，说是扰乱社会秩序，这法律真的是不可思议，怎么保护来，保护去，弱者反而吃亏呢？”她绕来绕去，又绕到原点了。我想到了林冲被逼上梁山。笑了一下，不便回答她。

她见我不说话，开始看手机。我也看了一下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想必她老公快出来了。她有些焦灼，问我：“我老公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我说：“十二点整。你放心，我们不会让他早一分钟出来，也不会让他晚一分钟出来。”

她见还有点时间，继续和我聊天，问我：“你在这里干得怎么样？”

我说：“你以为公务员很幸福，其实也是围城，内卷严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大家都说，公务员上班就是一杯茶，一张报。那是谣言，不可信。不说公务员了，还是说我吧。一个辅警，没有编制，活比公务员还多，待遇只有公务员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我们戏称自己是二等公民。在体制内，编制是一种执念，是一种尊严。我老婆以及其他家人对我这份工作很不满意，我也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说到这里，那森严的等级制度、那同工不同酬的一幕幕又涌上心头。

她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你们这么有能力的人在社会上都这么艰难，我这种没有读过全日制大学的人，到社会上又能干什么呢？”

“是鸡肋。对吗？”她见我直爽，说话开始直白起来。

“别说辅警，就是公务员的工作，何曾不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围城里呆久了，失去了一往无前的勇气。这社会，条条蛇都咬人哩。”

时间到了晚上的十二点，留置室的门开了。办案民警带一个魁梧的男人出来了。她站起来，指了指，对我介绍说：“我老公。”

男人见我跟他老婆聊得投机，有些诧异，问：“这是？”

女人把简要的情况说了一下，男人笑了，说：“原来还是老乡，走走走，我也有点饿了，我请你吃夜宵去。”

我说：“谢谢老乡，我不能去。第一，我在上班，是不能离岗的。第二，咱们有纪律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他说：“你也没拿我一针一线呀，是我主动请你的。既然你在上班，那就算了，加个微信吧，来日方长嘛。”这些闯荡江湖的人，有着一般人没有的自来熟。

我将微信二维码递给他，随口问道：“老乡，最近把你关了几天，你不会怪我们吧？”

他一边扫码，一边说：“刚开始，我当然怪你们不分是非黑白，后来你们的同志跟我讲清了法律的依据，我也就不怪你们了。你们，也不容易。”

我笑着说：“那就好，那就好。你拿到工资也不容易。”

他大大咧咧地一笑，说：“值得啦。关5天，拿回了应有的20万块钱工资。值！说实话，我外面还有200多万块钱工资没收回来呢。如果把我关一个月，能把这200多万块钱要回来，我都是愿意的。”

现在经济形势都不太好，他这个估计工资很难拿到。可是，我不想打击他，就说：“祝你好运。”

他说：“谢谢老乡。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把这个钱收回来后，我把设备全部卖掉，然后回到乡下老家开个小店，带着孩子，就这样过一辈子得了。”他的脸上，写满了无限的神往。又说：“我饿了，得去吃夜宵了。老乡，再见！”

他挽起女人的手，两个人并肩往外走。我送他们到门口，只见对面的街道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璀璨，万家灯火所剩无几。我看了看天空，不知何时，小雨已经停了。风还在空中鼓荡，吹拂着湿漉漉的地面。

回到大厅，此是凌晨的零时十分。从前一天的早上九点上班，到现在的第二天零时，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五个小时。有人陪聊，尚没有多少感觉。她这一去，大厅顿显孤寂，困意向我袭来。可是，我不能睡觉。在我的头顶，有四个摄像头360度无死角地盯着我，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人在三倒班，不干别的，就负责看监控，看基层单位值守人员谁在睡觉。如果我打瞌睡，分局明天的通报必然有我。我想起了笑话中所说的干活驴、监督驴、管理驴、绩效驴、宣传驴……如果我是干活驴，那他们就是监督驴了。我只好继续观看电视剧，打发无聊的时光。启动播放，是林冲在山神庙凑巧听见门外陆谦、富安和差拨的谈话，得知自己被陷害的情节。恼怒中，林冲终于爆发，提枪戳死三人，并将陆谦剖腹剜心。林冲对官场仅存的美好愿景化为泡影，在大雪漫天中大踏步朝梁山而去。

看到这里，我的心境有些凌乱。电视剧还在不知疲倦地播放着。这时，玻璃门又被推开了，我又暂停了电视剧。进来的是一对夫妻模样的中年男女，男的走在前面，铁青着脸，像是能渗出水来；女人跟在后面，哭哭啼啼地对我说：“警官，我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手机关机，联系不上，你快帮我找找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我问：“什么情况？你说具体点。”

男人在一声“哎”的叹息声中开始了讲述：“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挺好的，今年高考没有考好，算是意外。可是他平时优秀惯了，一次失手，压力很大。因为没考上大学，这几个月来，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打游戏。刚开始，我也理解他，就让他放松放松吧。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这个样子，人岂不是要废了？我实在受不了，就批评了他一顿，谁知道他就离家出走了。你知道吗？我就一个孩子。”

我明白了，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计划生育还是国家基本国策的年代。当前的家庭，几乎都只有一个孩子。这也就决定了无数父母都是小心翼翼地在悬崖边上行走。

女人停止了哭泣，开始责怪男人：“我就说你，不要说他嘛。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要是有意外，我跟你没完。”然后话头一转，到了我身上，“还是现在好，国家开放了三胎，你遇上了好政策，要多生点呀。”这个女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都这个时候了，还跟我讲国家政策，叫我为三胎政策作贡献。我说：“大姐，你们那时候想生，国家不让你生。现在国家让生，我却不想生了。”

她很诧异，问：“为什么？”

“教育、医疗、房子三座大山，成本太高了。哪里敢生？”

她见我叫她大姐，也就改了称谓，说：“小弟，别怕，双减政策都来了，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你要听我的，多生就对了。我要是有十个八个孩子，我会这样惯着他？他能有这些毛病？看我不打死他。”说着，做了一个扬手的动作。

闲扯了几句，我说：“大姐，咱们先不说这个，我们还是先找孩子。你住在哪里？孩子叫什么名字？手上有无孩子的照片？”

拿到这些信息后，我将孩子的照片发到了巡逻群，发动路面警力去查找，然后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了值班民警和所领导。合成作战迅速启动，视频员迅速调出了他们家门口及周边的监控，很快发现了孩子的活动轨迹。女人看到孩子的身影，用手指着屏幕，说：“就是他，就是他。”情报专家也找到了孩子的手机位置。两线寻找，信息重合，看来孩子的位置是准确的。

在合成作战室巨大的电子屏幕前，我看到了他的孩子——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少年坐在三楼楼梯间窗口，夜风从他的脸上吹过，将他的头发扬了起来，我感觉他像一只要振翅欲飞的鸟。

三楼，说高不高，人如果真的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男人与女人都惊恐地张大了嘴巴。男人说：“这就是我家。”我明白了，这个少年在离家出走后，看父母出来寻找自己，又折身回到了家中，然后坐在楼梯间的窗户上。女人几乎晕厥。如果孩子真的跳下去，那将是她一生的痛。男人拉着我的手，目光全是希冀，恳切地说：“警官，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派了一台车送他们回去，然后在电子屏幕上关注救援现场。

社区民警兵哥和峰哥从警车上出来，又迅速消失在楼道里。值班所领导在楼下做心理疏导工作，已经抵达的路面警力开始铺设救生垫，现场忙而不乱。兵哥是军官转业，峰哥是更是特警出身，他们在紧急关头果断进行营救。那是一栋五层的农民房，峰哥利用所领导和少年沟通的机会，从楼顶空降一根拇指粗细的绳子。他双手如铁爪抓着绳子，像一只壁虎贴着墙壁而下。峰哥体重一百五十多斤，全凭一根绳索维系，墙壁光滑，他的双脚根本找不到着力点，人在空中晃动。隔着屏幕，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就在这时，一直没有现身的兵哥在少年背后悄然出现，他一把拉住了少年往楼内拖。少年不停地挣扎，给救援增添了很大得难度。就在这时，峰哥降落到了窗口的位置，他左手单手拽住绳子，右手抓住了少年的衣服，一把将少年推进了楼内。

虽然营救的时间不长，但是场面足够惊心动魄。

我看见那对中年夫妻在向救援警力致谢。少年还不死心，似乎在对救援的民警大喊大叫。峰哥面色严峻，正在说着什么。少年终于低下了头。

这一场忙碌的救援耽误了不少时间，完毕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此时的天色特别黑暗，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也是人最犯困的时刻。瞌睡像一只妖精一样缠绕着我，我感觉自己站着都能睡着了。

救援队伍陆续回到了所里，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一如现在的我。公安实行值班责任制，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最怕的就是值班当天出事。这个晚上，已经来两起事情了。我在心中祈祷，希望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平安度过。

五点半过后，许是电视剧看久了，我感到眼睛涩涩的，于是离开前台远眺外面的田头山自然保护区，在天与山的连接处，能看见一道明显的虚线。看样子，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让眼睛休息了一会，我又坐到了电脑前。随着时间的流逝，天光愈来愈亮，终于平安熬到了早上八点，外面明媚起来。熬到九点就可以下班了，想必最后一个小时能够平安度过。也是活见鬼，谁知道兵哥在这个时候又带着一个快递小哥回来，说是有一宗盗窃的刑事案件，需要制作笔录。

快递员年约三十，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皮肤黝黑。其实，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是特别羡慕快递员的，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他们开着车在大街小巷飞奔，像外面的风与阳光，自由极了，还可以给别人带去幸福。你知道拆快递的幸福吗？那种快乐无与伦比。快递员就是给别人带去快乐的人。

我问：“你什么东西被盗了？”

他说：“警官，其实也不是我的东西，而是我配送的快递。你们无论如何需要帮我找到它，如果找不到，这个损失就需要我来承担了。太倒霉了，刚好丢的是一部名贵数码相机。”

我吃了一惊，说：“说说具体情况。”

“早上七点，我从公司开着三轮车拉了一车快递出来，根据地址一路送件。有一个客户是住在巷子里，巷子比较窄，三轮车过不去。我想到客户住的地方不远，就停下三轮车，将快递送过去。回来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等到联系购买数码相机的客户时，才发现相机不见了。现在想来，估计是停车离开那会儿，被人顺走了。”

快递员停车离开送快递的情况我见过多次，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哥，就这么一次，却倒了霉。遂安慰他说：“你又不是故意丢失了快递，这只是属于工作失误，损失应该由公司承担吧？”

他见我这么说，急得直跺脚，说：“怎么可能呢，老板又不是慈善家。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不愿意让公司承担损失，那下面的快递员都敢监守自盗，然后撒谎说快递丢了。所以，我们行业有规定，谁丢失的快递，谁承担责任。”

原来如此。我说：“你别急。那个地方在哪里？我得调看监控才知道。也许是你忘记了，快递根本没有带出来，还落在公司。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车辆颠簸，半路上把快递颠出来了。”

他哭丧着脸，说：“那是老屋村的三巷八号。如果是落在公司就好了，我打电话到公司问过了，没有。如果是颠出来了，那就麻烦了，因为不知道在哪里丢的，更不知道被谁捡走了。这可是一万多块钱的数码相机啊。”

见他这么着急，我协调视频员到老屋村去查看监控。又问他：“你们工资怎么样？”

他说：“我们这是苦力活，别人都说快递员有万把块钱一个月，是高薪阶层。你不知道的，我们每天需要分拣千把份快递，不管吃，不管住，电话费自己出，车是自己的，油自己加。刨去一切成本，一个快递也就挣个三毛钱。”

我暗想，这么廉价吗？心中快速帮他算了一笔账，他说得没错，寄快递，最便宜才五块钱，多的有十几二十块钱，中间隔着那么多环节，真正到快递员手上又有多少钱？如果送一个快递挣三毛钱，一天也就挣个三百块钱，一个月不休息，也才九千块钱。如果丢了快递，还需要自己承担损失。

我不由心中暗叹一声，这真是苦力活。

笔录制作完了，视频员那边还没有结果。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催我问：“警官，有线索吗？我父母年迈，身体不好，在老家要打针吃药。老婆要带孩子，也没工作，一家子，全靠我呢。”说完，又哭丧着脸。

我又安慰了他一阵。这种安慰，终究是苍白无力的。换个位置，我也会急得跳墙。

早上九点，同事来接班了，他和我一样，将面临24小时的持续作战。忙碌了一天一夜，我看了看警容镜里的自己，双眼通红，脸色苍白。一个通宵下来，人像是老了三岁不止。我得下班去吃早餐了，然后选择倒在床上沉沉睡去。我将案件移交给了接班的同事，让他继续跟进。

快递员垂然地坐着。想必他还没有吃早餐，我对他发出了邀请：“到我们食堂吃个早餐吧？”

他有些迟疑，“这，合适吗？”

我调侃了他一下，说：“就当是为人民服务嘛。”我知道，饭堂的早餐只多不少，每次都有剩余，最后让拉潲水的人收走了。我能力有限，能做的就是给他一点点温暖，或者更直接一点，帮他省下几块钱的早餐钱。也许，他还有一万块钱的损失，需要独立去承担和面对。

他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一起走出大厅。此时，外面阳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