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头痛对于我来说是常客了。印象里从八九岁开始，每年都会犯几次，发作时间往往是冬天的凌晨，疼起来只觉得脑袋里像装上了几个鼓槌，发出苦涩的，不规律的，剧烈的钝痛。鼓槌与脑髓碰撞，甚至能感受到它一凸一凸拉伸皮肤时的不规则形状。眼前昏黑一片，眼球上像压了两柄镇纸，沉重得抬不起眼皮。钝痛蔓延一段时间后，往往伴随着一阵一阵的恶心呕吐，如此折腾数个小时，这场身心的凌迟才能渐渐隐退。

儿时的我摸不清楚疼痛的规律，只能和家人一起辗转于深圳各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它们的主任号牌上不约而同地满布金属划痕，一进诊室，病人们往往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中间一颗热气腾腾的，白花花的脑袋。那时，我穿梭在一群五官写着焦虑和疲惫的中老年人之间，因为自己是其中唯一的孩童而备受瞩目。大家都一脸同情地看着怯生生的我，看着我格格不入地出现在这个特殊的科室。毕竟在很多人眼里，“神经内科”总是和养家糊口的压力，年龄攀升所致的失眠，以及一些令人唏嘘的重疾挂钩。一个孩童模样的病人就这样径直走到热气腾腾的，白花花的脑袋们前面，递上自己的病历，像背课文一般，开始陈述自己的头痛史。去不同的医院，在不同的医生面前陈述自己相同的头痛史，几乎成了我整段童年中的关键部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是不是就是靠这件事练出来的，毕竟，有的医生可能会打断我陈述的完整性，希望我挑重点，精要地说，有的医生又希望我展开说，尤其会关注一些在我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这样的陈述，家人无法替代，因为这样的疼痛，家人无法替代。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深知，有些事，只能自己亲身经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我的话语像一块粗粝的石头，在漫长的打磨中渐渐变得光滑。但我的疼痛依然是一个没有边际的谜语。即使我已经看过了这么多的医生，医生们的诊断却大同小异：“偏头痛目前来说暂时无法根治，只能尽量规避发病的诱因”。我始终摸索不到疼痛的把手，就像学生时代的我永远解不出来一道完整的数学压轴题，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大包小包提着各式各样，或中或西的止痛药，走在回家路上，沉默是路边的小叶榄仁。

上大学后，说来也神奇，这个可怕又可怖的偏头痛有几年没有犯过，我轻率地以为它终于成为了过去式，几乎快要将它遗忘。谁知二零一九年，它再次卷土重来，且来势凶猛，一痛就是二十来天，剧烈程度令人不堪忍受，多米诺骨牌连续坍缩，多年来吃的一些止痛药也好巧不巧，在这个时候陆续失去了效力。为了缓解疼痛，我几乎每天都要跑去小区里的一家中医馆针灸。那会儿的深圳已是深冬，但并不冷，街上的人们只穿着一层薄薄的针织衫或卫衣外套，而我却不得不裹起了厚重的羽绒服，脑袋上压着毛线帽。毛线帽妥帖地包住了耳朵，于是声音变得模糊，疼痛也变得模糊。

那年冬天，我经常沿着马路边的远足径往下走，一路经过福田区政府，福田区信访局，还有数个叫不出名字的小区。路边的树还很绿，毫无萧瑟的痕迹，火焰花树冠磅礴，叶盖如伞，红得很野。我一路走着，尽量让步行分担我对疼痛的注意力，可是却不自觉地一次次想起自己躺在理疗床上，灯光从脑袋上打下来的场景。光线审判我，曝露我，迫使我不得不紧闭双眼，专心感受着疼痛的轨迹。针灸师和母亲的对话也与此同时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他说，她这样痛下去不是办法，还是去拍个片子吧，看看脑袋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最后一句话刺痛了床上的我，我的眼泪被合拢的眼皮掩杀，但我依然感到自己的心真切地往下，沉了下去。

在父母的安排下，我住进了福田区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准备接受一系列的检查。入院那天是惊蛰，父亲下班后来看我，带了一塑料袋梨，还有一大包德国进口的橡皮软糖。父亲说，惊蛰要吃梨，也要吃糖。我对那包糖印象很深，外包装上龙飞凤舞着彩色的德文，里面的软糖被做成了卡通虫子的形状。父亲用手捏出了一条，故作轻松地逗弄我，看，害不害怕？我一脸无奈地说，我不是小孩了。那晚，我和父母都心事重重，没有睡好，我们都恐惧着针灸师的话，恐惧着我未知的命运会否被接下来连续的一系列检查所变形。

幸运的是，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显示一切正常。对于我来说，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我终于排除了内心巨大的忧虑的阴影，坏事是偏头痛的诱因彻底变成了悬在头顶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暂且找不到根治的办法，为什么连疼痛的诱因都如大海捞针一般困难？

迷雾之中，这家医院的心外科主任走到了我的床前。这一回不是热气腾腾的，白花花的脑袋了，而是一位干练的女医生，大约四十来岁，戴着金丝边眼镜，棕色长发被盘在脑后，用啫喱水抹得很平整。这一回包围的也不是里三层外三层一脸忧心忡忡的病人了，她的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一大团实习生，满脸好奇地看着年轻的我抱着膝盖坐在神经内科的病床上。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目光。女医生说，我们在你前几天的一次发泡实验结果中发现，你可能存在卵圆孔未闭合的情况，也就是你的心脏上有个没有在合适的年龄发育完全的“小洞”。所以，我们建议你做个经食道心脏彩超，再次确认一下。如果情况属实，而且这个“小洞”确实达到了需要介入干预的程度，那就可以安排封堵手术了。我急切地打断，那么，卵圆孔未闭合有可能是我偏头痛的诱因，是吗？女医生口罩上方的眼睛看了看我，她的眼神让我感觉我是一尊古怪的雕像，被时间施加效力，缺了鼻子，或者缺了嘴巴，变得漫漶。

经食道心脏彩超前一夜，我几乎彻夜未眠。百度里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令我胆战心惊，简单点说，就是一根管子从喉咙伸进食道，再伸到心脏背面，借此观看心脏情况。大约是察觉到我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隔壁床的爷爷和阿姨隔着绿色的帘，开始和我搭话。

因为床位紧张，病房里的病人不分性别。对此，我最开始是极其抵触的，所以几乎没有和左右两侧的爷爷和阿姨说过话。绿色的帘隔出了一块小小的绿色空间，我待在里面看书，听音乐，头痛发作时，就熟练地按铃叫护士，给我推止痛药或者安排吸氧。不明原因的剧烈偏头痛伴随了我太多年，我几乎已经可以做到心平气和地和它共处一室，和它一起待在这个小小的绿色空间里。现在，爷爷和阿姨的热情打破了绿色空间鼓鼓囊囊的完整性。

爷爷已经八十四了，算得上高寿。一生坎坷，时代的车轮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辙痕。他当过兵，做过乡镇老师，又转行做了律师，最后以高级合伙人的身份干到了退休。十年浩劫期间，身边不少亲朋捱不住，陆续没了，爷爷自嘲自己是块硬骨头，硬是捱到了七几年。最后人家终于肯放他走，他不干了，非要平反，给个说法，不给就不走。和平年代，爷爷又考了律师证，凭着一张利嘴，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知天命的年纪，他得了胃癌，切掉了大半个胃，幸运的是，老天再一次眷顾了爷爷，他慢慢好了。如今耄耋之年，爷爷还是爱看报纸，爱读新闻，除了严重耳背，整个人看上去始终精神奕奕，眼睛发亮，实在没有一点八十的样子。

阿姨是河源人，总是喜欢叫我“妹妹”，讲话温温柔柔，带着浓重的客家口音，很信任我，没人的时候，总是和我掏心掏肺说心里话，和我聊自己的婚姻，聊自己的两个儿子。阿姨的大儿子读大二了，很孝顺，一米八的个子，就蜷缩在三把椅子上。我问阿姨为什么不给儿子租张床，阿姨还没说话，大儿子已经抢先开口了，我睡这椅子也挺舒服的。

爷爷和阿姨隔着绿色的帘安慰我，你一言我一语，都在絮絮叨叨自己过去的疼痛，有身体的，有心的，有历史的，有人的，有事的。除了疼痛，还有失之交臂的记忆，世纪，爱和怀念。医院是最真实的微观人间，我所在的病房便顺理成章成为了人间的中央。我们分居在三个绿色的空间内，独自面对着三种不同的疼痛，互相独立，又互相倚靠。

我终于还是蜷缩在了医院的观察床之上，背上长出了硕大的螺壳，把病号服顶出了一个拱形，纹路一条条，一根根，延伸出狼狈。主任一进来，又是一颗熟悉的，热气腾腾的，白花花的脑袋。医生，实习生，护士再次自动分成两列，垂手而立，围住这颗脑袋。主任倒吸着冷气，隔着口罩，也能看出他龇牙咧嘴的形状。他嘟嘟囔囔，声音变了形，半天才听清，他说的是他最近长了个口腔溃疡，很痛苦。

主任带着口腔溃疡，相当麻利地摆弄我，摆弄我的螺壳，和螺壳下不成形的汗津津的肢体，一转身，又相当麻利地给我抽了一大沓纸巾，垫在我的脸颊旁边，我能感受到纸巾异常粗糙，凹凸不平的花纹在我的脸上深深浅浅地留下痕迹。黑色的管子从口腔里伸了进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木头和雨水混杂的味道。我不禁想起来很多年前的一个台风天，天昏黄昏黄，云层厚重得像发霉的棉絮，父亲来接我放学，在头顶上撑开的就是一把黑色的大伞，伞柄是棕色的木头做的。这根管子，让我想起了那把大伞。受到咽部刺激，我开始条件反射地呕吐，因为已经空腹了一天一夜，胃里的内容物早已一干二净，只能苍白地吐出一些透明的胃液，像螺无声爬过，在体下拖出长长的透明的液体的带。主任倒吸着冷气，按住手下挣扎的鱼，断断续续地抱怨自己的口腔溃疡实在太痛了，镜片后的眼睛不闲着，紧盯着屏幕，同时还要指导实习生观摩学习。主任好忙。

我实在太痛苦，不禁流下眼泪，主任淡淡地说，你还年轻，年轻就会反应剧烈，过了这一关就好了。我在心里说，过了这一关就真的好了吗？后面不是还有手术吗？做了手术，偏头痛就真的治愈了吗？黑色的大伞从我的食道退行，从我的喉咙退行，但那股木头和雨水混杂的味道留了下来。

经食道心脏彩超的结果出来了，我果然是卵圆孔未闭合，于是顺理成章，被安排了手术。手术前一夜，我听说打麻药可能会有不良反应，例如恶心呕吐，那股木头和雨水混杂的味道涌进了我的脑海，我一下子陷入了莫名的焦虑漩涡之中，忍不住跑到服务台，不断追问护士麻药的情况。在语意的螺旋中，护士失去了耐心，态度有些厌烦，我脆弱的弦一瞬间便崩断了，眼泪不体面地流个不停，像窗外的大雨。

雨幕之中，阿姨披着衣服跑了出来，把我往病房里拉，给我倒热水，又往我的手里塞了一颗大苹果，皮鲜红鲜红的，打了蜡，很体面。阿姨说，这颗苹果送给你，妹妹，保你平安。阿姨又说，我知道你怕，我生我两个儿子时，也怕。拿住这颗苹果，就不怕了。

卵圆孔未闭封堵术是小手术，我很快便被推出了手术室。在监护室观察了一夜，等情况稳定后，就转进了普通病房。幸运的是，我回到了原来的病房，奇怪的是，隔壁床的爷爷不见了，换成了一个讲话格外温柔的阿叔，是泉州人。以前去泉州游玩，寺庙多，香火盛，人们拥有信仰如同拥有精神的依靠，连庙里卖首饰的阿叔讲话都叮叮当当，虔诚又软糯。他笑着和我打招呼，说自己是老病号了，老是光顾医院的生意。

阿姨气色好了很多，之前因为“神经发炎”，她的嘴唇一直乌青，眼窝深陷，几日不见，人明显有了精神。她抬眼看见了我，笑了笑，闷声闷气地说，爷爷已经走了，语气虔诚又软糯。我震惊极了，追问发生了什么，阿姨只是摇头，说她也不清楚爷爷的病。我就这样和爷爷只留下了一面之缘。他似乎还坐在那面绿色的帘后面，鼻子上架着老花镜，埋头看着手里的报纸，时不时舔舔手指，把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响。他和我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故事，皱纹总是紧张地蹙缩在一起，像一个皱巴巴的核桃，当他笑起来的时候，核桃上的纹路也便舒展开来。

爷爷在床头留了一份报纸，被阿叔的爱人拿去垫饭盒了。我忍不住探身，抽了出来，握住爷爷的报纸愣了半晌，留下来的这一页像这一套报纸仅存的骸骨一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读起来有种飘零感。大标题所处的豆腐块被他细心地折了一个角，大约是看到了那里，不过显然永远来不及读完了。医院就是这样，缘分很薄，但记忆厚重。

我的偏头痛竟然就这样慢慢好了，虽然偶尔还会轻微发作，但像儿时那样古怪而连绵的剧痛，却是再也没有过了。出院之后，我和阿姨，阿姨的儿子，阿叔，阿叔的爱人心照不宣地慢慢断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过得如何，是否平安。我们都没有问，也没有办法问，就像绿色的帘与绿色的帘总是平行，不会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