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后的南头古城中，有一甜品店名“九街糖水店”。与众多新引进的餐饮店不同，它是古城“城中村时代”的老店，创立于1995年，距今26年。店家把它的几张旧照，如门脸啦，店堂啦，精心用镜框装了，挂在新店的一处墙上，刻意强调它的历史。但是，26年前于今，不是很切近么？26年的历史，不也很短么？
这反映出深圳人的一个心结。
我理解这种心结。当年，我在深圳某报编辑地方新闻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是位年长的深圳原住民，对本报一些报道中把深圳称作“小渔村”大为不满，列举不少无可辩驳的例证，说明作为一座城市，深圳并非从渔村开始，它有着长达千余年的建城史。而渔村说的要害，恰恰在于否认了这段历史。我理解这位读者，并认同他的观点。确实，当人们对于深圳的负面评价，由“文化沙漠”延伸至“历史沙漠”时，骄傲的深圳人所感觉到的，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了。
不得不说，其时深圳的形象，被某些宣传误导了：因为建设中的“深圳速度”，因为快速崛起的“一夜城”神话，一些人在“新城”和“没有历史”之间，轻率地划下等号。深圳人不禁要问：新城与旧城，令世界瞩目的建设成就与一段久远的历史，就一定是矛盾的么？这二者就不能统一么？换句话说，旧城就不可以焕发新的生机，而这样的新城，就不配拥有历史么？
一些深圳人似乎有意无意、不时强调一下某段历史，其原因，多半就在此吧。
一
南头古城，正是深圳的历史之根。
新修的通向古城的大道，有一个寓意颇深的设计：每隔一段距离，就镶嵌一块镌刻着古城大事记的铜牌，我数了一下，一共是11块，从三国设司盐都尉、东晋设东官郡……到民国复称宝安县、***设深圳经济特区，于是，当人们踩着这些铜牌行进时，一部1700余年的历史就在脚下展开；如果把铜牌比作钢琴上的琴键，人们踩在这琴键上的每一步，都弹奏出一个音符，一路弹奏下来，演奏出的就是一部深圳城市历史进行曲……
在这部进行曲中，有几个音符是至关重要的：
东官排在最前面。它本是“东方盐官”之意。汉代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之地设盐官进行管理。当时，全国设有36处盐官。东官设在何处？据考证，就在今深圳南头一带。
明崇祯《东莞县志·地舆志》载：“吴甘露间，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即是说，三国之东吴于甘露元年（265年），在东官之地设立司盐都尉，并在此处大兴土木，修建司盐都尉官署以及城池，谓之“司盐都尉垒”，又称为“垒城”。深圳城建的帷幕由此拉开，1700余年的建城史由此发轫。
东官又是郡名。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晋成帝将南海郡一分为二，划出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设立“东官郡”，很显然，郡名乃是沿用。郡治设在南头，在旧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郡城。东官郡领宝安、兴宁、安怀、海安、海丰、欣乐等六县，宝安是东官郡首县，县治仍然设在南头，形成郡、县治同在一城的局面。如果说，司盐都尉垒还只是盐政中心，东官郡已然是**、经济、文化中心了。
排在第二的是东莞守御千户所。东莞守御千户所设在南头？没错。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一级行政建制被取消，并入东莞县。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59座，其中包括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两个千户所都在今深圳境内。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派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在南头开筑东莞守御千户所。嘉庆《新安县志》记载了这段历史：
邑城在城子岗，即东莞守御千户所城也。明洪武二十七年，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开筑。周围连子城共五百七十八丈五尺，高二丈，面广一丈，址广二丈。门四，东曰“聚奎”，西曰“镇海”，南曰“宁南”，外曰“迎恩”，北曰“拱辰”……
因明朝的这次筑城，南头古城“六纵一横”的道路格局就此形成，且沿袭至今：“一横”指县署前街，“六纵”指永盈街（南段为牌楼正街）、迎恩街、五通街、聚秀街、显宁街、和阳街，以及南城门外的寺前街，一共是九条街，故南头城俗称“九街”。
新安建县排在第三。明万历《初修新安志序》载：“新安在晋为东官郡，迨隋而唐，改郡而县，又改而东莞矣。”就是说，宝安曾由郡改县，又改称东莞，且县治迁入东莞。这在前面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宝安从东莞分出。分县的原因是，当时倭寇侵扰频仍，东莞县署却在百里之外，每遇寇事，衙门鞭长莫及，百姓不堪其苦，故请析县。这事后面还要说到。
明万历元年（1573年），宝安县从东莞分出，并获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县治设东莞守御千户所所城，在旧所城基础上修葺而成。
第四者为展界复县。这得从“迁界”说起。清初（1661年），为防沿海居民支援占据台湾的郑成功，朝廷下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80里，以形成无人区作为隔离带，用“空室清野”之法来对付郑的反清势力。这就是迁界。迁界的结果是，新安县人口仅剩两千余，已是名存实亡，又一次撤县后并入东莞。
幸而这次撤并为时不长。因迁界致百姓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先后有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上书朝廷，陈述迁界之弊，谏言展界复乡。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纳谏，下诏展界，新安县“旨准复县”。真可谓：赖有王、周冒死谏，前度新安今又来。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是最后一个重要音符。此事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二
打理九街糖水店的，是来自湛江的一对夫妇。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以“九街”命名糖水店？丈夫答：南头古城有九条街，当地百姓称古城为“九街”；糖水店开在古城，所以叫这名。我又问：哪九条街？妻子答：“中山南街、北街、东街、西街，以及朝阳南、北街，兴明南、北街……”回答错了。
在南头古城博物馆，我看到一幅“清朝古城街道示意图”。在古城右侧，一说明牌上也有一图，注明为“清·嘉庆年间南头古城格局示意图”。结合这两幅图，南头古城的“六纵一横”便很清楚了：“六纵”自右至左，分别是和阳街、显宁街、聚秀街、牌楼正街、永盈街、迎恩街、五通街，“一横”为县署前街，加上南城门外的寺前街，不多不少，刚好九条街。需要说明的是，牌楼正街和永盈街本为一条街，却一分为二，划作南段（牌楼正街）和北段（永盈街）两条街。
从深南大道进入南头古城，经过古城牌坊，踏上几级台阶，便是通向古城的宽阔大道，大道由两排高大而葱茏的菩提树护卫；沿着大道，在浓阴里走过一段，便是南城门了。
如前所述，古城原有四座城门，现存的只南城门和东城门。东城门为民国时复建，因而，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南城门，就非常珍贵了。南城门上的“宁南”二字保留至今，赫然在目。而南城门的城楼，明显是复建的，真正属于明代旧构的，估计就一个门洞。因保留至今的明代建筑有限，仅剩原始门洞的南城门，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
这个门洞，由花岗石、红砂石构成基座，拱券的外圈也是花岗石和红砂石，其他部分则砌以青砖。现在来看，历经600余年风雨，除红砂石有些剥蚀，花岗石和青砖均基本完好。南城门外两侧，是发掘出来的瓮城遗址。瓮城是守护城门的城。城门外加城，有如现今在铁门外，再加一道钢铁防盗门，意在层层把守、坚固难摧。遗址里的瓮城城墙，只剩基座部分，也由花岗石、红砂石垒成。
穿过南城门门洞，便是中山南街。对照清朝的古城格局，它应是牌楼正街。这是一道缓坡，沿缓坡走过百米，左手是中山西街，右手是中山东街；与古城格局对应，应合为一条县署前街，因县署衙门至今尚在，就坐落在中山东街。换句话说，中山东街、西街，便是古城的“一横”。
于县署衙门前往右拐，行进在中山东街，不远处见一古门楼，上有一铭牌，书“聚秀街”。再前行一段，又见一门楼，铭牌上大字竖排，书“朝阳北街”；小字横排，书“显宁街”。继续前行，又是一门楼，上面铭牌也竖横两排，大字“兴明北街”，小字“和阳街”。三个铭牌，只聚秀街书古街名，我特地去街上看了，今名是“朝阳北街五坊”。如是，“六纵”中的“四纵”已大体复原：中山南街即牌楼正街，朝阳北街五坊即聚秀街，朝阳街即显宁街，兴明街即和阳街。
回头向西，县署衙门西侧是中山北街，对应古街格局，当是永盈街。继续西行，是春景街，比照古城，应是迎恩街。因“清朝古城街道示意图”中，迎恩街旁有观音阁井，而此井至今尚在，位置正在春景北街。再向西，是梧桐街。看到街名，我立即想到“五通街”：由“五通”而“梧桐”；在地名传承中，这种因音近而误读、继而以讹传讹的现象还少吗？由此，其他“二纵”也凑齐了。
总体来看，“六纵一横”像连接起来的“卅卅”两字，中间的“一横”，把“六纵”生生切断，分作南段和北段。牌楼正街和永盈街本已分家，这就是中山南街和中山北街，而显宁街、和秀街、迎恩街原本南北通透，现在分别分作朝阳南街、北街，兴明南街、北街，以及春景南街、北街，五通街即梧桐街，现在只剩南段，北段已是中山公园范围。
最可疑的是聚秀街即朝阳北街五坊，现在只剩北段，由此街向南，迎面碰上一栋三层民居。看似此路不通了，然而，我从民居西侧拐进去，发现有一街名乐平街，从方位上看，与北段的聚秀街似断而连。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栋民居，聚秀街本来也可南北通透。不管这局面如何形成，是否事出有因，一栋楼横卧路上，把一条路拦腰截断，这才是如假包换的“霸道”呢。
至此，我已复原“九街”中的八条街。因南城门外的寺前街已毁，古城的“九街”已九去其一，打了折扣。
三
我个人认为，南头古城的改造很成功。
改造之前，我曾多次去过南头古城。恕我直言，如没有保存尚好的一些古建，古城已彻底沦为城中村：一片片高高低低的农民屋，握手楼、碰头楼比比皆是，又都贴着白色、或浅红的难看瓷片，完全可用“恶俗”来形容。在这些瓷片和古建筑的青砖黑瓦之间，从色彩到风格到品位，根本没有协调的可能，就如矛与盾般尖锐对立着，拉开一幅“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架势……总之，古城改造前的状况，很考验改造者的胆识与智慧。
那一天，穿过古城南城门门洞，扑入我眼帘的，是改建后的具有民国风的几栋建筑。这些建筑，都改作了砖混结构；紧靠南城门的那间，以青砖砌成外墙；其他各栋，外墙全采用浅灰色磨石子。这招绝了！从观感上说，民国风的青砖及磨石子外墙，都胜过原来的瓷片外墙，与古建的青砖黑瓦便能协调一致，融为一体，几乎没有违和感。我忧虑的白瓷片、红瓷片问题，就这么轻易地化解了。有了这一招，外飘式阳台上的花瓶栏杆，舍铝合金门窗而回归木门、木窗，窗户上方装饰性的拱形窗檐，以及装点在各处的绿植如爬壁虎、盆栽花木、岭南嘉树……都不过是锦上添花了。
而且，还有些改造成现代风的建筑，这种建筑与古建筑如何能兼容？我有个他人或难以察觉的发现：在古建与现代建筑之间，一定夹着些民国风建筑用来过渡，就好像水彩画中的渐变，蓝色块和红色块互相浸润、交融，中间形成一个紫色块……如此，一条街上的古建筑、民国建筑、现代建筑，便做到彼此接纳、互相融洽、相安无事。
古城里的古建筑，大部分坐落在中山南街和中山东街。中山南街最重要的古建是东莞会馆。这是两开间、两进深的建筑，中间是一天井；天井后的两间主房，一间陈设为客厅，一间为卧房。用现在的话说，这其实是东莞商人的住深办，会客和接待功能都是必须的。东莞会馆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说明当时的南头城商业繁荣，同时，因历史上东莞与宝安的时分时合，两城有一种特别的亲缘关系，莞商纵横于南头各条街巷、各家商铺，以致要设立会馆保护其商业利益，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山东街的重要古建有三处：新安县衙、报德祠、文公祠。步入县衙大门，是一个天井，中立一牌坊，其实是仪门即礼仪之门，到此，得“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再往前，就是大堂了，是县令审案的地方。现在看来，这县衙似乎太简陋。从墙上的“新安县衙布局图”看，原有县衙是一个大的四合院，至少还包含监狱、仓库、迎宾馆等。只因大部分建筑被毁，县衙直接降格为乡公所的规模了。
县衙东侧紧邻是报德祠。进入报德祠大门，便见一天井，左右各一廊，正面是厅堂。据周保民著《南头古城》一书，此祠建于清雍正年间，为纪念新安复县功臣周有德、王来任而建。当时，正当乡贤筹划之际，朝廷颁发一禁令，禁止给现任**立祠。无奈之下，只好隐去周、王二公名氏，直接名为“报德祠”。
报德一类的祠，还有汪刘二公祠，在距古城仅数几百米的关口正街，惜此祠只存一后殿。汪指时任广东提刑按察使的汪鋐，是屯门海战中抗击葡萄牙入侵的功臣；刘指时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的刘稳，则是新安从东莞析出、独立建县的功臣。明隆庆六年（1572年），刘稳巡行视察民情至南头，百姓闻讯，推举长者向刘陈情，恳请建立新县。经刘稳等多方奔走，终获朝廷批复，建县大事告成。刘稳（1518-1575年），湖广酃县人，为本文作者之同乡先贤。
再往东，便是信国公文氏祠，是文氏后裔为纪念文天祥而建。这是古城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建，结构为三开间、三进深，中有两天井；中殿有一屏风，上方现有“乾坤正气”四字，为孙文题。文天祥被俘时，押在船中经过零丁洋，写下著名诗篇《过零丁洋》，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铮铮诗句。零丁洋就在深圳外海。关于文天祥与深圳，值得专文叙述，此处不赘。
四
历史为什么选择南头？可以肯定地说，是因为海。
据说南头之名，是从南山、沙头各取一字。南山不必说了，沙头是沙滩之意。不管此说是否确切，历史上，南头古城距离沙滩、大海确实比今天更近。我找到1819年版《新安县志》中的新安志图，从这幅图看，200多年前，前海湾和后海湾还曾深入陆地很远。这之后，只因一年一年的淤积，大海才越来越往后退，南头古城距离大海也越来越远吧？
海边的南头古城，可得渔盐之利。很长一段历史里，人们获取食盐的方式，不过是煮海水为盐。因为盐与海水的亲缘关系，海盐产地便沿海岸线分布，古代深圳肯定是其中之一，而“盐田”之地名传承至今，应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前所述，东官原是盐官，而东官郡，也由盐业管理机构上升而来。于南头，这一段历史的关键词是“海盐”。
在南头古城博物馆，有一幅海盗、倭寇、番夷侵扰新安示意图。它告诉人们：沿海不仅是海盐产地，也是一道海防线。作为海防线上的一个点，南头的**价值在唐初便得到重视，表现在屯门镇的设立。
现在，屯门是香港的一个区域。但在唐朝，屯门把深圳南山和香港一部分地区都囊括在内，以至于唐开元二十四（736年），朝廷设**驻防区屯门镇，指挥所就选址南头。
设立屯门镇，是着眼海上贸易和交通安全，为商船保驾护航。唐朝初年，借助强盛的国势，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其时，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进出广州港的大型船只，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屯门、南头等才能进入珠江，因而南头成为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被称作“粤海门”。《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至狮子国……至婆罗门西境……至大食国。”南头的这段历史，其关键词是“海上贸易”。
有必要交代一句，深圳至今有粤海门村，就在深圳大学附近，地铁9号线经过该村，设粤海门站。
明朝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同样选择了南头。与唐的开放不同，明选择的是封闭。因何如此？一方面，对经略海洋缺乏兴趣、信心及相应的能力；另一方面，面对倭寇的频繁骚扰，首先加以防范似更重要。于是，包括东莞所、大鹏所在内的59座守御千户所，便依次出现在东南沿海，以抗击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体现了明朝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如前所述，东莞守御千户所的设立及筑城，给后来的南头古城留下一个基本框架。此时的南头，关键词是“海盗”。
南头因海而兴，或者，也会因海而衰？确实如此。清朝建立后不久，为防止百姓支援占据台湾、臣服于南明的郑成功，就下达了“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严格到“不许片帆入海”的程度。这就是全面海禁了。
然而，海禁五年多，沿海百姓对郑氏“抗清复明”的支持并未断绝。顺治十八年（1661年）和康熙元年（1662年），朝廷两次下达“迁界令”：江、浙、闽、粤等六省的沿海百姓“悉徙内地”，范围先是50里，后加码到80里。两次迁海，新安县十之八九的土地被划到界外，即是说，今天深圳大部分地区，加上全部的香港地区，都在被迁之列。结果，全县人口仅剩2127人，新安县名存实亡。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再次将它并入东莞。
内迁的后果是严重的：界外地区的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田地不得耕种，渔民不得捕鱼……如此，南头古城便成为空城，城墙倾圮，民居摧毁，到处断垣残壁，朽木烂瓦；城外则农舍废弃，村无鸡鸣，田地荒芜，衰草连天……这一历史时期，南头的关键词是“海禁”。
可以说，南头古城的每一次变迁，每一次兴或衰，每一次毁弃与重建，都与大海有关；它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大海的手中。
海边的南头古城啊！
五
南头古城现存南门、东门，北门、西门早已不在了。不但如此，古城的北面、西面，都比原来少了一大块：北城门遗址在中山公园内，离现在古城最北端约有50米之遥；而西城门呢？应在今南头中学范围内。从“清朝古城街道示意图”看，观音阁井距离西城门，尚有永盈街、五通街两条街及大片房屋，而现在，它已全然置身城外了。
古城城不满西北，大约与一场战争有关。1858年11月，英军三千余人乘兵船驶近南头城，新安知县王寿仁率官兵、乡勇等，在东、西、南城门外御敌。英军集中火力将西门城墙轰缺数丈，于缺口处涌入城内，纵火焚烧民房、署衙、火药局等。王知县率兵勇折回城内，与英军展开巷战，终将英酋击退。这便是发生在第二次**战争中的南头保卫战。南头古城得以保存，只是，西面、北面自此缺失两块。
然而，即便将西北片补满，南头古城仍是个蕞尔之地，总体面积不过10余万平方米。我要问：一座千年古城，为什么总是囿于原有规模、没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我们来看看惠州古城。东晋时设东官郡，郡治和宝安县治均在南头，惠州地界在东官郡辖下的欣乐县。隋开皇十年（591年），在岭南设广州和循州两总管府；循州总管府府治，在今惠州市中山公园，这是惠州首次作为治所，已比南头晚了326年。但至迟在宋朝，惠州已是一府一县所在地，即惠州府城、归善县城联为一城，其地位、规模已在南头之上。什么叫后发先至、后来居上？这就是了。
当年苏轼被贬惠州府，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东坡寓惠两年半，助修苏堤、东新桥，足迹遍布西湖、合江楼、嘉佑寺、钓矶石、翟夫子宅、林婆卖酒处……这些地方，皆是府城、县城属地。顺便提一句，我曾在惠州工作5年，闲暇时，也曾踩一辆破旧自行车，将东坡寓惠遗迹一一游遍。
惠州为什么获得大发展？只因紧靠东江、西枝江，可得航船水运之利，以及由两江流域形成的广阔腹地。相比之下，南头有什么呢？城外河流众多，大都窄而且浅，难以载舟，也就无法凭舟楫之利，大范围地将人流、物流吸纳并汇聚，于发展经济型城市相当不利。确实，南头曾因**（行政）原因、**原因设城，却从未获得强大的经济刺激而形成良好发育，故一直停留在蕞尔小城规模。怨不得啊，那是一个大江、大河的时代。
一些史家说，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在公元1500年前后，因达伽马、哥伦布的航海壮举，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开始了海洋时代。对应中国，这一时期是明朝中后期，和大半个清朝。很不幸，这两朝都曾奉行“海禁”政策。中国的海洋时代，迟迟不肯到来。
但是，事情在发生变化：1842年，因**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签下《南京条约》，将香港岛从新安县划出，割让给英国政府，由此开启了百余年英治香港的历史。被殖民是痛苦的，在这痛苦之中，却也开出海洋文明的花来。至上世纪70年代，香港不但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还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国际航运中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那个真正的“小渔村”香港，已俨然成为国际大都市。
回到前面的话题，其实，“小渔村”并非贬义词，深圳人在意的，也非 “小渔村”这个标签本身。他们追问的是，深圳是否真的由“小渔村”发展而来，长达1700余年的建城史是否得到尊重，等等。
香港，因为滨海且拥有深水良港，以其比河运更具优势的海运，演绎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可以说，香港的成功，就在于拥抱海洋。
那么，身处海洋时代、拥有32000公里海岸线的中国，又怎能不以一种开放姿态、向大海敞开胸怀？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1979年，一位老人在一张地图上划了一个圈。众所周知，这个圈，划在中国的南海边。中国，宣告自己的海洋时代的到来！
经济特区深圳——作为南头的历史继承者——又一次听到了大海的召唤。这一次，大海将命运之绳交给了深圳，让它自己来把握、来操控。这一次，大海是如此的慷慨。
这便是一个春天的故事，也是在春天里，关于海边的一座古城，如何借助大海而发展、腾飞，和焕发新的生机的故事。一曲《春天的故事》，自此便被亿万中国人及海外华人无数次传唱。
而我写下的，是一个南头古城的故事，是它1700余年的历史，是历史对现实的某些问题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