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张有为往七楼的窗外纵身一跃时，我也在现场。我是看着他跳下去的。事后，我整理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试图去解开那个悲剧之谜。
事件的起因，要从张有为离职的那天说起。他当时是逃出那家传媒公司的。他前后工作了四天，用他的话来说，坐了四天的牢。其实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厌了。无关待遇或工作内容，只是不想上班。那天上午，他告诉我说，为了斗米局促在枯燥的电脑前，实在是太无趣了。我那时已经对他失去信心了。他来深圳的三年间，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一个月零七天。他只有给自己找离职借口的时候，才会装出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思维和文采。果不其然，当天中午，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则消息：九月的深圳，清秋里还有残暑的顽固意志，无人关注的树荫里，鸟啼在翠绿皱褶里结出了一颗颗琉璃露珠。有风的时候，走在其中，步调也会美好起来。
他那样去想象一个自由的愿景时，并没有想过，自己不久后会往窗外跳了下去。
张有为离职的当天，是一路走回去的。那天的街景没有如他所愿。马路的车轮声七拼八凑，组装出了一条陌生的河。不知名的树排成了一列倒立的感叹号。是有风。只是，落单的鸟潜藏在绿荫里欲言又止，没有与他发生交集。总之，清秋该有的形态都有了，只是对他遮遮掩掩。实际上，像张有为这种过客，能见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我记得他走到半路的时候，自由的笑容就消失了，步伐也慢了下来。他看到了那座天桥了。天桥的另一头就是他所寄居的麻布新村。
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
张有为的出租屋只有一张不到一米高的折叠木床，一部过时的台式电脑。衣服杂物堆放在一个大纸皮箱内，看似方方正正，内里已经被生活冲撞得七零八落。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人一旦走进去，就拥挤得让人厌恶。电脑还未开机，显示器对他阴起了脸。算上这家公司，他这个月已经换了四家。他在电脑前呆坐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房租外，还有下个月的花呗还款。
搞不懂，我明明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是轻松不起来，他对我说。
张有为一向对生活没有太多的盘算。没有交际，对感情生活敬而远之，单靠方便面和游戏就能获得满足感。他说那才是正确的活法，是他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才摸索出来的。在我看来，他所谓的正确地活着，就是对什么都无所谓，又对什么都有所期待。
我看得出，张有为那天回到出租屋后有些烦躁。他打开电脑，点开了招聘网站，还没登陆账号就关掉了网页，玩起了游戏。他把现实的无所谓，换作了游戏里的救世激情。我看得明白，他玩游戏的时候，面色好多了。到了晚上十点多，他被辘辘饥肠扯回了冷寂的现实。他从杂物堆里挤出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在手里掂量了许久，决定留一根到明天做午餐。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张有为陶醉在电脑程序的虚拟把戏中。根据我的观察，那就是他对生活全部的要求了。当时，让他从虚幻的高贵时光中清醒过来的，是房东发来的租金缴纳通知单。他点开那张电子账单时，房间里平庸的喧嚣狂潮就冷了，退了。他坐对着那份通知单足足有半个多小时。生活那种索求无度的意志包围了他。这等于提醒他，他必须为自己活着的每一天支付相应的费用。他从英雄降级到斗败的公鸡，成了一名新的囚犯。
基于理性，我一直有劝他静下心去工作的打算。之所以说是打算，源于我从未付诸行动。他的现状是一个严谨的逻辑运算结果，起点是他十一岁时亲眼目睹了父亲遗传性精神病的发作。回想起来，那也是我第一次遇见他。
遗传性，等于说我的基因里埋着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哪天会发疯，他说完后，就将脚下的贝壳踢向了月光昏睡的海。
那是三年前他来深圳的前夜。那晚，一只沙马蟹冲出了沙滩草丛的黑暗，又戏剧性地冲入了海里的黑暗。我跟他都看见了，相信那就是疯病发作的最后归属。我看着身后的村子，他看向了大海深处。我知道，他还是信了父亲的话。
海里有一个和家乡一模一样的村子。
到了深圳后，有段时间，他蜗居在那间无人到访的出租屋，每天都处于不知何时会发疯的恐惧之下。有一天，他从自言自语的谵妄中醒过神来，将他的言行从头到尾审视了四五遍，问我说他是不是已经疯了。我听而不答。活在这种城市，哪一个不是在独居中喃喃自语？他只是孤独过度而已。
说回张有为收到房租账单后的情况。他当时没有心情玩游戏了。环视了房间一眼。立身之处向他展示了一片空荡荡的荒野形态。他本能地点开了招聘网站，又很快地关掉了网页。隔壁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少女聊天的笑声，还有美味的炒菜声。他竖起了耳朵。一只夜蛾看到了他人的火光，却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又环视了房间一眼。这一次，他看到了一个逼仄的蜗牛壳。他什么也不去想。
那天下午，张有为去超市购买了一箱方便面。回来的路上，巷边停靠了一辆普普通通的小货车。要是在平时，他不会去注意那种无关紧要的东西。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当时，车底下恰好跳出了一声猫叫。他蹲下身。那只黑猫趴在地上玩着甩尾巴的游戏。一身单调的柔毛堆叠出简简单单的黑色，耳朵偶尔会抽动几下。在张有为看来，它的活着不需要，也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他当时第一个感觉是艳羡。第二个是希望。这两种情绪基于一个现实的比较，猫不需要为每天的活着掏钱。如果那个时候，那只黑猫没有扭头看他一眼。他大概率只会把它当作了一道自由生活的掠影。即是说，他不会把它，一只猫，视为一种高级的生命形态。根据他后来的讲述，那对猫眼就是他孩童时收藏过的两颗玻璃弹珠。他只与它对视了一眼，就知道它只可能是来自他的童年。冰凉，冰凉的。
猫走了后，张有为起身就看到了那张招聘广告。它随意地张贴在货车箱上，上面写着“招兼职搬运工，日结，250元/天。”
从猫叫到临时搬运工，生活给张有为打了一个即兴的眼色，他也接受得有些心血来潮。
几天后，张有为成了一名临时搬运工，客户是华侨城某栋别墅的租客。听同事老李说，他们已经搬了好几天了，剩下的都是大件重物。那天清晨，他拒绝坐公司的货车，选择步行前往工作地点。他走了三个多小时，一路找过去。到达华侨城是在上午九点左右。从外表来看，华侨城符合他心目中理想国的标准。现代建筑赘生在山野的意志中，层层叠叠的山绿自愿充当起它的布景，那些钢铁，水泥与玻璃的混合体，也识趣地配合大自然的表演。一切看起来都很和谐。直到他走进去后，才嗅到了含蓄的硝烟味。山野和现代建筑都在向他宣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张有为看来，它们自身就是无形欲望的设计之物，它们的所有权是虚构的。实际上，张有为当时关注的是更加切实的东西。比如，凉风，鸟鸣和绿影。它们给了他一丝解脱的曙光。那天上午，他转过街角，一间咖啡馆打起了呵欠，它斜对面的小画廊逗弄了花花草草后，就嫁祸给穿堂的秋响。阳光透明得看不见，又无处不在。他走得很慢，有时还会闭上眼，试图摆脱对他纠缠不休的凡庸。那种慢和之前辞职后的慢有很大的区别。后来，他在窗口往深邃的未知化身一跃时，我知道他终究还是回到了这里。
张有为作为过路人，清楚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他看起来又有些亢奋，说是只要蜕去人的躯壳，就能取得这片土地的居住权。他的想法更接近于一个传奇故事，除了他之外，没人相信。我问他蜕壳后想要变成什么。他的答案在猫与沙马蟹之间徘徊不定，只有眼神被那抹不间断的凉风打磨得既新鲜又轻盈。
张有为在那片舒适区花了太多的妄想时间，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老李抱怨他偷懒，连累他自己多搬了几件重物。张有为回敬了他一个生刺的眼神，说我迟到关你什么事。老李气得浑身发抖。这段摩擦为张有为后来的背冰箱埋下了伏笔。
张有为走进那栋别墅后，先是脸色阴沉了下来，之后头也低了。在接下来的四天搬运工作中，除了背大冰箱那次外，他的头再也没有抬起来过。用他的话来说，那栋别墅住满了高高在上的物件。譬如，昂然耸立的欧式落地大钟，斜睨他的黄花梨家具，巨翅老人木雕摆件对他不屑一顾，头顶的雨帘水晶吊灯不用看都知道，不可能有平视的态度。在厨房和浴室，他看到了复古艺术品心甘情愿地充当起了水龙头、花洒等这类世俗的小角色。富丽的图纹在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上纵欲。繁殖。他在它们的面前是如此的廉价。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面目。它就在他的眼里，他就在它的体内。彼此都想要将对方置于死地。
那天上午，张有为搬了钢琴，黄花梨高背椅，保险箱，还有那台重得离谱的大冰箱。老李故意将拖车扣为己用，他只好一个人把大冰箱背到货车。当时，老李将冰箱扶上他的后背，替他捆好绑带。临走时，还不忘取笑他，说他看起来像是在背一具死尸。
这倒提醒了张有为。
在张有为的记忆中，父亲的疯病前后发作了七次。第一次发作也是在秋天。那天中午，父亲出海捕鱼回来后，一家三口在院子吃午饭。父亲吃了两条豆腐鱼，和半碗拌了酱油的清粥。张有为当时在盘算下午逃课去海里洗澡。父亲定住了身形，把碗筷丢在食桌上，说了句“她在叫我”就冲出了家门。张有为看向了母亲。确切地说，是继母，一位年轻的越南女子。继母只是低头喝粥。不久后，邻居张二伯上门说张有为父亲跳海了。张有为那时背上书包正要去学校。他听后又看向了继母。那位越南女子在收拾碗筷，连头都没抬一下。叔伯们将父亲送到市医院，后又因家贫，只好把他关在了张氏祠堂的伸手屋。一个星期后，父亲恢复了正常。一天，他偷偷地告诉张有为说，海里也有一座村子，跟现在的村一模一样，不同的是那座村子的家，是你妈在那里，不是现在这个越南贱货。后来，父亲每次旧病发作就往海里跑。他被关在伸手屋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后一次是张有为十九岁高考那年，也是秋天。父亲半夜从伸手屋跑了出去。那一次，他如愿地回到了海里的那个家。次日，他的尸身被出海捕鱼的邻村乡民发现，拖回了海岸。张有为把父亲背回祠堂停放。在路上，父亲好几次从他的背上滑下去。张有为知道，父亲不但是灵魂，连尸身都想回到海里那个家。
不行，阿爸，你要留点东西在我们这边，张有为说。
父亲终于安分了，把下巴靠在张有为的肩头。那一路，张有为问了父亲好多个问题。为什么父亲在他和母亲之间选择了保小的，让母亲死在了产床？为什么大哥会在七岁时一个人玩起了跳木杆？大哥被木杆刺中身体死去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为什么要把二姐过继给市里的大舅？害得张有为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被关在祠堂的时候，是怎么开锁跑出去的？等等。对于张有为所有的疑问，父亲用李白的一首《蜀道难》作答。
那天，张有为问了一路，父亲吟诵了一路的诗。
在我的记忆里，总共听过三次《蜀道难》。第二次是张有为背大冰箱的那天。他走了一半的路时，突然就念起了那首诗。他当时的眼神一直盯着遥远的前方，我知道他看的是张氏祠堂的那间伸手屋。若非货车旁的同事叫住了他，他会一直朝那间伸手屋走去。
那天傍晚，张有为回到出租屋后，我问他为什么要重走那条不对称的父子之路，他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的。张有为说他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父亲发疯后被关在祠堂，怎么会每次都跑出去？是谁给他开门？他说这个谜团在他把冰箱背上货车后，就想明白了。
那个越南贱货，他说。
关于那位所谓的继母，在父亲死后就离家出走了。几年前，我和三叔聊起她。三叔说她后来改嫁给邻镇的鳏独老汉，不到一年又偷跑另嫁，每次婚嫁都要收两三万的礼金。
惯犯了，就是来中国收割‘韭菜’的，听说嫁给你爸之前，已经跟市里的一位残疾中年人摆过喜酒了，三叔说。
那贱货巴不得阿爸早点死，张有为说。他脸颊的肌肉仅仅包揽了些许恨意，就失序地抖了起来。这就是我跟他的分歧点。我把那些阴暗的过去视为毒物，他是天生的自虐狂，甘愿让那些伤痛把每一天都变成恶病质的日常。
搬家的最后一天，张有为没有跟公司的货车离开。他找了个借口，一个人回到了那栋别墅。我警惕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直到确定他没有携带任何放火之物，才松了口气。接下来，一出病态的戏剧上演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就是后来那起跳楼悲剧的预告。只是这则预告太过于隐晦，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察觉。
当时，张有为关上那对缅甸原木大门后，就变了一个人。他快跑到二楼的主人卧室，从衣柜间中拿出几件男主人的废弃旧衣。穿上后，又回到了大门口。我隐约猜到了他想要做什么了。他默站了一会儿。在酝酿情绪的过程中，他的神色逐渐外向，鲜活。一朵烟花即将在他人的地方上，自我满足地绽放开来。
他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是依次展开的。蹲身抚摸了一下空气，就像真的有一位小孩跑来迎接他回家。前往客厅，在原先摆放茶具的地方半蹲而坐，煮茶斟茶，访客是某位跨国集团的CEO。走入浴室，把玩起了水龙头，从鎏金的触觉中吸取尊荣感。对想象的妻子表示明天要前往某地会见某位政要。
简单地说，张有为那天扮演起了别墅的男主人，走遍了每个楼层的角角落落。他的欲望欺骗了他的神经，每一寸肌肤都挤出了瘾君子的鲜艳冷颤。我看得很是心酸。后来，他眼见戏幕即将落下，跑到二楼的主人房，躺在冷冰冰的地板上，恋恋不舍地翻来滚去，吞声哭了起来。我又鄙视起他来了。当一个人的无聊欲望，超越了他的消极期待，大概就是那副德性了。
我就是在那时起了强烈的爱憎之心，不能再让他自我降格下去了。
张有为做了四天的临时搬运工，勉强凑够了当月的房租。那份工作给了他一个启示。他留意到很多地方都在招临时工，尝试了几次后，干脆把它当作了余生的工作方向。他告诉我说，一个月只做十几天就有钱交房租，有快餐吃，剩下的天天睡到自然醒，玩游戏，刷抖音。
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他说。我冷笑一声，却不得不承认他已找到了适合他的正确生活。我曾建议他找个女朋友，订个结婚的计划。他说人类的性欲是一种精神负担，他接受不了男女行房那种动物性的行为。
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低等生物，他告诉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反驳，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
张有为后来做过各种各样的临时工，诸如外卖员，游戏代练，快递员，快递站工作员等。在那些单调的日子里，他的脸上生出了许多笑容。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提醒他有遗传性精神病。
一个多月后，那个机会来了。
那天，张有为去深圳湾体育馆漫游。他原本是要前往深圳湾看海的。路过深圳人才公园时，无意中看到了那座蜂巢形态的建筑，就随心走了过去。他边走边对那座建筑指指点点，说它是一个幼儿的人造生物，理由是它同时拥有蜂巢，蚕，鸡蛋，喷泉或烟花，螺旋等多种形态。解决温饱又有了自由的他，俨然成了世间物的审美专家。
张有为经过天桥到了体育馆二楼。他绕了一圈。门很多，没有一扇是为他而开。下到一楼，依然是不得其门而入。张有为接受不了那种逻辑，思考起了“锁门”这一反社会性的管理规则。
秋风起时，树叶还未曾凋零，一场自言自语的表演眼看就要开始了。
就在那时，体育馆偏东侧的角落，一位年轻的保安在喝骂一位捡废品的老人。无论那保安怎么怒喝，那老人都是唯唯诺诺，赔笑点头。如此强弱悬殊，那位保安又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张有为还没来得及细究个中的原因，就先怒了几分。当那位保安动手推搡那老人时，张有为冲了过去。他推开那位保安，把老人护在了身后。他的怒火明显是克制的，即使如此，保安也畏缩了下来。
这老头每次都来偷纸皮，说了好多次了都不听，保安说。
张有为不想跟他废话，拿出手机说要报警。保安冷笑了几声，往地上吐了口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有为的脸上涨起了红潮，手和嘴唇都抖了起来，尖声让老头报警，自己愿意作他的证人。老头背起纸皮转身就走。张有为跑上前拉住了他，语言七落八下，说不能就这样算了，这个保安太欺负人了。老头甩开他的手，继续走路。张有为又冲过去拉住他。这一次，老头爆了一句粗口，把纸皮丢在地上，撸起袖子就打了他一拳。当时，老头两只浑浊的眼珠子被怒火泡得失去了理性，双拳竖了起来，作出随时反击的模样。
张有为清醒了过来，面对那只愤怒的沙马蟹，尴尬得不知作何反应。
打他，你有精神病，打了也没事的，你不会忘了吧？你有精神病，遗传的，我对他说。老实说，他打不打无所谓，我只想让他知道，他的神经里有随时都会醒来的疯狂因子。
老人见张有为神情古怪，背起纸皮骂骂咧咧地走了。张有为偷眼看了看，周围空无一人，就松了口气。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我的提醒效果有些延迟，他这时才回了我一句“你才有精神病。”我识趣地闭上了嘴。他继续围绕体育馆打转。我知道他还不死心。
你怎么那么想要进去？我说。
不就是因为上锁了，它的门要是开的，我还不想进去呢，他说。
你真的是有精神病，遗传的那种，我说。
张有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入口。体育馆后方有一面水景斜坡，斜坡上的高台与体育馆内部之间，只隔着一道玻璃围栏。那面斜坡的表面被设计成了皱褶纹。有水的时候，水流依次而下，有鳞有纹，也算是一番景致。当时没有水流，张有为很容易就爬了上去，翻过围栏，终于如愿以偿了。张有为得意地走来走去。那一刻，那片空间就是他的私有之物。他告诉我说，根据他先前的观察，这座体育馆就是他那间出租屋的巨大化。
空荡荡，冷冰冰的大房子，再怎么用自由去粉饰，生活都永远无法成形，他说。
穷成这样子，还好意思装哲学家，别忘了，你是有遗传性精神病的，我说。
张有为懒得理我。他在玻璃墙与生锈的金属建筑间逗留。风悄然而来的时候，他起了眷恋的秋意。我看得出他多少有点喜欢这座城市，只是无力改变它对他的偏见。他常年被压挤的情绪在风与寂静之中，一点点地软化。可以说，因为他的这种体验，这座排外的建筑就活了过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位保安找上他的时候，他会那样地愠怒。
张有为面对那位保安时，眼神和身体的肌肉都硬了起来。他说他不是那位老人，想要搞事的话，就找错对象了。保安言语很是礼貌，拿出手机拍了几张他的照片，意思是怀疑他是间谍。张有为涨红了脸，胸部装了一部风箱，从鼻孔喷出了规律的抗议声。
我知道他怒得快，也冷静得很快，就在一旁看起戏来。
张有为勒令保安把相片删了。保安摆出了管理者的姿态，喝说体育馆常日是不对外开放的，懂了吗？他每喝一声，张有为脸上的肌肉就跳了一下。于是，他低头玩起了手机。保安失去了耐心，开始动手驱赶。
打他，你有遗传性精神病，打了也没事的，我说。
张有为当时面对保安的推搡，作出了三个反应。他的身体先后表现出了抗拒和顺从的暧昧姿态。推一下，就挪几步。不推就一动不动。最后一个是他全程都装出了玩手机的样子。一言概之，该有的样子都有了。
那天，张有为被驱赶出体育馆后，就直接回到了出租屋。他那一路都未曾抬起过头。脚步时快时慢。快时比平时快，慢起来又比平时要慢很多。我看不透他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在表达愤怒，或是示弱。他的背影在凝重得有些抽象化的树荫下，即可恨，又可怜。
张有为一回到出租屋，就打开了投诉平台。他详细地写了那位保安殴打老人、推搡游客的暴行，质疑体育馆不对外开放的规定。最后，到了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了。非匿名投诉让这事情变得棘手。
不填手机号码，那边的人怎么答复你？我说。替他填上了手机号码。
我总觉得不太好，那保安也算是在政府机构工作，投诉了他，就等于投诉了那个部门，万一他们较起真来，我估计会很麻烦，他说。鼠标键上长出了一根刺，他的食指迟迟按不下去。
我算是看透了他，建议他还是算了，何况那保安也是在执行管理规定。他听后面色就变了。
辱骂、殴打老人和游客，这样也可以算，那我这些年的书都白读了，他嘴上那样说，食指始终与鼠标键保持了一个尊严的距离。我厌烦了，干脆替他点了鼠标键，提交了投诉单。
到了第二天，张有为去快递站做了一天包裹分类的兼职工作。下午，在他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他当时路过一个高级小区，一条手臂大小的鳄鱼从天而降，在他的前面摔成了碎块。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我对他说。
张有为跟我不同。他看到的是艺术作品破碎后的升华美。微弱的生命气息在碎块上跳舞，红色的火光在地面上画出了脆弱又鲜艳的旋律。他仰望鳄鱼逃离的地方。二十多层的高楼直插云天，无数的阳台借着奢华光影的掩护，冷眼俯视着他。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认命的尊卑秩序，把那高高在上的形体当作了高贵品德的隐喻。就在那时，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他的投诉已经受理。
鳄鱼。短信。
张有为的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了下去，整个脸结成了一块过期的奶酪。他有一百万个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出现并非巧合。
那帮人开始行动了，他说。他走回去的时候，东看西望，时不时会猛然回头。我还是少年的时候，晚上从海边走回村子，路过沙堤那片墓地时，就是他那个模样。
张有为回到出租屋后，坐坐站站，自言自语。他把耳膜扩张到走廊，连租客走过时衣服的摩擦声都是他那张听觉蛛网的猎物。晚上七点多，当那位网格人员上门核对租客信息时，他的发音器官已经在某场谍战中落败，脱离了他的神经控制范围。工作人员按表格次序确认他的个人信息时，他只能以点头回应。工作人员走后，他问我怎么办？要不要化名潜逃？那时，工作人员敲开了隔壁邻居的门，询问了同样的话。我担心张有为听到，鼓了三分钟的掌，随后反问他要逃去哪里？整个世界都是摄像头，搞不好连屋里的插座都是他们的耳目。他点点头，把门锁上，确认了十几遍上锁的情况后，才走到床上坐了下来。之后，他就不再说话了。
当天晚上九点多时，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张有为在那几个小时里，连动都没动过，生怕一点举动就会暴露他的踪迹。他严密地演绎起一个变形的逻辑。事情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那保安和他背后的势力人士已经对他展开了报复。下午那条鳄鱼就是一个失败的刺杀行动。网格人员就是他们的探子。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恶意的行动，他一无所知。
张有为的身体抖了起来。
明天还是去跟那个保安道个歉，看看事情还能不能挽回，他说。
我沉默不语。
半个小时后，张有为从床上跳了下来，来回走动，说他们知道了他的手机，还追到了他的住处。他们对他了如指掌，可他却对他们一无所知。信息差将他的恐惧无限地放大了。
我沉默不语。
他蜷缩回了床上。空气插满了无数无形的针，他每一分每一秒都被扎得苦不堪言。他指责我擅自提交了投诉单，认为我就是他们的一员。
我沉默不语。我在等待一场悲剧。生活的变化需要一场悲剧。
晚上十一点多，张有为的眼窝里有两只遭受电击的小老鼠在乱窜。他跳下床，双拳朝空气挥舞。看了那么多年的武打港片，比划起来还算是有模有样。我不停地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这句话的攻击力远胜于提醒他有遗传性精神病。他暴躁地将那扇常年紧闭的窗户打开。窗外的空气一样是一潭死水。他大口呼吸了十几下，面色更加难看了，走到洗手盆接了几捧冷水泼在脸上。当时，他前前后后至少尝试了十几种冷静的方法。玩游戏。刷抖音。看电影。无一奏效。他说他什么都没做错，没必要遭受这种罪。
我沉默不语。
凌晨一点多，我察觉到房间里的病态狂躁已经平息了下来。张有为的上半身隐藏在床底下，下半身暴露在敌对势力的空气中。他以蛇的动作倒退了出来。那时，我看到他的五官呈现出了懦弱的溃败事态。我不清楚他在那四五个小时里经历了什么煎熬，总之，他至少老了十岁。
我直接关灯睡觉。
半夜四点多。我被压抑的猫叫声惊醒了。那时，房间里的夜色沉淀了太多的非人情绪。有什么东西已经提前完成了逃匿，或者进化。我眯了眯眼睛，看到了张有为坐在窗口，模仿起了猫的叫声。那只是我的错觉，那里踞坐的分明是一只黑猫。我叫了他的名字。它慢悠悠地扭头看了我一眼。受惊的夜色中，有鲜活的，冰凉的光在呼吸。是那对玻璃弹珠，它从低劣的欲望灰烬中重生，分明是找到了一条回到童年的奇迹之路。我又叫了一声他的名字。黑猫毫不留恋地挤过窗栏，跳下了深邃的夜，朝歌声与微笑的二维乐园而去。我如释重负，倒头就睡。明天就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
这就是那起悲剧的全部了。
后来，每当我思念张有为时，总会想起当天清晨的那个梦，父亲在我的肩头吟诵了那首《蜀道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