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龙三收拾了一书包书给我背着。

凌晨12：50的火车，我拒绝送别。其实只是拒绝龙三。金钱界定了一个人的身份，我的存在如同身单力薄的影子，身后早已空空无人，我怕这种孤单会传染给她。还好有崔姐，说她要送我，不然，这座城将会连空气都是空的。崔姐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崔姐，她的遭遇和经历跟我等同，如一个人被劈为两半，一半是她，另一半是我。然而临近发车时间，崔姐病了，上吐下泄。也好，她不能送别，免了我们的感伤。独享一个人的废墟上，那满眼的空茫。

街灯昏暗，蒙蒙细雨裹挟着东山顶上雪凌的味道一起飘落。风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刮得脸生疼。小巷里，湿漉漉的玉兰花树下，停着两辆出租车，我走近其中一辆。车上下来一位惊慌失措的男子，衣衫不整。我在尴尬的窘态中独自装了行旅箱，硬把自己塞进车内。女司机慌乱地整理着衣扣和头发，狭窄的空间充斥着骚臭、口臭和香水臭。火车站在老东山脚下，女司机要了1.5倍的打车费，说夜晚的生意，今年钱太难挣了。

就要进站了，我站在火车站门口的广场上，仰望浩瀚的天空，向父亲作别。

父亲，你在天国一定要安好。

一年多以来，我一直做着同一个梦，梦中重复着父亲与我们诀别的场景，我像一只在猎人的枪口下奔逃的野兔，一边奔跑，一边回头，枪未响，双脚却被铁夹子夹住，每挣扎一次血流一地。醒来，我其实是只蜷缩成一团的刺猬。

父亲前天就要走了，他没有走。为了等我，等我从睦邻文学奖的领奖台上赶回来。凌晨3点，黑夜包裹着黑夜，夜鸹子鸟凄厉地鸣叫，从老屋后的柿子树上朴棱棱地飞走，父亲就走了。

房子易了主人，红木大门换成了黑木大门，开门的是一位矮胖中年男子，搞建筑的，说话气吞山河。水晶吊灯，灯光昏暗。红木地板，红木踏步和红木扶手，擦得铮亮。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旧主人再见，说不出离别。从楼下到楼上，我一层一层地认定和观摩，楼顶的假山和喷泉不见了，唯一被换掉的是那组花梨木沙发，他家的。从我进门到离开，女主人的洗脚水加了一次又一次。我的脚步似乎入地三尺，可1.5米的小个子，身子轻得可怜一一和我的财产相认和诀别，女老人发出一声轻叹，是位讲道理的人嘛。院子里，条木栅栏已被换成高档的不锈钢，园内，菜籽刚出土，看得见两瓣叶子。

我消失在夜色中。

小燕子飞来崔姐家屋檐下筑巢，这是一栋废弃闲置的老宅，我和小燕子一样借宿在这里。燕子飞来飞去，一窝，两窝……数数有七八窝，它们叽叽喳喳讲个不停。院子里，我用铁桶、木桶、塑料桶、泡沫箱、瓦罐、破萝这些废弃的家什，装上土，种上辣椒、番茄、小瓜、筋豆、小葱、韭菜、香菜和芹菜。这些东西是鲜活的。而我和老宅一样的被废弃和腐朽。

上帝关了一道门，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宁红瑛把我带到一群热爱文字的群体当中，我身后才有了龙三，龙三背后有更多的龙三，她们都在努力地把我变成新的我。

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我需要从冗长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去到那个曾经拥抱过我的城市。

二

华强北的风，依然是暖的，空气中弥漫着久违了的味道，高楼上的霓虹灯更加绚烂多姿，熙来攘往的人群，脚步还是那么匆忙。

深圳，我回来了。

刚出地铁口，就被店门口收档的老板娘捕捉。与其说是她捕捉了我，不如说我自投门第。她需要招人，我需要一份工作。

认下配菜师的岗位，我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但我笃定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配菜师。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调侃一下。我对自己的职业要求向前迈了一小步，不再胆怯地局限于保洁和洗碗，尝试着让自己从猥琐中慢慢直起腰来，去苦米（挣钱）。苦米是个新名词，是人们变得谦虚了？还是光活着都要拼尽全力，不再问你有没有钱，而是问有没有米。

工作的事情敲定，剩下的便是解决住宿问题。我工作的这家餐馆是一家现炒现卖的快餐店，只设男生宿舍，不设女生宿舍。还好，我来之前就联系了艳梅她们。艳梅和小聪姐一杆老乡，在深圳打工十多年了，一群从农村出来的女汉子。挤进艳梅她们宿舍，仅容下一张高低床的宿舍，我们住了五个人。艳梅的三姐和我一样瘦小（相对而言），被高高供在上床，下床的三位胖子喜剧了，你的大腿压住我，我的胳膊勒住她，睡梦中都吵个不停。在深圳，能有这样的地方安身，比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幸福。

回去过年的老乡陆续返深，我被调去跟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拼宿，他们宿舍宽大些，容下两张高低床的位置，还略有活动空间，中间放一张活动小木桌。晚上下班回来，每个人都提着餐馆里不要的熟食，小桌子上一摆，床上床下，挤满了人头，啃骨头的，咂得贼响，喝汤的“滋溜，滋溜”。这间宿舍我以前住过，每张床上都有床帘，吃饱喝足，床帘一拉，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鼾声四起时，与村子里的鸡犬相闻如出一辙。

这对老夫妇并不怎么待见我，勉强接受我强硬的拼宿要求，他们说，我有文化，又爱干净，不应该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是搞保洁的，能卖钱的东西都往宿舍拖，什么纸皮、塑料、泡沫箱、瓶瓶罐罐床上床下都有。我不在乎这些，我要的是一方天地，那个床帘子一拉的2平米。管他们待不待见，我都心安理得地住下来，待付房租费，按人头计算，平白无故地为他们省几百块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没办法，米难苦呀！能省则省。

深圳速度是全世界闻名遐迩的，更不用说深圳的快餐店，况且是华强北的快餐店。哪一个环节脱落，影响的直接是经济效益，光房租费一项就高得吓人。多年没有在“刀光剑影”中穿梭，重拾刀具，非得勤学苦练，这一点自知之明我是有的。刚开始，我提前一个小时去上班，老乡们骂我是憨包。在深圳，是按劳起酬的，多上一个或半个小时的班，老板都会按每小时20元的加班工资结算。我这样偷偷提前上班，不是憨包是什么？其实她们不知道，就算我不能成为小李飞刀，也应练就一身本领迎合这座城，不会被抛弃，更不会降职为洗碗阿姨。

我至今都很怀念快餐店的老板娘，她包容，忍耐，还具备一双犀利的眼睛。我由配菜师助手晋升为主配菜师，原由是配菜师突然腰椎间盘膨出，请假就医。就这样把我赶鸭子上架了，接下这个岗位，源于老板给我的底气。老板的做事速度像飞，主要承接送餐，关键时候来我的岗位打一下酱油。老板娘总是嫌他手忙脚乱，你让单姐自己来嘛！她有谱气的。老板娘说的谱气，我有自己的方法，我把常用的菜提前切备好，不常点的留一边，现点现切。面对黑压压的点菜单，一把一抓一个单，先干掉现成的。3位炒菜师傅速度再快，他总有一个过程，我的配菜速度也就应用得得心应手。中午两小时的高峰期，老板娘点单，记单的稳准狠，简置就是一块集成电脑板。能跟这样的人达成共识，步调一致，也是一种荣幸。我们不是互相吹捧和恭维，而是认可和肯定。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单姐是我们店的定海神针呐！

有思想的人，不用说话，他能通过外表看到内在本质。老板娘就是这样一个人。

宁红瑛给我寄来一个包裹，在店里面打开，里面有一本她写的书《目送流水》还有印着目送流水的挎包，一个印染的蓝底白花布袋，布袋的封口是一根绳，绳的两端是酱红木珠，缓缓打开，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石茶具印染开来。茶具上被烫上一棵腊梅，树枝上栖着一只喜鹊。梅花开得满树都是，金色的，用金子点上去的。宁红瑛送礼物像她写书一样，品，慢慢去品；读，细细去读。玉、金子、腊梅、喜鹊，代表着友情、希望和加持。君子（金子）之交贵如玉，梅花香自苦寒来，喜鹊报春晖。你是一个有生活品质的人，至少过去有。身后的老板娘发出一声轻叹。抬头，老板娘的眼里早已挂满泪花，是对自己判断准确的一种肯定和怜悯。我同样是满眼泪花，为朋友宁红瑛，也为老板娘对我的接纳和认可。良善，在彼此心田开了一朵彼岸花。

老板娘带我去九方看那些用资本运作的店面，带我去步行街旁边看小吃店，小摊点，看他们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又带我去金融大厦坐电梯，一遍又一遍，问我看到的是什么，感受到的又是什么。不必回答，站在金融大厦的顶端，看到的是深圳的全貌，一幅风景。落地，看到的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她把开分店的人选锁在我身上。在深圳二十来年，她一直没有选择开分店，她说开分店容易，无非就是钱，选人是最大的难题。她凭自己的一双手和一双脚在深圳买了房子，扎了根。她是本科院校的高才生，却是一位踏踏实实生活的人。

在宿舍，我是被嫌弃的那个人，他们骂我，只会吃死路停皇丧。因为我只上一份班，中午两小时的午休时间都在睡觉，晚上9点下班，在店里吃饱喝足才回来，她们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只有午餐和晚餐。她们像牛一样，把工作密密麻麻地插进时间里，除了正班，休息时间都在兼职做钟点。出门嘛，不挣钱，那出来干啥，这是她们常说的话。但我常常为他们感到心疼，在睡梦中都呐喊的心疼。拼宿的这对老夫妻，男的65岁，在天虹做保洁员，一个班8小时，2500元一个月，他接了两个班连上，一天上16个小时。夜里，他们都在各自讲着梦话，讲的都是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有一天男人在梦中大呼，妈吔，妈吔，跑掉了，跑掉了。女的一脚把他踹醒，哪个你爹跑掉了？他说我做梦了，梦见我家大水牛跑掉了，我使力使力跑，腿都跑瘫了，也追不着。他的腿有多酸疼呀！每天四五万步。我笑骂他们做春秋大梦，可笑着笑着，眼泪止不住地流。谁活着不难呀！

时间，在悲喜交加中运转，我像齿轮一样。钢铁做的零件，同样会生锈。眩晕找上了我，由轻微的起床，睡下有感觉，发展到房子都在转动。老板娘费尽心思，阿胶，人参轮换炖鸡大补都无济于事。进医院检查，各项指标正常，由头指向工作强度和环境。我与快餐店打了个擦边球，败给了尴尬的年龄和体质。

带着老板娘送我的空调毯，台灯，止痛膏，水杯，3条新裤子离开华强北。我带走的不是物什，是两个月以来的点点滴滴，由初见面时的刚需，到离别时的难舍。

三

来到观澜，这是一个仓库，一家餐饮业的配送仓库。管仓库的是位犟老头子，老板的大哥。

卖了个关子，老板和大哥都是我老乡。

仓库一片凌乱，但设备齐全。沙发上站着纸箱，茶具上蹲着米袋，凳子上躺着烟灰缸。一群老男人工作的地方，就这鸟样。大哥说他申请过老板了，到外面去帮我租间房住宿。我摆了摆手，谁的钱不是钱呀！何必再花冤枉钱。五间仓库，一间做操作房，一间调料房，三间货物库，难道收不出我的一席之地吗？女人的智慧有时候是超乎想象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把厨房，客厅收拾妥帖，还找了个角落铺个床，安身立命。

穿着水鞋，系着防水围裙，手持1.5斤重的砍刀斩鸡，斩鹅，斩排骨，是我现在的工作。二十年前就有孙二娘的称号，基础是有的。到了夜间，手臂疼得哭爹喊娘。第二天告诉工友们，我的手臂摸都摸不得。工友们哈哈大笑，一个星期就好了，继续。也许是挖煤炭式的劳动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3天，眩晕跑得无影无踪。我也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超越广西佬，小学弟。开边，是犟老头子的专项活计，开边开不好，整盒肉就变得烂而不规整。我接下开边的活，手起刀落，广西大哥用标准的广西普通话，老西佛啊！高叟，高叟。

犟老头子总以他的身份和资历自居，暴躁而易怒。恰恰遇到我是一张铁嘴，随时把他怼得翘胡子瞪眼睛，转过身去，一捧杨梅或酸栗子下肚，什么屁事都没有，秉承着“好男不跟女斗”的原则。二则，我是他叫过来的，踢出去有失老乡身份和人情，留在这里上班，干活不用操心，还可以煮饭洗碗，总好过他当爹又当娘。懒得跟我一般见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其实，我对他足够尊重，怼他，只是逗他玩，破坏一下疆硬而死板的氛围，让大家多一些乐趣。

身体好，心情也就好了，不被疏离，也不被嫌弃。说着家乡话，吃着家乡的味道，和家乡人在同一个岗位上班，整个人实实在在地落在地上，生活充满阳光。工资没有在快餐店高，在挣钱和身体两者之间，拼命苦钱的欲望成了一种硬伤。

老乡的门店越开越多，可用的人员微乎其微，我被连夜调到门店去救急，救场如救火。

四

店长是位40岁左右的女人，大嗓门，粗旷而不优雅。我的到来既是褒也是贬，我的做事风格靠谱，是褒，我是某某叫过来的人，是他那边的人，是贬。在她心里面充斥着一股强大的排他意识。我必须要有韧劲和足够的努力。既不能丢老板的脸，又不能影响团结。一种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套在我身上。

我的岗位是配菜师，在这里配菜，比拼的不光是技术和速度，还是一门艺术。因为它是中餐馆的火锅店，菜品决定它的未来，细节成就一个企业的高度，我的岗位尤为重要。我自己给自己定位的。

像一匹赛道上的老马再次驰骋疆域，自己不能完成的夙愿，在他人（老乡）身上完成，是一种灵魂上的告慰。我把每道菜都侍弄成待出嫁的黄花大姑娘，我是欢喜的。我甚至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我是自愿的。

一个门店从开业到走上正轨，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杂乱而慌张。新招人员大部分是生手，需要一个训导的时间，熟手便是力顶千斤之人。在那一方出菜窗口，听到叫号排队的声音，忙，但我不觉得累。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稳定下来的餐馆，精简人员，裁人，是老板们一定会做的事情。首先从后厨下手，留下洗碗的小艾，砍肉的阿升和我。天大的事情老六都不会手忙脚乱，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就憨粗粗地顶下来。

每个人的存在，都有生存法则，有的人靠诚实，有的人靠斤斤计较，有的人靠智慧，店长就是一位靠智慧生存的人。

阿升身材高大，魁梧，皮肤黝黑，像藏獒一样的人。一个人躲在旮旯里吃宵夜用手抓，大口吞食，在员工餐桌上，他却谨小慎为，把汤菜打到碗里，一个人坐到一边去，慢慢吃。阿升负责砍鸡，鸭，鹅。广东人叫他沙雕，其他地方的人叫他二百五。阿升不在乎称谓，所有的称呼与叫他阿升一个样，他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从不计较时间，也不过问有没有加班工资，以做好事情为原则。他对自己的工作是满意的，从他做着事情会一个人咪笑的神情当中看出来。有时我会问他，阿升，你笑什么，昨晚上梦见捡金子了？他的回答就一个字，额。有时侯，他会拿着一只砍下来的鹅头给我看，食指指着鹅眼睛，六六姐，你看，笑咪咪的。可见，阿升并不憨，他有思想也有怜悯之心。阿升的思维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升级空间。有一次周末，生意暴涨，我们的营业才到高峰期半场，阿升像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似的，六六姐，只差2只鹅就砍完了，胜利的表情。赶紧从仓库调鹅，我告诉店长。店长气得差点拧下阿升的脑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沙雕。阿升慢腾腾地来了一句，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告诉你呀！除了店长，我们都被阿升逗笑了，阿升也咯咯咯的笑起来。

阿升常被店长呼来唤去，劈柴是他，前厅有人休息，搞卫生是他，收碗收筷也叫他，倒厨余垃圾更不用说，我和小艾都是小个子女人，阿升主动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协助我们倒垃圾的是一位江西大哥，专业搞卫生倒垃圾的人，人们称他垃圾佬。垃圾佬有一辆电瓶车，我们的废品给他卖，每月再给他100块钱，他就负责帮我们倒垃圾。垃圾佬嘴快，随时要我们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他，稍有差迟，他惯用一句话恐吓我们，我告诉你们店长去，让你们自己倒，我不倒了。这么多废品给他，他是得了便宜卖乖的人。以前我很敬重他，后来渐渐反感起来，他经常对阿升大呼小叫，甚至骂人。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何必呢？

阿升被店长开除了，就因为他和垃圾佬顶了嘴。在利益面前，人性成了输家。

厨房3人，剩下我和小艾。

小艾辞职了。一位穿着方口皮鞋，大热天穿着冬袜的洗碗女人，广西人，第一次来深圳。她在工作中什么也不说。宿舍里，她住我上铺，好几次深夜哭泣，我问她怎么了，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她慌称没有哭，做梦了。每个人都有不想为人知的隐私，我不便追问，只能多给她一些关心和庇护。

小艾怕事，包括我对她的庇护都恐惧，我手中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有的只是带着她们在互相帮助的情况下把事情做好。她怕店长，店长独裁而专制，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小艾又是那位经常被呼去打酱油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忍气吞声，从不敢违抗。她多次眼泪汪汪地跟我说，想辞职，又舍不得你们。她说的你们指我和小钰，小钰是前厅小姑娘，热心而善良的人，我们同住一个宿舍。

在我休息的那天，小艾辞职了，她打电话给我。等我从外面赶回来，小艾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给我留下语音，说店长在店里喝了几个小时的酒，害怕店长回来改变主义，她走了。小艾真的走了，连同行李一起。她的行李单薄得就是一张床单和一个农村铺沙发的花毯子。店长怕热，空调开得老低，小艾吹感冒也不敢说，我把我的空调毯分给她，小钰又帮她新买了垫子和被子，她才不至于在大夏天冷得瑟瑟发抖。上铺已空无一物，看着小艾曾盖过的空调毯，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下的疼。

靠智慧生存的人，道路平坦而宽阔，而我的思维逼仄得只容得下一个人，一个我自己。

我身后的那个我和我博弈，撕扯，拉锯。脾气也暴躁起来，面对店长无端的挑衅，我迎刃而上，败下阵来的那个人总是我，她能把歪的说正，正的说歪。但我从来没有和她真的生气，这是她的能力，本事，智慧和生存法则。诸多的理由容不下我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多么矫情啊！斤斤计较的人，不会吃亏的，而那些老实巴交的最低层人，哪一个不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我走了，再高的薪资买不回我任性的选择。

五

半个月前，我就递交了辞职申请，8月31号，将是从事这个岗位职业的终结符号。由刚来时的满腔热血，到离开时精疲力尽的破败，我终归败给自己一厢情愿的拼搏。9月1号，我得离开宿舍。上班时，我是这里的一份子，离职了，便是外人，外人是不能留宿的，这是长久以来的规定和规矩。店长说，留宿3天你会死吗？台风登陆深圳，停运，停课，停工厂3天，你真是个书呆子，不刷抖音新闻的人。百度一下预警，“苏拉”即将来深圳，它的震慑力远远大于2019年的“山竹”行李都打包好了。走，是必然的。送了一趟大背包到楼下，回来拖拉杆箱的时候，小宝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用图画笔写着“小宝”两个字，这是个开学才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老六，你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卡片哈。小宝是店长的儿子。我和小宝来了一个热烈的拥抱。小宝，让她走，出去被大水淹死，台风一来，指不定把整个深圳都卷走喽。店长就是这个样子，喜欢把事情扩大化。我抱着英勇就义的态度，戏谑回应，好啊！那就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明明是小宝要哭了，他却指着我说，老六要哭了。

“哐啷”的一声关门，把好的坏的都关在门内。其实好与坏早已混淆，好的并非好，坏的亦非坏。拉杆箱的滑轮，在过道里发出细碎的声响，碾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新的里程必须要旧的来托举和成全，不崴到脚，怎么知道地下有坑。

如若台风真的来袭，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地方能够阻挡狂风暴雨给我带来的恐惧和不安。

赶在“苏拉”到来之前，被褥包，小桶，拉杆箱，背包，齐刷刷地搬到了弘杰齿科王丽丽口腔诊所门口。这是小杨总家开的诊所。逃难者的称号再一次落在大大小小的行李上。没有落在我身上。

见到小杨总和夫人王医生，是没有预约的。用我们家乡话解释，我日鼓鼓地说了一句，我辞职了。王医生坚实的臂弯足够承受亲人二字，谢谢六六姐把我们当亲人。3人的眼睛里都有亮晶晶的东西，是光？是暖？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终归化作眼球上滚动着的液体。

安心，不再是深圳湾的海，而是家乡的那条小河。心底阻挡不了急于上涌的那句话，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