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像我居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老母亲。她们抛弃了故土，失去了庄稼，甚至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在陌生的城中村，五湖四海的乡下语言，很难找到能与之对话的人。如果遇上一个，如果你跟她聊起家常，她可能会滔滔不绝，甚至是喋喋不休——尤其是讲起自己的孩子。我遇到的这个母亲也一样，也许，她太需要有人听她说话了。

1

我注意她很久了。

开始的时候，她住在我楼下，每天上下电梯，总能遇到她，面无表情地提着一塑料袋饮料瓶或者是抱着一摞纸皮。

因为她的面无表情，我的心情很复杂。我设想着她的一日三餐是否困难，设想着她的家庭是否入不敷出，甚至设想着她是不是有一个或者多个啃老的孩子……

再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问了楼栋管理员，她告诉我说，那个阿婆住到二楼去了。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更何况，她住哪里与我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可是，我的心又是柔软的。看到她，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她，甚至希望哪一刻，能突然看到她笑一笑。哪怕，只有一瞬。

有一天早起，在楼下又遇到她。在村里的小路上，她走在我前面，1米5左右的身高，有些罗圈腿，走起路来，脚和地面一颠一跛的，感觉很费劲。尽管这样，她竟然走得比我还快。她一手拎着蛇皮口袋，一手拿着一个破纸箱，往村口的另一个垃圾堆放点走。我大步跟上她，想和她说几句话，但竟然没有赶上她——原来，在另一条小路上，也有一个阿婆，正风风火火地往垃圾堆放点赶。

看着她一晃一晃的背影，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想起了我那一辈子要强的老母亲。她已经78岁了，还要种田，还要养鸡，还要养鹅……虽然我们兄妹几个一再劝阻，但没有任何效果，她也从未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饮料瓶子，她看到了，会轻轻地问我，喝完了没？喝完了，我就顺手给她，没有喝完，我就猛灌两口，然后给她；有时候，我从住处拿垃圾去存放点，遇上她，她也会跑过来，问有没有瓶子之类的，我会把那些纸盒、饮料瓶之类的一袋给她；有时候没有什么有用的，我就直接告诉她，都是厨房垃圾。她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因为这，我竟然养成了习惯——将垃圾分类。

她忙碌的背影，让我难受。我总是无法自制地把她和我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我的母亲比她高一些，头发也花白了，但腰身跟她一样挺拔……那是一个母亲挺了一辈子的身板。

2

有一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在村道上又看到她，风风火火地走着，和每一次的偶遇都一样。她一手提着一个绿色的塑料桶，一手不规则地甩动着。那塑料桶很脏，应该是哪个年轻人丢弃的生活用桶。她在一个拐角，看到了一个纸箱，她拎起来看看，证实里面空无一物后，拎着走了。

我和她相背着走了几十米远，我突然想回头去看看她。

我走回到刚才的那个拐角的时候，看到她在一家网吧的垃圾筒里翻找，将瓶子一一放在塑料桶里，有小纸盒之类的，她就给拆开折起来，放在刚才的那个空纸箱里。

我站在拐角，盯着她看——此时，她正弯下腰来，捡起刚才她翻废品时掉地上的纸屑。捡完后，将它们放在垃圾筒，才又一手提着塑料桶，一手拿着纸箱走下台阶。

我迎上前去，跟她打招呼，“阿姨，你现在没有住10楼啦？”

“是的，搬2楼啦。”她愣了一下，眼睛马上有了光彩，她应该是认出我来了。“你住几楼的？”

“我住楼顶，记得以前你住10楼的。”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住那里，房间门总是被他们打开，一次一次的，说是有人来看房子……你说，就是来看房子，也得提前给我们说一下不是？或者来了，也该敲一下门不是？每次都直接开门，有次差点把我吓着了……”

原来是这样！“住二楼也好，租金也要便宜一些。”我安慰她。

“不好，不好，二楼光线很差，一天到晚也见不到太阳……”她顿了一下，说“租金才便宜100块钱……”

“你捡这些，你孩子知道吗？”我想起那个开着150万豪车的儿子陪母亲捡废品的新闻，想起那个新闻后面，对“孝顺”的解读。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的。”她一边摇头，一边摆手。眼晴里马上浑浊了起来，“他为了这个，哭了很多次了，可是，能怎么办？我们以前在宝安住，我还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工余，我也顺道就捡一捡这些。但我都是偷偷地捡，偷偷地拿去卖。但没有想到，有一天让他撞上了，他当时就把我捡的那些瓶瓶罐罐什么的，给我拿扔了……我当时就哭了，说我辛辛苦苦捡的……后来，我们来到这边生活了，我连清江工的工作也找不到了。我就趁他早起去上班，比他晚几分钟出门捡废品，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找机会去卖。有一天下午，我跟以前一样拿着废品去收购站的时候，遇上因为公司停电提前下班回来的他。这一次，他没有把我的废品拿扔，但是他哭着求我，让我休息，让我不要干这些……那天，他陪着我，把那些废品拿去卖了，22块钱，但他从收购站哭到家，进门就扑嗵一声跪倒在我面前，让我答应他不要再捡废品了，不然，他就不起来了。”

我的心突然疼了起来，为这个母亲，也为那个儿子。

3

她讲着讲着，就说起了四川南充话。

在我提醒下，她再讲蹩脚的川普，显然，她不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我想，这些话，她一定在心里憋了太久太久。虽然比较难懂，但我仍然听出了故事的大概，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他要我答应他不要再捡废品，不要再找工作，要我到珠海给读高中的孙女做饭。 这三个要求，我一个都不能答应。我不能停止赚钱，因为我做饭不好吃，也不能给孙女做饭。于是，我对儿子说，你这三个条件，我都不答应。你愿意跪，你就跪吧！我转身就离开了家。在村里转了半个多小时。我知道儿子是为我好，是孝顺，可是生活在深圳，没有钱，有多难啊？我捡捡废品，最少可以省点买菜钱啊……我回到家，推开门，看到儿子还跪在原地，看到我进来，儿子又抱住我的腿，眼泪滴在我的手上……说，‘妈，你就到珠海照顾你孙女吧！’我说我做饭不好吃，孙女不喜欢吃。一旁的孙女马上过来抱着我说，阿婆做饭好吃，我喜欢吃。”

“你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和懂事的孙女，你是有福的人啊！”我们站在村道的路口，过往行人不时的注目，在他们看来，那一定是一对母子深情的交流。

“没办法，我就去了珠海照顾孙女。开始还好，但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哪里能管住一个18岁的女孩子？她玩手机，打游戏，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睡了，结果第二天才知道她玩了一宿的游戏……早上起床又困难……和照顾她比起来，我宁愿去做清洁工，去捡废品。后来，在高考那一天，孙女起床晚了，直到学校老师打电话找到儿媳，儿媳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那天是高考。可是已经晚了，不得已，孙女又复读了一年。我回了深圳，打死也不在那边照顾她了，我实在是管不住她。就这样，我去年又回了深圳。”

“回了深圳，就又开始偷偷捡废品？”我的心情慢慢平复。“对了，你是哪里人？儿子做什么的？”

“我是四川南充的，儿子原来是做模具的，现在好像做什么电脑什么的，我也不懂。我回了深圳就又开始偷偷捡废品啊，儿子工资一万左右，儿媳可能也差不多。可是，我们房租这边是2000多，儿媳在公司那边租的3000多，孙女考上了广州的大学，每月生活费要2000块，学费每学期上万……这些账，一算，我就心疼我的儿，压在他身上，就像一座山一样啊……”

4

这个曾经在我眼里面无表情的母亲，在那一刻，面部的表情无比生动。

这就是母亲，一个活到老，操劳到老的母亲，一个把泪水吞进去，把腰杆挺起来的母亲。

“赶紧回家吧，你儿子快回来了。”我帮她拎过绿色的塑料桶。

“好的，好的，时间不早了，我先把这些送到后面一栋楼的墙根下藏起来。你真是个好人……”她说着，想从我手里拿过塑料桶。

我说，“没事，我先帮你拎一段路。”

她说，“你真好，你真好。”

我好吗，我好吗？我不过用自己的举手之劳，弥补内心深处作为儿子这个身份的遗憾而已。

虽然，我真的没有帮到她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很高兴。甚至，我终于看到了她的笑脸，和这世上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她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只是在那些深深的沟壑后面，堆满了岁月的艰难。

那个晚上，这个母亲，别人的母亲，给我讲了她和她儿子的平常的生活，却打湿了一颗远离双亲的游子的心。

10年前，我从广东回到徐州的家里，第二天，就到乡下接了父母双亲到我位于市区的家里小住。午饭后，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我坐到她身边，对她说，“妈，我们去逛一下华联商厦，给您买几件衣服。”

母亲摆摆手，又摇头。那时候，母亲已经出现轻微的耳聋，和她说话的时候，已经放大音量了。“不去了，我哪儿也不去，也不想去。我就想看着我小儿，和我小儿说说话……”

母亲说得很自然，可能是她的真情流露。可我的内心里，却是百感交集——什么时候，和我说话，在母亲那里竟成奢望？母亲粗糙的手指，在我脸上摩梭了几下，又放回腿上。

和母亲唠家常？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自从我走向远方，好像就没有再跟她好好对话过了。从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会听她聊一下田里的庄稼，说一下村里的奇闻秩事，还有那些远房亲戚的家事，或者是，我们家从前的那些艰难日子……我离开家之后，似乎不再关心这些了，母亲可能看出我听得索然无味，慢慢的，就不再讲了。

再后来，从外面打电话回家，已经不能和母亲对话了，虽然给她买了助听器，但似乎并不适合接听电话。她听到电话机响的时候，总是拿起电话接听一下后，就交给父亲，然后在边上守着。再然后就是督促父亲挂电话，“没事就挂了，电话费很贵的……”于是就顺理成章的挂了电话。

再回家的时候，和母亲对话，就只有一种方式——我将要说的话，输入电脑，拿给她看。她戴上老花镜，看看我，再看看电脑屏幕。从来没有想到，和母亲对话，竟会这么艰难。

但岁月不回头，母亲也回不到从前。

也许，我只是一个愿意听她讲这些琐碎事件的邻居或者路人。在她的絮絮叨叨的讲述里，也再一次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一个78岁的，近乎失聪的老人，是否还有人听她絮叨？如果她的身边，有一个像我这样的邻居或者路人，她如何向别人讲述那个背井离乡离她远远的我？

5

这栋楼的一楼，有一间商铺。商铺有四十平，常年闲置。在这个城中村里，这样的商铺很多，每天人流量就只有十几或者二十几个人，哪有什么商机？

铺主是广东梅州人王亮，他在深圳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做销售。2019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他把62岁的母亲接到了深圳。商铺层高6米，按以前的模式，多数铺主会将商铺隔成两层，底层经营，上层住人。王亮的母亲来到深圳后，恰逢消防管理升级，所有的城中村商铺，不得住人——除非商铺没有经营。

于是，王亮就放弃了一楼经营的念头，把母亲安排在商铺的二楼居住，一楼用来煮饭和会客。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很窄，走到顶部的时候，只有一米五高，需要弓着身子通过。王亮在一楼给母亲装了床，让她睡在一楼，但她说，一楼的大门关上后，闷得难受。

在上楼梯难和呼吸困难之间，她选择了前者。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王亮的母亲拉着一辆手推车，车里有几个苞菜和几把豆角，她热情地招呼我等一等，说要拿一些苞菜和豆角给我。我赶紧拒绝，说家里有很多菜，都吃不完。说完我赶紧上楼，在电梯口，看到她捧着两棵苞菜和一把豆角，站在玻璃门外。我对她挥挥手，让她自己吃。电梯来了，我钻了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我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酸楚。或者是因为她过于瘦削的身体，又或许是她黑黑的眼圈，深深凹进去的眼窝……她的脸上，写满了艰难。

我问了王亮，问她母亲从哪里拿的苞菜的豆角，还要分享给我，让他替我谢谢她。

王亮告诉我，他妈妈来到深圳后，就到了清湖市场批发蔬菜，然后推着三轮车零售……这样也好，有事做，不无聊。

确实，闲下来的母亲，身体容易出问题。我们老家，每年总会有人收各种种样的药草，母亲骑着自行车，和别的乡亲一起，能跑到十几公里外去割，装到蛇皮口袋里，然后绑在自己车后架上驮回来。“你妈厉害哦，人家今年秋天割药草，卖了一千多块钱……”在电话里，父亲不无讽刺地批评我母亲。想起瘦小的母亲，骑着自行车，穿过田埂和沟渠的样子，眼泪差点落在面前的书上。

母亲操劳，但除了耳聋之外，其他各方面都非常好。有一年5月，哥哥开车回家探望父母。回到家后，听父亲说，母亲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帮别人拔稻秧了，100块钱一天。“真是要钱不要命了！”哥哥丢下这句话，就去那个村里找母亲。母亲找到了，但说什么也不走，要继续留下来干活。万般无奈的哥哥，生气的开车直接回了城，泪流了半路。

母亲缺钱吗？家里吃的喝的，银行还有存款。但她闲下来，就比缺钱花还难受。

我和王亮分享这些的时候，也是无奈的。“有什么办法，我每天晚上9点半下班，回来后，吃饭洗澡，就到了该休息的时间了，母亲早上四点半就要起床，收拾一下，去批发市场……”王亮说，“我也想让她不要干，但我又没有办法说服她，一是我没有多少钱，二是我也陪不了她。她人生地不熟的，她自己都说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出门做个小生意，至少有人说话……”

酒逢知己和无人对话，应该是两个极端。我们的母亲，处在尾端。

6

有天下午和朋友约下午茶，回来的时候，才发现楼下门禁卡放在朋友的手袋里了。正是下午5点的时候，楼宇也没有人出入。我就在楼对面的一个水泥凳子上坐下来刷手机，等有人开门。

王亮的母亲隔着玻璃窗看到我，就推开门来，问我，“你没带钥匙啊，进来坐着等会吧……”

一楼的商铺不需要出入电梯，所以，他们家是没有大门的门禁卡的。我刚想拒绝，但看到她还推着门等我，就站起来走了过去。

她把皮沙发擦了又擦，才让我坐下。“阿姨，你在忙啥呢？”我问。

“这是没有卖完的豆角，我给择择，看看有没有虫子，等亮儿回来，我让他装到瓶子里，腌起来。”她说着，把手中的豆角扬一扬，“就是你们平时吃的那种酸豆角。”

“啊，在瓶子里腌？”我第一次听说在瓶子里腌豆角。

“你看，就那样的。”她指着角落里十几个矿泉水瓶子，说。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那里的瓶子里，都装着翠绿的豆角。

“我亮儿32了，我看你经常有朋友来找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儿媳妇？”阿姨一边理着手中的豆角，一边抬头问我。

“可以啊，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啊……王亮想找什么样的……”

“唉，他哪有什么要求，能过日子的就行……”她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我自打住进这栋楼，就认识了王亮。王亮身高175，体重75公斤，也算是相貌堂堂。他母亲说的‘他哪有什么要求’，我知道并非如此。王亮的要求可不低：相貌好，身材好……这是基本的。

“跟他一样大的，孩子都读书了，他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一直挑，一直挑，也不看看自己啥条件……老头子不死还好，老头子死了，我又帮不到他多少……以前村里有梅娘帮他介绍过一个，是隔壁村的，他嫌人家矮了……后来，我表亲又给他介绍一个，医院当护士的，他却说护士这工作不好，容易有职业病……”

她不再跟我交流什么，而是自顾自地一直讲，讲她以前的家庭在当地是比较好的，后来，因为吃了官司，家境破败；又讲王亮还有一个妹妹，却在8岁时死于村外的池塘……她语调平常，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后来又回到王亮身上，她才又想起问我，“亮子说，深圳这边的人，找对像都要看有多少钱，是不是真的？还要有车有房……￥%#￥%@￥……%@%……%#@#￥”讲着讲着，她说起了家乡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了。

我站起来，想到外面等。她可能也是突然发现自己说成了家乡话，马上又用广东普通话问我，“在深圳，成个家就那么难嘛？”

我陷入无奈。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这个问题。身边的孤男寡女越来越多。男的不想娶，女的不想嫁，过去的那种婚姻观，在如今看来，只能当作一个参考，结婚并不是必须。但我又不能跟她这么说，她见过我太太，如果我这么说，她可能会认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呢，我真腰疼。

“婚姻这个事情，是要看缘分的，亮子的缘分来得晚一点，但也说不定，哪天下班回来，他就带了一个姑娘来，告诉你那是他的女朋友……”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外面的玻璃门被推开的声音，“阿姨，有人开门了，我得走了……”

“嗯，嗯，你记得啊，帮我亮子留意一下……”

“好的，好的。”我逃也似的离开了。我知道身后是那个母亲急切的目光。

我给王亮发了一条信息：赶紧娶个媳妇回家，善良就好，能陪你妈妈说说话。

王亮说正在努力呢，我也知道她需要有人听她说话。

一阵风从窗户吹进来，有花香的味道，也有海水的苦涩。

7

大卫是我的一个同事。

他太太生了二胎之后，大卫决定把56岁的母亲从湖南凤凰县接到深圳来，除了照顾媳妇外，还能接送8岁的大宝上学。

母亲刚来的时候，兴奋无比，搬家一样的，从家里带了四只老母鸡，还有大大小小六袋粗粮，还有腊肉、笋干这些特产。大卫很难想象，母亲一个人怎么把这装满一辆SUV后尾箱的东西从湘西带到深圳的。

母亲兴奋地对大卫介绍那些鸡，那些粗粮，那些特产，讲她来时，经过村庄里，那些乡亲们关切的询问，“知道你生了一个女儿，都替你开心呢，儿女双全。”坐在副驾位的母亲丝毫不累，给出门讲到下车，大卫有几次想提醒她，自己在开车，回到家再讲。但想想，好久没见到母亲了，话多一些也正常。

大卫在公司做设计，是经常加班的那种。大卫太太是云南人，和大卫母亲虽然是一家人，却语言不通。加上家中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很多时候，除了大的叫，小的闹，大人的交流声，很少。

“我妈的普通话啊，要不是我听了十几年，估计我都听不懂……”大卫很无奈，“好在我妈有学习的愿望，最近天天在练普通话……”

一个56岁的，目不识丁的乡下农妇想学习普通话，难度可想而知。

“她听得到新闻联播，听得到电视剧的普通话，她听了，她就照着学……虽然近步慢一点，但好歹在进步啊！”大卫对太太说，“她说话，你认识仔细听，联想加猜，就差不多了，多点头就是了。”

大卫孩子100天的时候，我去看望他家二宝。在她家花园小区的绿道里，有一个大妈对着一棵红棉树窃窃私语着什么。走近了，我隐约听到，她在说：他们都很忙，一天都见不着人影，睡觉时才回来……我以为她在打电话，再回头才发现，她一手拎着购物袋，一手按在树干上……

大卫的妈妈很热情，让座、倒水，殷勤的笑容，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说的普通话，真是不普通，我认真听了半天，一个字没懂。我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说谢谢。

大卫的太太抱了孩子出来，可爱的小姑娘，我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脸，她就笑了起来。大卫的妈妈在边上站着，脸上流露的，全是爱。

“刚才经过你楼下，看到一个大妈在跟树说话。”我告诉大卫。

大卫不信，“人家肯定是打电话，你没有看到电话吧！”

我走到阳台上，看到那个大妈还在。“不信你来看，又没多远，她还在说，她不是在打电话。”

大卫住在三楼，那个跟树对话的人，不过距离20米远，确实可以看得到，对方在和树说话。

“原来是赵阿姨。我认识她。”大卫向我介绍，“上次查核酸，她在现场维持秩序。她62岁了，是社区义工队的。”

“可她为什么要跟树对话呢？”

“她退休之后，一直在老家东北生活。去年，她老公去世了，她女儿把她接到深圳来，跟她女儿女婿住一起。女儿女婿是丁克，结婚10年了。赵阿姨来到深圳后，什么都不习惯，女儿女婿天天忙着上班，出差，各有自己的圈子，倒是赵阿姨就一直身单影支，一直一个人，跟树对话，可能是太无聊了吧！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响起了，上次去社区办事的时候，听到她在跟一只猫说话。当时以为在逗猫，如今想来，应该是跟猫说话了。”

霎那间理解了，为什么会有老人把猫和狗当人一样爱着，疼着。

因为，它们有听他们说话。

8

大卫的女儿半岁多的时候，大卫坚持着把母亲送回了老家。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送走她，她在这边很开心啊！

听到我这样问，大卫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回答我，声音里还有哭腔，“有一天，我下班早，母亲带着二宝在楼下的绿化区闲坐。我经过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母亲在晃着手推车，就悄悄地走近她，结果听到母亲在跟我闺女说话……”

“这不正常嘛，我儿子几个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话啊！”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母亲用她蹩脚的湖南普通话在说，‘今天天气真好，我和宝宝在这里坐着，旁边没有一个人，爷爷也不在，也不知道爷爷在做什么……他要是知道我学了这么久普通话，还不会说，又要骂我蠢了……我也想学得快一些啊，儿子天天忙到半夜才下班，我和他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不知道，再过半年，我还会不会说家乡话啊，会不会忘了啊……’大卫还没有说完，就大哭了起来，“我一直想着自己轻松，却没有想到，学说普通话，对于不识字的母亲来说，困难有多大。”

我开着车，听着大卫的话，不觉也沉重起来。我们都太多的考虑了自己，却忽视了母亲的感受。“那接下来怎么办？”

“女儿断奶了，找个保姆，或者就干脆让太太找个在家里的工作，反正不能再让母亲说普通话了，她回家生活挺好的，日子又不差，何必让她再委屈。至少，她在家里，每天都有人和她对话。”

久居城市的我们，以为让母亲进城是一种幸福，可是，在母亲眼里，未必。如果可以，把母亲还给那片自由的天地。

9

经过小广场，看到有几个大妈聚在那里，喇叭里放着越剧。走近了，却听到他们在说着话，抢着说的那种。再仔细听，竟然发现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你说你的南昌话，我讲我的客家话，你可能听不懂我说什么，不重要，因为，我也听不懂你说什么。

再后来，她们站起身，心满意足的离开小广场，四处散去。

我抱着大包小包的快递往住处走去，距离大门30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二楼的捡废品的母亲推开了玻璃门。显然，她也看到了我，因为，她把大门完全打开，然后挡在一边，不让门关上。

我知道，她在等我进门。

“要不要给你按电梯？”那天晚上的川普又在耳畔响起来了。

“不用，不用，我可以按的，我最近放了几次纸箱，在二楼的拐角，你都有拿到吧？有一次还有一大袋矿泉水瓶……”

“有的，有的，我都拿到了，谢谢你啊！”我进了电梯间，她关上了玻璃门。

回到家里，我把那些堆在杂物间的纸箱全部收拾出来，把那些以前不看以后也不会看的报刊书籍整理出来。我准备趁她儿子不在家的时候，拿到她家门口。

我仿佛看到她脸上的久违的笑，我想，这也算是我和她之间的一种对话。

可是我也知道，在遥远的北方，少有人愿意听我的母亲念叨那些家常，这，我很抱歉，也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