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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圳记:火车穿过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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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少年的感知中,铁轨就像平铺在大地上的梯子,一节连着一节,从这个站点延伸到另一个站点,一直延伸到我无法看到和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着不同的名字,它们就像沙粒一样摆在地图上,被或黑或白的线段两两相接,成为铁路线上的接点,成为大地之梯的坐标。

与乡村搭靠在墙壁上的木梯或竹梯不同,与城市的电工、泥瓦工们使用的可以双面支撑的铝合金叠梯不同,铁轨这样的梯子更长,更坚固,它不连接上下,只贯穿南北。在必要的时候,它还会舒缓地拐一个弯,再拐一个弯,甚至把自己蜿蜒成一条长蛇的形状。不仅如此,它还能借助宽厚、敦实、高耸的桥墩、路桩,把自己横跨在某条河流或某个湖泊的两岸;借助隧道在山体上洞开的拱形大门,把自己逶迤在隧道内外不断变换的明灭、黑白之间。

铁轨紧扣在大地的胸膛上,它是火车永远的履带和辙痕。当铁路工人检查路况的时候,它们会被坚硬的锤头敲打出金属的声音。那些“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定是从它们的骨头上发出来的,清脆明亮。更让人无法忽略的,是火车从铁轨上呼啸而过的声音,那声音加倍地响亮、轰隆,有着内在的节奏,与火车的奔驰相伴相生。那声音一定是铁轨与火车的合唱,是铁轨与周边空气的共鸣,是从铁轨的嗓子、火车的喉头上发出来的,一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沉淀、构思、酝酿,才得以爆发。

在我十岁之前,火车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传说,还只是一个停留在图画上的平面影象。那时,我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火车。虽然我时常听到从远方打工回来的人讲起火车,说火车是一条可以穿山过河的钢铁长龙,说火车可以像闪电一样在黑暗的夜空发出颤栗的轰鸣,说火车可以把北方深山里的煤矿拖运到遥远的南方。

在听到一些有关火车的描述后,臆想中的火车开进了我童年的梦乡。在梦中,我看到了与乡村不一样的房子,与田野不一样的大地,与乡亲们不一样的人群。但梦醒之后,我看到的一切又消失不见,只有低矮的平房、笨拙的土车、饱食终日的羊群在我身旁。在反复的梦,反复的失望中,火车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成为我童年世界中一个令人沮丧的物件。我甚至绝望地认为,火车会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高不可攀,我无法把火车当做一匹漂亮的骏马,骑乘在它那结实的背上。

也正是因为我们家乡没有火车,外出打工的父亲才会坐上嘟嘟冒烟的拖拉机去隔壁县城坐火车。那年,我只有七岁。我挣脱出母亲的手,在乡间土路上哭着喊爸爸,哭着追赶远去的拖拉机,结果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磕破的膝盖所留下的月牙儿般的疤痕,就这样被我携带一生。

就这样,在我孩时的意识中,火车便与我有了这样一种亲近而又遥远的关系。它似乎是有意将我们的村庄忘记,将我们忘记,将我们与那些外出打工的亲人分开。它似乎有意将我们的生活隔绝,让我们的村子孤立在家乡那片一望无垠的平原上,而没有更多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我曾经试图拒绝与火车有关的见闻,因为像它一样遥远的事物,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们来说,是不可望,更是不可及的。它用一双无形的手牵引住我们的想象,它让我们的想象在一片虚无中四处游荡。但这游荡所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好奇和折磨。我索性不再关心它,于是,一遍遍在心里说:火车,走开;火车,走开。

可是,我无法解除火车对我们的村庄所下的咒语。村子里的男人一个个出去了,女人也一个个出去了。他们都是赶到隔壁县城坐着火车出去的。但火车把他们带往了哪里,我却不太清楚。即使有人告诉我一些陌生的地名,我也会因为名字的生疏而不知所云。我也不知道那些男人去远方做的什么活计,有没有春种秋收,夏耕冬藏,有没有从节气和农谚里察看出庄稼的长势,土地的贫肥,并据此安排自己的作息。那时,我还幼稚地以为,城市只不过是另外一块庄稼地,而没有想到它和乡村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和隔阂。

第一次见到火车是在我十岁那年,表哥带我去隔壁县城兖州送货。在摩托车驶入兖州县辖的时候,我听到了汽笛的声音。那声音如同一支长号,悠扬地响彻在空旷的山野之间。在听到汽笛不一会儿后,顺着表哥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远处的火车在绵延的铁轨上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缩小到远处地平线上的树影之中。我久久地注视着铁轨,目光在铁轨延伸的起点和铁轨消失的尽头之间来回游移。我确信火车去了更为遥远的地方。我确信沿着铁轨延伸的方向一定能够找到在外打工的父亲,而父亲在返乡的时候,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铁轨回到村庄。自那以后,火车的汽笛声和它长龙一般的形象就在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根,成为我在记忆中不断回放的镜头。

第一次坐火车是在我高中毕业那年,我独自一人从山东梁山南下深圳,探望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父亲。让我特别郁闷的是,每天只有一趟的火车凌晨两点多才停靠在梁山站,而且仅有二分钟。深夜里进站,困倦中候车,我没有清楚地看到一列火车停下后靠站的样子。因为那时的我站在昏暗的站台上,满嘴沉默,一身疲惫,恨不得变成包裹睡在地上,在火车到达的时候被人拎上车厢。

在晚点后的巨大失望中,姗姗来迟的火车最终还是来了。尽管一丝勉强的喜悦被压在了心底,但内心里的一阵惊慌还是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这惊慌不仅在等待上车的人的脸上,在等待下车的人的脸上也有。车外的人怕上不去,车里的人怕下不来,于是,伴随着下车人的一阵拥挤,原本排列整齐的等待上车的队伍一下子就散开了,任凭检票员大吼大嚷也无济于事。现在想来,当时的我连火车的门是在哪里打开的都没有看清,就被拥挤的人群塞进了车厢。

安顿好行李,终于可以安心站着了,然后再环顾四周,寻找下一站可能腾出的座位。看着塞在火车里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由得佩服起火车来了。它实在是比乡下的拖拉机、三轮车、土牛子更高明,更伟大,居然能够装得下这么多人,这么多行李。这是我对火车最初的好感。

被塞进火车里的人,很多都像是我的乡亲。即便拥挤不堪的车厢无法舒适地安放他们的身体,他们也能够保持长久的愉悦与自由,甚至可以把身子灵活地蜷缩到座位下面,在持续颠簸的路途上释放出惬意的鼾声。有些人,则不然,他们和我一样,正在远离家乡的路途中,离乡时的灰霾还笼罩在他们的面孔上,并在他们困倦的眼睛里投下了一片阴沉。

或许,在这沉闷、拥挤的火车上,他们正盘算着安排那份尚未得到的务工报酬:给长年卧病的老人抓更好的药,努力供成绩优异的孩子考上大学,在简陋的房子里置办些像样的家具,为留守在家的妻子添几件新衣……看着他们朴实、老相的面孔,听着他们粗鲁、真实的语言,我仿佛回到了自小生活的村子里,仿佛回到了在外打工的我的叔叔、伯父们之间。正是因为这种亲切感,我更乐意与他们攀谈,在交流中知道一些他们家庭生活的细节,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相似却又个个不同的故事。

在以后多次乘坐火车的经历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比喻。火车就像一个铁皮包成的粽子,其中的糯米当然就是拥挤在车厢里的人和行李了。如果赶上节假日,特别是农历新年,这粽子就会被包得严实合缝,糯米们被挤压在一起,甚至扭曲变形。如果适逢客运淡季,这粽子就会被包得松松垮垮,里面的糯米会时不时地串门、走动,有足够的可以活动的空间。我们都曾做过铁皮粽子里的糯米。

几分钟后,我对火车的惊叹还远没有结束,火车已经开始奔跑起来了。窗外无边的黑夜是多么贪婪,它淹没了稀稀疏疏的灯光,让我无法看到外面的风景。在黑黢黢的夜里,可以随意变幻形状的风使劲儿拍打着车窗,仿佛要推开玻璃,吹进到车厢里来。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一股寒意似乎就停留在耳际,靠近车窗的人慌忙去紧一下车窗把手,然后放下窗帘。巨大的黑夜似乎就这样被隔绝在外了。几个小时后,早早醒来的乘客拉开窗帘,窗外的天空已经露出鱼肚白,不过多久,太阳就一点一点升起来了。火车行进在开阔平坦的地方时,透过车窗就能看到沐浴在晨曦中的河流、湖泊、坟地、山林,更有那些零星散散的村落、稻田、茶园。

火车继续往南,我几次看到大片的城市,大片的江河,大片的丘陵,更多的则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连绵起伏的山峦。那时的我才开始真正读懂地理教材上的京广线,才知道在这条铁路线上的聊城、荷泽、阜阳、麻城、九江、赣州、龙川……这些地名与现实地理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才知道“幅员辽阔”这样庞大的词语到底是怎样的概念。从北方到南方,在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颠簸之后,我来到了温暖湿润的深圳,才知道春天竟会如此迷恋这片南国热土,太阳竟会这样眷顾这片红土地上的山水草木,才知道把楼房盖到云彩飘动的地方不是传说,才知道在秋天的北国风光中,背着棉袄棉裤南下深圳是一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

在拥挤的铁皮车厢里,广播中的音乐被嘈杂声淹没掉大半,打牌的,聊天的,磕头打盹的,照顾小孩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消遣时光的方式。我无法听清背后的说话声来自哪一个人的嗓子,也无法辨别一阵意外的喧闹来自哪一撮人群。但我相信,那些拥挤在一起的回家和离家的人,他们的气息和心跳一定是火车行进的动力之一。所有乘客的心脏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颗庞大的火车心脏,并形成了强烈的脉冲,而这脉冲恰好淹没在火车的呼啸声里,不被乘客们听见。但这声音是真实存在着的,它配合着大地的胎动,配合着道路永不停歇的延伸,在时光的流逝中,演奏着它所特有的旋律。在这无声又似有声的旋律中,乘客与火车一起行进在穿越苍茫的路上。与此同时,那些车窗外的景物正以同样的速度向相反的方向飞离。

这种反方向的飞离,让我固执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火车是铁轨的叛徒。它们相互依存,却又背道而驰。铁轨平铺在大地上,为那些互不相干的地名找到了联系的理由,又精准丈量出了这些地名之间的距离。而火车却在完成相反的命题,它掌握的是时间,而不是长度。它把长度抛弃,把距离缩小到表盘上。它来往于遥远和附近之间,似乎是对铁轨匍匐在大地上的嘲讽。它们一个是动,一个是静,就像哲学上的运动规律,永远保持着相应的绝对和相对。但事实上,它们有着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抵达。如果说在我年幼的时候,铁轨和火车还是一个难解的谜面,一个因了疏远而存在的陌生,那么时至今天,在无法摆脱幼时记忆的同时,我对火车,对铁轨也有了不同于已往的认识。而这认识,可能正根源于社会的变迁,根源于城市文明对乡村生活的蚕食、浸透、剥夺。

如果时光的齿轮可以回拨至祖父青年时代的乡村,我相信,不仅是现在的铁轨会缩回到铁矿石中去,火车那坚硬的盔甲也可能变成在稻田里挥舞的镰刀。尽管这片土地,从来就不缺少贫穷和饥饿。但相对而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在那样一个步履缓慢的年代,更多的人似乎在重复前代人的生活。到父亲这一辈,在大地上辛勤耕耘的黄牛邂逅了“铁牛”。拖拉机开始占领广阔的原野。我的父亲,他少年时代的最大目标,就是要做一个优秀的手扶拖拉机手。拖拉机嘟嘟的声音在他少年的心灵和生活中持久地喧嚣,并让他深深着迷。然而,生活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本来对自家的贫穷缺少认识,对生活抱有朴素满足感的父亲,在刚要实现做一名拖拉机手的人生目标时,又开始向往在广播中被反复提到的城市。在他二十九岁那年,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女,乘坐南下的火车,从北方来到南方。

尽管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包括我的父亲在内的第一代打工者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家境和命运。在城市里,这些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他们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更没有足够的资金能够支撑他们成就卑微的梦想。他们所拥有的最大资本,就是健壮有力的身子和正值青壮年的年龄,以及农村人特有的诚实、憨厚、木讷、勤快。在城市里,他们为无数栋大厦奠基,为无数栋高楼封顶,然而,他们终究是从农村挺进到城市里的“逃荒者”。他们从事着最辛苦的职业,得到的却是最微薄的报酬。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任劳任怨,在钢筋水泥建筑的都市森林里,努力奉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他们的汗水没有让坚硬的水泥地板软化,却让他们的骨头慢慢地变得疏松,直到时光一点一点夺取了他们的青春,让他们再没有强壮的体力从事超负荷的劳动。他们就像一台台不停运转着的机器一样,在劳动时间里,他们磨光了自己的齿轮、韧带,并把自己推向了报废的边缘。直到这机器不能够再承受强有力的转动和摩擦,他们才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像暮色中的倦鸟一样,最后一次返回到乡下老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这个时代渺小的蚁民。

他们疲于奔命,追逐着生活的蜜糖,年青时从乡村到城市,年老时又从城市回到乡村。到头来,他们一个个退回到往日的起点,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再度起程,踏上同样的打工之路,开始同样的人生轮回。

今天,我再一次打量幼时生活的乡村,昔日破败的土房依旧飘荡着消瘦的炊烟,从前低洼的土路还是那样断断续续地蜿蜒。但村子里的人口却明显地少了,除了那些白发如秋草,身骨若寒蝉的老人,在村子里游荡着的,多是留守在家的孩子们。几乎全部的青壮年劳力和妇女都离开了家,去远方城市的工地、工厂、社区、商场挣钱去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坐火车离开村子的。因为除了这种交通方式,他们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任凭一双赤脚,难以走出一条又一条纵横交错的乡间土路,更何况他们不知道方向。抬头看天,他们还会把天上飞过的飞机当做“大鸟”,甚至用这样的名字来吓唬襁褓里的孩子。他们也不会奢望坐上它们在天空翱翔,昂贵的机票不是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他们走后,村子里几乎少了一代人,孩子们在爷爷奶奶们身边,寂寞地长大。在城市里,他们不再与土地为伍,不再与庄稼打交道,而是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最消耗体力的劳动。

那些离开家乡去远方寻找粮食和梦想的乡亲们,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一定在火车上回望过家乡的苍茫大地,注视过异乡土地上的不一样的景物和风情,也一定有一些深深震撼心灵的瞬间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在行进的火车上,他们一定有着难言的不舍和绵长的思念,毕竟离开熟悉的故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如同一片内心的绿色被秋风涤尽的黄叶,飘荡在离开枝头的路上,前途未卜。直到有一天,思念和忙碌渐渐让他们变得麻木,不得不习惯于异乡的寂寞和荒凉,渐渐把故乡的人、事、物放在脑后。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暂时的搁置,一定会如酒曲一般,不断地蒸腾、发酵,直到某一天,再也无法抑制由它勾兑的泪水。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深圳打工,忙活着一家人的生计,而他们的家乡则在遥远的北方或西部。在深圳打拼久了,他们口头上对故乡的提及越来越少。在这个不能把故乡的方言当作通行证的城市,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练习说话,不断地修改着自己的口语。有一些年纪偏大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操持着故乡的语言生活了多半辈子,很难纠正故乡的口音,可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努力向这个城市作出妥协,最大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到这个城市的周围环境。在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他们,在面颊上安装了笑容,而不是对故乡思念的苦痛和不堪。但人往往是两面的,外表越是坚强,内心越是脆弱。我们以为他们早已经习惯了在外漂泊的日子,却不知道他们在暗夜的梦中,总会因思乡而痛哭流涕。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背离故乡的时候,渐行渐远,慢慢地将故乡忘记。特别是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那些以为离开乡村的草窠,降临在城市福地的年轻人。或许,贫瘠的乡村土地太缺乏滋润的水土,保守的乡村生活太缺乏刺激。他们来到城市,在被灯红酒绿刺激双眼的同时,匆忙择路,以为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好运和富有。有时候,也不仅仅是乡村和城市的对比,促使他们武断地作出了仿佛能改变命运的选择,更有来自城市的引诱,来自夜市的召唤,将他们本来朴素洁净的心灵占领。他们沿着错误的方向寻找自己的梦想,在声色犬马中慢慢放松并丧失警惕,最后才发现追求的路途与梦中的景物背离。

从八十年代的打工潮开始,已经不止两代人从农村出发,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了。第二代打工者的孩子多已出生。但时间这不可把握的白刃,到底改变了什么,我不敢回答。因为在我眼前,迷失多于希望,重复多于新生。那些沿着父辈们的打工之路继续前行的背影,真的让人心疼。有时,我幻想遥远的乡村变成城市,全国各地都是深圳这样的城市在一夜间崛起。有时,我幻想城市能够打开更多的温馨之门,让那些拥挤在工厂宿舍里的夫妻、父子、母女,有一个像样的家,有一张像样的床铺能够安放一夜恬静的睡眠。但幻想终究是幻想,在这个外来劳务工占常住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总会有一种漂泊在外的感觉笼罩在外来劳务工的心头。他们试图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却又经常碰壁,以致于很难找到家的感觉。只有那个在铁路线遥远一端的故乡,才会像母亲一样永远耐心地守望着他们的归来。

我曾想,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火车都突然间停止在路上,再也没有出发和抵达,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焦急、混乱。耽搁在火车上的人,只能停留在中点。他们看到的是异乡的山水,呼吸的是异乡的空气,听到的是异乡的方言。更痛苦的是,中断的行程在时间的线条上打上了死结,原定的计划被迫搁浅,希望和期待在停滞中变成了迷茫。那些离开家乡去远方谋生的人再也无法回到故里,那些期盼亲人回到家乡的人只能倚在门口遥遥张望,这世界会变得多么无奈、凄凉。

我曾想,如果站台、火车,不仅仅是上客下客的场所,运载乘客、货物的工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它们一定见到过各种各样的离合聚散。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着的时代,不仅仅是劳动力,甚至连同白菜、土豆、黄瓜,西瓜、苹果、桃子,这些蔬菜和水果,都在不停地在城市和乡村的路口进进出出。劳动者,连同他们收获的果实,都不再长久地拘于一隅,而是不停地在异乡和家乡之间奔走,像候鸟的迁徙。正是这种迁徙,夯实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底座。

时光流转到今天,往日的生活渐渐沉淀到记忆深处,成为不可回溯的流沙。我也早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祖先灵柩的家乡,追随父亲的背影来到深圳多年。尽管祖辈传下来的务农的手艺和学问,已在我的手中断绝,但那片让我时刻惦记的乡间土地,却还在用午夜凝结在草叶上的甘甜的露水滋养着我的乳名。想家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绵延的铁轨上呼啸而过的火车,它不断地抛弃却又不断地制造着与铁轨摩擦出的火花,一路前行,穿过苍茫的黑夜,又行经星辰淡去的黎明,迎来灿烂的朝霞和辉煌的白昼。

它一定会在某个方位上最近距离地接近我的故乡,并卸下和载上我故乡的亲人,那些到遥远的地方寻找梦想和前景的人,那些在异乡的城市里被人们叫做农民工的我的叔伯兄弟。他们来了,他们回去,一个个循环往复中,他们不停地纠正着宿命,不断地演算着自己的生命故事。不管未来怎样,至少他们的脚步迈出过田野,走出过乡村,在远方的城市里踏出过声响;至少他们沿着铁轨延伸的方向,流过真诚的泪,滴过真实的汗,像脊背弯曲的纤夫,奋力拖动过城市的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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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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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锦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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