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于一片混混沌沌中现身，光脚，踩在布满碎玻璃的小路上，不顾左右，默然无声、面无表情地引着我朝前走，不疾不徐，像是要去什么地方，拐角处不停，三岔路口也不停，也不回头看看有什么人跟着他。风急云涌，灰黑交杂的迷团扑过来，我几次三番地跟丢了。时而脚下的硬物硌着他发出脆响，时而漫天的浓雾淡出人影儿，时而玻璃碴子上留下血渍，我循着这些蛛丝马迹往前追喊——“爸，你为什么不穿鞋？”我越跑越快，越喊越急，终于头重脚飘，栽倒在浓雾包裹的石头上......
睁开眼睛的时候，月亮挂在窗外，深沉的夜色涂抹着窗户，车轮轧过马路的沙沙声荡进来，隐约有不安分的工地动作着，先生睡得正酣，不满一岁的儿子把薄被踢了，四仰八叉着一只脚搭在我身上，台灯亮着，时间指向凌晨四点，一切各就各位，没有什么云山雾照的混沌——我落在人间日夜无息的深圳里。
我起身到阳台，点燃一支香烟，望向三十余里处的石岩腹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地方。
他是在一个下午走的，没有人知道具体时间，发现时，身体已经泛凉。弟弟大约在五点半通知我。潮声震荡，突突的心跳蛇一样从胸腔爬至耳膜，我下意识压制了它，心下想，他到底走了。在这之前，我多次想象过父亲离世的场景，在医院里输液停止了心跳，在对弟弟永无止境的谩骂中突然倒下，在他数次发起“我去死！”的誓言里毅然决然地离开我们，在他不久前回望故土的二十七天里（随便哪一天）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些灵光一现的臆测，在此刻的现实里灰飞了。
我赶到的时候，父亲嘴巴半张躺在床上，一只手执拗地探伸着，仿佛要抓住什么。母亲头朝墙，发乱身弓哭在地上，身边散落着几个石榴，从她断断续续的哭啼中我听出一点讯息：“早起时还说想吃石榴的，谁知买回来，人就这样了呜呜......”我望一眼窗外，赶紧关窗，拉上帘布，又跑到门边把门反锁，再低声劝母亲不哭，不哭啊。谁知她哭声更大了。我从衣柜里胡乱拽出一条围巾，想着能使母亲的哭声降低一些，但是围巾很快从我摊开的手里滑落到地上。这样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不让她发出悲伤的哭泣呢。我转而把目光投向二十四天前陪同父亲从祖籍归来的弟弟身上，他正埋头给父亲擦拭身体，换衣物，剃胡须，一步步将他出落成一具体面的尸体。“怎么办啊？你看这......”接近尾声时，他手足无措地站到我对面，抖着肩膀低声问，又犯人似的把头垂在胸前。第一次，我觉得弟弟可怜——父亲的病不仅将他掏得身无分文，那份沉甸甸的倚重更是将他的人生腐蚀得像是一盘马蜂窝。既而母亲中断哭声转头跟着问：“是啊，怎么办啊呜呜......”
我停顿着，在脑海搜集父亲最后的归处，决定将他的遗体运回故土。这样想着的时候，我致电给同城的堂哥，又赶紧叫母亲和弟弟收拾一些必要的东西。可是停下来，我又觉得这不是容易事。父亲的故乡没有属于他的土地，又似乎他在最后一次的回乡中和叔父弄得有点儿不太愉快。我和叔父的零星面见，也不构成允许父亲埋骨的理由。这边呢，路途漫遥，自南向北，几乎纵跨半个中国，既要注意天气的炎热，又要留心途中的风险；既要悄无声息地离深，又要时时注意掩人耳目。都说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堂哥半小时后到达，他看着没有呼吸的父亲，叹气，摇头，陷入半个世纪的沉默。在这沉默中，他妻子打来电话说孩子的手臂摔伤了。“我不能陪你们回去了，我没办法做到两边顾......”他摊着手，转身抽走沾满我期待的背影。五十一天前，他开车将父亲送回故乡，也曾暗说只是时间问题了，不料这次竟帮不上忙。父亲的老家，是堂哥的家乡，却谈不上是我和弟弟的。我们没有一天在那儿生长，母亲也没有在那儿生活的经历。我们的日子总是东挪西搬，伴随着颠沛流离，没有固定的家乡，那是一个只能算作祖籍的地方。但这些不能成为父亲叶落归根的障碍，不能。我又给先生致电，告诉他我们还是要送父亲最后一程。先生没有迟疑，连连应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家里撇着我们十月大的婴儿和他爷爷。这没有迟疑里，翻卷着他从良善的心底一直压抑着的对我母家的关怀，而在他过去的一直压抑里则掺拌着我刻意铸起的防御的壁垒，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婉拒他的相帮，甚至直接打消他的念头。可是会合时，我们又面面相觑——事情并非即来即走，我们根本无法脱身。
房东像一尊佛似的坐在楼道口。别说天亮着，就算夜幕拉下来，也盖不住四散的灯光。自打这里改成公寓，一天到晚人来人往，流水般永无消停。我们能做的，只有等。等天黑。等人少。等房东打盹儿。等一个合适的契机落到头上来。时间一分一秒地滴答，仿佛一切放慢了速度，又仿佛一切刻不容缓，等待变得漫长而煎熬。我暴风雪似的，楼上楼下地跑，望望东，望望西，不断压低声音提醒母亲的哭声小一点儿，再小一点儿。又到楼下去跟房东斡旋，总算找理由支开了他。瞅着缝隙，弟弟顺着楼梯把父亲的遗体背进了租来的车里。
母亲慌乱地锁门，下楼，往车箱里塞物品，上车，坐稳，把自己缩成团，那因过度压抑而未成型的哭声，不时化作间断的声节从喉咙里冒出来，气泡似的，破裂，聚集，又破裂，一点点儿渗透到车里，渲染出悲哀的气氛。空调卖命地旋转，以它最低温度的冷护佑着父亲尸身不腐。这冰冷，把南方连绵不绝的炎热隔离在外面，把杂乱多疑的目光消除在外面，也把不古的人心与聒噪阻挡在外面。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了。弟弟端着一罐子硬币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念叨，这就是爸的引路钱了，没办法，途中我们不能给他鸣炮，不能烧纸钱......他努力地眨眼，声音哽咽，在哭声还没到来之前，滑落裤面的眼泪抢先一步出卖了他的悲伤。
暮色，是依仗。漆黑的夜色，能更好地保护夜行的人。迎着头顶的孤星，我带着死去的父亲，北上。车轮急速地运转，苍茫和悲凉被卷入，孤寂与清冷被卷入，沉默和心照不宣被卷入。所有人瑟瑟发抖，是冷，也不是冷。是加一件衣物，再加一件衣物；是母亲拉上父亲的被角怕他冷了又即刻掀开怕他捂坏；是一种见人便要鬼鬼祟祟的躲避；是看见警车，便要慢下来，或是快过去，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的紧张与放松。偶尔，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的土地——那距离父亲故乡八百里之外的土地，不是父亲可以葬身的土地，我成长又远离的土地，它就坐落在舅舅所在的村落周边，自打我们举家南下深圳，就被表哥租种着。说是租，十几年里没有租金，连个电话也没有。我下意识拨通了表哥的电话，不接。再拨，忙音。再拨，关机。我编辑父亲去世的消息过去，回复亦化作石沉大海、遥遥无期的等待。偶尔，母亲也会对我发出沉闷的敲打：“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你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他、问问他？”我心底陡然涌起那些生分的过往，酸涩而悲凉。我和父亲之间的鸿沟，早已无法逾越，母亲真不该起这样的话题。现在，我只想完成一个女儿对一个父亲最后的一点儿义务：平平安安把他葬回故土。
三十二个小时过后，我终于走完三千三百里路把父亲停放到叔父的院落。
可是没有人记得要给他穿鞋......
他光脚离开这世界，光脚窝在汽车后排，光脚从深圳回到中原老家，光脚躺在叔父院子里停放的冰凉的水晶棺里好几天，直到下葬的前一晚才穿上寿鞋。
就在下葬的那天晚上，也是凌晨四点。屋里灯光昏暗，窗外月光冷凉。他就坐在我儿时那破旧的床头，影影绰绰地弓着腰，一只脚穿蓝色灯芯绒布鞋，一只脚穿军用迷彩帆布鞋，翘着二郎腿，勾着头，给我一个后脑勺儿。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有那鞋子一高一低晃在我眼前。我问“爸，你为什么穿两只不一样的鞋？”他也是不响应，转身不见了。清晨，叔父找邻家婶子剪了两双白纸布鞋，轻薄如羽，只是个鞋样子，风一吹就变形的那种，拿在他的坟前烧了。
父亲下葬的第二天晚上，也是凌晨四点。一只油亮的黑猫叼着父亲的皮鞋往前跑，我追在后面，犀利的猫叫将我引进一片烟雾缭绕的竹林里。在那儿，猫声消失殆尽，我找不到来时的路，正不知身处云里雾里，父亲就出现了。他朝向对面挥手让我走，我也是看不清他的脸，刚一抬脚，就蹬了被子醒过来。早上，叔父又找人依照皮鞋的样子剪了一双白纸鞋送到他的坟前烧了。
可是现在，我去哪里弄那种鞋样子？
二
我坐在沙发上等天亮。
我坐着的沙发，父亲曾经歪靠过。大约是过节还是放假了，我带他和母亲一起来家里坐坐。那时候他已经病得不轻，阳台上洗衣机里洗衣液混着消毒水飘出来的味道他有点儿吃不消，我没有理会，嘴里还冲他说着，多好闻啊，怎么会受不了。
我看看壁上的画框，也是父亲装裱的。字画是一个书法家老友所赠，我在外面装裱了红色的框。等家里一切装饰妥当才发现它应该搭配白色、至少是米色框。那是父亲第一次来看我的新家，他曾经对我置办家业大为光火，跳叫着女娃子家家的不应该，但他还是咳嗽着拾起几十年未动的画刷沾着颜料，一点儿一点儿把框上的红色变成了白色。
我又抬头看灯，那四方的可以发出冷暖交织光亮的灯。里面的灯带坏了，不能变色，却一个色也时静时闪的时候，我踩了梯子把它摘下来，左右敲敲不起作用，剪了接，接了又剪也不济事。父亲见了，用螺丝刀、电棋子捥捥撬撬，一会儿就好了。他又踩着梯子一步一步上去把它装到最初的模样，再颤颤巍巍地下来，已经是七十多岁了。
现在想起来，自己真混蛋。
不过我很快就清醒过来，这想法也就是这一时对我起点儿作用，很快我就会把它抛到脑后。就像叔父对待父亲为数不多的几次回归，每次初见，还能客气对他，随着时日增长，冷淡也跟着疯长起来。当我执意把父亲的遗体千里迢迢停送在他院子的时候，他还是跪着哭了一场，起来对着我说：“静娃儿呀，你爸是个可怜人哪！”我望着他哭红的眼睛，跟他谈父亲的葬身之地，一直没有答复的——现在，要什么样的地方都行。北坡，东坡，核桃林，芝麻滩，乃至经高人指点的金蟾地......第二天叔父带我一一看过来，落了定。可是，过了那一刻他就清醒了。
举行葬礼的头一天傍晚，叔父就反悔了。他和儿子们把请来的阴阳先生围在中间，私语着什么，避着我。很快我就知道他们把父亲的安葬地点换到了后坡的流水地里。那是一块长年积水的地段，野草荒芜到膝，稀稀拉拉站着几棵歪树，有两三个晚辈的小丘穿插在面里，每逢下雨便流水汤汤，无法立足，更是父亲几次回乡都努力回避的去处。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只见人们急轰轰散了，他们正准备到另选的墓地去定罗盘。阴阳先生夹着罗盘、端着斗谷走在最前头，众人一团团跟在后面的不远处。我把汽车扔在叔父院子的出口，来不及熄火地追上他，连拉带拽地往叔父答应过的地方跑。我气喘吁吁带哭腔解释墓地的落定，他忽然揉着红了的眼睛，“昂”的一声哭着说“亲妹子呀，你爸不容易啊！”我这才知道，上上一代，我们的祖父是兄弟。我接过斗谷，搀扶着这位年过花甲的哥哥去原定的父亲的墓地下罗盘。
我们一到，叔父就到了。村民也跟着围上来。
借着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罗盘朝向西方拉直线定下去，铁掀挖出第一勺土，木桩结实地打进了土地。他的大儿子立在半山坡里问“怎么会是这里？”“他之前带人家看的地方就是这里嘛。”未等我开口，他的小儿子抢先答了。叔父木着脸，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像是在回避什么，表情和那天截然相反。他是因为面子沉默吧，或许是因为失去兄弟而沉默，也或许两者兼有。可是再一想，我又觉得还是面子占了上风：在送兄弟最后一程的路上，他不能让别人笑话。
我就没有做到这一点。
中秋节晚上，圆月高悬在头顶，泼洒下清冷的光辉。大家跪在父亲的棺下哭泣。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一个同族的嫂子拉着我说，妹子妹子快跪下来哭哩。我咧了咧嘴，没有眼泪，也没有什么要紧话说。因为膝盖不肯打弯儿，我勉强跪了一会儿，就转身去忙别的了。我站在堂屋口跟叔父、堂哥交待宴请村邻不收礼以及购烟、买酒的事，跟阴阳先生确定破土、掩棺、落框的时辰，又说乐器伴奏闹得人心烦可以省掉的时候，有个矮个子女人从背后的人群里嘀咕出一句“死个人，跟死了条狗一样！”我回头看看，她迅速把头缩回去，钻进人群里了。我想我没必要跟她计较。在这个世上，永远不要为不理解你的无关紧要的人费口舌。
宴席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去车上拿月饼、石榴和西瓜。月饼是从深圳带回的，石榴和西瓜是白天在淅川城里采购的。三个石榴顶着一轮月饼卧在盘子里，像一座食物的小山，被我端端敬敬放在父亲的棺木前头，他的遗照前，有香纸的烟灰偶尔飞上去。弟弟一直埋头跪在棺下，成堆的香纸被掏出两个不规则的大坑，他仍是不停顿地增加着火盆里黑灰，那么专心、沉郁，又那么安静、凄寂，仿佛全世界的声嚣都不曾使他的悲伤降低一些。他凌乱的枯发上落着白灰，像是小雪下了一头。我心里一紧，惟恐他倒下得不是时候，转身端了饭菜对他说“你总是这样不吃饭怎么行？”他头也不抬地继续燃着纸钱。中秋节要有中秋节的样子啊，既而我叨叨着，吩咐众人切西瓜，又给每个人分了月饼。末了，婶娘笑着说，把石榴也拿过来吧，他还吃啥，人家用不着了。她就是这样爱开父亲的玩笑。我说好，拿了两个来。盘子里留着一只石榴、一只月饼。天上的月亮还亮着，清辉如许，圆圆的，高高挂着，瞅着这人间百态。
叔父去父亲的棺下哭了一出，烧了几张纸钱，到我的身边来。对着我说：“看看，你爸还是会挑日子的，要不是中秋节，年轻人从外面回来了，抬棺和挖坑的‘八仙儿’都凑不齐，他一定算过了。”我笑着应他，或许呢。叔父又把我叫进屋里说：“我叫了乐器队的几个老朋友，一起敲敲打打，给你爸热闹热闹，礼钱不多......”我连连点头道好。我们转出来，叔父又用右手食指点着黑漆新鲜油过的小叶杉木棺说：“看看这壳廊子，在这儿，没几个人用得上的啦。还有他的寿衣，都是好家伙。”我想起堂哥电话我挑选棺木的事来。他报着价目，我一再追问。没有再好的了。父亲从前对棺木的渴求飘在眼前，虽未指定木质，但我料想一定比这个好。或许他指定了，只是我全然不记得。即便指定了，也不是对着我。
再晚一点，人们散去，父亲的黑棺和装着他身体的水晶棺并排躺在院子中间。寒凉的风灌进院子，棚子雨布上凝成的水珠偶尔掉下来打在身上，使人颤抖。堂哥、弟弟们将雨布挨着棺材铺在地上，又拿来被褥时，我起身准备回屋，遭到了他们的挽留。堂哥笑着说，最后一晚了，你不守灵？我纳着闷儿，欲走欲停，抗意在心中起伏不定，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他们见我迟疑，又说，四天了，我们守了四天了，今晚你也该守一守。我的脚长在地上，不能移动了。一排五个人，我们就地躺下来陪着父亲。风呼呼地吹着，斗转星移，月亮渐渐偏去，越来越多的黑包抄过来。他们一个个睡了，只剩下我睁着眼睛，瞪看那窸窸窣窣的黑。我不知道，女孩子也是可以守灵的。在父亲给我的教育里，从来都是女大不中留，是泼出的水，是别家的人，是给母家势底的金子塔底座，不能摔火盆，不能送终......总之，她排在后面，不顶用。点点滴滴的过往在胸中激荡，我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地睡不着。雄鸡一唱再唱，天还没有要亮的意思。终于，我又一个人悄悄溜到屋里去。
我到底是个不顶用的。
三
我又到阳台上去。
松岗大道的楼岗社区公园里传出了几声高亢的鸡啼，从前没有的，最近不知道是谁包了那片野山，在丛林里养了鸡。总在黑天现出光晕时分起欢叫，一声长，一声短地，把夜一点儿点儿叫白。这时候，天把刚起的光晕蒙在我身上，灰黑慢慢淡去，将我的轮廓出落分明了。楼下的松白大道上，泥头车队已经现身，正焦急慌忙地赶往燕罗的地标，为它作增土添泥的工作，我不知道那个像诺亚方舟正在建着的建筑叫什么名字，已经建到三十层了，就坐落在我的斜对面，有时候，整天整夜里吵个不停。
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时候，人们准备为父亲掩棺，乌泱泱围了他一圈。父亲顶好的几件衣服都在里面了。阴阳先生老哥哥手里抓一把棉花，在父亲的身体各处点停，口里念念有词，直到他把棉花塞到我手里，交待我拿好。我趁机把手伸进去，张开虎口捏了捏父亲的脚踝，枯瘦的腿脚包着一层皮，寒凉彻骨，冰冷得厉害，就像小时候冬天屋檐下吊着的冰棱，我连续打着寒颤离开了。棺盖落钉，哭声四起。“八仙儿”抬起棺木做好迈步的架势，弟弟摔了火盆赶到前面来。我们姐弟摇灵幡、捧遗照并肩开路，直抵金蟾之地的方坑。
在阴阳先生长长的一声“落框”叫喊中，钟鼓与鞭炮齐鸣，棺椁带着父亲迅捷地沉入大地，我眼前跳荡着他闯荡人间的经历：四岁丧父，十岁丧母，家乡和时代容不下他，他逃离故土求生、变换名字活命。他东奔西走，抚养年幼的弟弟，将他们推进常人的生活；他中年成家、流浪，带着孩子东飘西荡；他寄人篱下，受人白眼，巴巴看着孩子遭人毒打；他暂居深圳，愤恨女儿不助力母家，诅咒儿子无能、一度将其逼至生死边缘；他心系故土，数次返乡，讨不来一抔黄土藏身......
这小小的墓穴，是父亲最后的归宿，是他未了又圆了的夙愿。
当送葬的队伍散去，我披麻戴孝守着父亲墓门屋角的香台，燃着纸钱，有千万般话要同他讲，却不知该如何开口。我心里清楚，开口也不济事。活着的时候，跟他说话就如同落在地上。现在我们阴阳两隔，更是没有路径和基础。我不过是想问问，为什么在他最后一次回乡的二十七天里没有声响，又为什么在他回到深圳的二十四天里也没有声响。可是有什么好问的呢，我们是同样坚硬的人，坚硬的思想，坚硬的品格，坚硬得没有商量余地的坚守，没有谁会轻易向谁低头。这一世，我们注定活不成一对祥和的父女。我眼瞅着那张张纸钱点燃，又化了灰，堆成一团，细雨打在上面，烂在了泥里，脸上也没有一滴泪。我机械地继续燃纸的动作，未动离开的心思，这动作里卷裹着一些说不出来的话。我想，如果父亲地下有知应能窥见，起码他能作出平静的认可：我的女儿，还是做了一些不错的事。
“静娃儿，没有爸爸了哦......”我不知道叔父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后，我起身点头，说不上话，他问得眼睛发了红。
“老汉儿不容易，你爸在外面流浪了五十多年。”
“不，他十二岁出外流浪，你十岁，小叔八岁，直到你们都安定。他今年七十七，流浪了六十五年。”我纠正着。
“一晃那么些年过去了......”叔父沉思着，斑白的发尖沾满雨粒儿，眼睛忧伤地望着父亲的坟，又忽然瘪嘴、昂头叫出长长的一声“我的二哥儿耶......哥儿......”颤颤悠悠哭了一脸，一任那布满沧桑的呼喊在山谷里久久回荡。一定是某些深刻的事件光临了。我慌忙扶住他道：“是啊，一晃你们都老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好好的。”叔父应好。我搀着他往回走，他低头喃喃“静娃儿，我对不起你爸爸......”“快别说了......”我紧紧握住叔父的手。细雨斜下，东坡的山边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甩着脚下的泥团，慢慢地淡出了父亲的墓地。
剩下的，是接连三晚给父亲点亮。
当晚，我们围在父亲的坟前给他点亮。鞭炮响过，纸钱烧过，堂哥用黄纸引燃那堆干柴时，无端起了风，风卷着火跑到前额，烧了他睫毛、眉毛及少许头发。堂哥抚着焦发，红着眼睛流泪问，这是咋了啦？第二晚，还是毛毛雨，似乎比头一晚下得密集，到了非要打伞的境地。我们子女侄儿辈的几个又过去，堂弟走在最前面，他先燃纸，燃烧的纸钱，直斜斜跑到他背后撑开的雨伞上，着了火。眼看着，一把黑伞只剩下骨架。堂弟笑着起来说，下雨了二爹没有伞用，他要去用了。第三晚，二堂哥终于处理完深圳的家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燃着纸钱跟父亲说“二爹，对不住啊，您孙女手臂摔伤，侄儿晚来一步......”话到一半，他双脚跳着离开了墓台，我定睛一看，二堂哥脚上的鞋子烧化了。他瘸着腿一声长一声短地跟父亲解释“二爹，您别见怪，我知道您把我们养大不容易，我没忘了您......”当我们集中点火的时候，叔父也来了，可是不一会儿，他就双手护头往回跑。我们回去才知道，一群蜜蜂追着他不放，从坡上一直追到院子里，硬生生在他头上蜇个包。叔父哼哼地捂着脸，从松开的指缝里露出一只眼睛，对着我说：“看看，你爸爸还是有点鬼劲儿......”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到西边的山头上眺望，高低起伏的山尖错落在眼睛里跳荡，所见之处，皆荒凉，混沌，苍茫茫的，似有虫鸣，又万籁俱寂。我晃荡着，从一座山头到另一座山头，漫无目的地走，回头就看见山窝里的村落——父亲曾经生长的村落，现在他又回到这里来。再往东看，如果不是有花圈插在那儿，我根本找不见父亲的位置。我们要走了，连天的孤山下撇着他一个人...... 这时候先生打来电话催我回去，声声快过我的思维。我们原本打算到荆紫关镇走一走，他去那里感受厚重的历史，我去感受父亲口中祖辈奋战的地方。虽然只隔着十几公里，却不得不取消了——工作和生活都不允许，我们必须回深圳了。
我去跟叔父道别、做最后的恳谈，无非也希望在父亲的忌日时节里，他能做些烧香、燃纸、放炮、供物的事，尽一尽亲人的心意——我们不能常在，也做不到常回去，不能让父亲就此变成孤行的魂灵。然而希望是什么？希望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意念，是需要磁场链接才能抵达人心的执着，是心有灵犀不点自通的默契。那些不被道出的语言裹在我对叔父致谢的关怀里，没有声色，不具形相，我相信它也会因着兄弟之间的相同血脉而得到传递。
返深途中，无边的沉默蔓延着，长时间里没有谁开口说话。母亲背靠车窗，机械地眨着眼睛，一动不动，任凭单薄、孤独、无助涌到她近处。我心下想着，回到深圳得重新给她安排住处，母亲就责备我不该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不去看他。旋即父亲阴暗的脸色跳在眼前，近年来，我们守着各自的理念，愈加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生存，谁也不肯松动。可是，我不知道母亲为何左右都维护父亲，他们出身不同，年龄上也有差距，当我和父亲有激烈争斗时，她总或是哭，或是沉默，或是干脆站到对方的一面，从来没有强烈的反抗，甚至站在女性的角度说一句公道话。母亲继续着，重男轻女，他们那一代不都是这样？终于，这言辞使我像困兽似的咆哮起来：“那又怎样！我那么努力，他看不见么，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好！”我又找到了当初跟父亲战斗的勇气，我直挺挺地坐起来，拉开架势，随时准备反扑。
“怎么没有？他去市场还跟人说穿戴都是你买的，回老家又跟邻居说起你的好......”母亲话毕，我像是一只斗鸡把颈项里奓起的羽毛悉数收回，原本被雪藏又被提拽到胸口的许多争执话，也“咣当”一声跌落腹中就此沉寂。所有攀爬着尊严而展开的坚守与对抗瞬间坍塌，眼泪滔滔如许，我哭成一个孩子。仿佛要了很久的一件玩具，被大人捏在手里，高举，后藏，恶作剧般不给，我怎么跳叫也够不到——不过是一句小小的认可，我要了那么多年。
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会笑我。
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不屑于笑我。
我站在阳台上，踢散着脚下用烟头垒筑的围城，笑着笑着，眼眶里流下一窝热东西。
四
天彻底亮了。
阳光普照，万物生辉。这座崭新的城市犹如一台庞大的机器开始了新一轮的运作。商业街两侧的门面次第洞开，成群结队的汽车弹珠一样滑过地面，赶早班的人蝌蚪似的被公交倒在站台四散而开，地下列车轰隆轰隆吞吐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灵魂。工厂叫嚣，工地震荡，大地颤抖。两年前，我站在这高处北望，还能看见东莞长安街道的万科大厦，现在，就连附近的松岗公园也看不到了。
昨天早上回到深圳，我把母亲和弟弟送到新租的家里。现在，母亲应该睡醒了。我们说好今天一起处理父亲的遗物，并办理旧屋的退租手续的。我于是掐灭手里最后一根烟头，回屋收拾妥当，见先生还未起床，便写了字条，贴在厨房门上——我去石岩了，不必等我早饭。
从这边过去，大约半小时车程，需要经过二十三个红绿灯。近十年，雷打不动，我几乎日日往返一程。去那边忙工作、生意、顺着空隙和家人相聚。然而有父亲在场，总是不欢而散。曾几何时，我常常感怀自己英明——因为把家安在远处，便把父亲陈碎的聒噪甩在更远处。现在，只剩下母亲和弟弟。啊，我是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心？
在根玉路上通行，接近南光高速桥下的那一段，我也曾带父亲途经过。旁边的草丛有一处墓园，三座坟茔一字排开，尤中间那座最大。只一瞥，父亲就叹，要是老了能有这样一处屋宅多好，你爷奶都没这样的福分，一个就地掩埋连个鼓堆儿也没有；一个裹了薄席埋在地埂上孤零零的。只有在他谈及家族故事时，我们俩儿才相安无事，甚至我还能跟着探讨几句。可瞬时我又想起他决心要死在深圳的模样，他那样决绝地用死去堵弟弟不成家的漏洞，用死来对抗我的不顺从。但当我说起深圳墓地昂贵时，他立即把头压得低低的喃喃着，算了，死不起了，我不能给长风添麻烦，他还等着用钱娶媳妇儿呢。我是多么残忍呢，连对他自由选择离世的权利也要剥夺——他是战战兢兢被各方现实挤压着死去的。
帮着把母亲的新家收拾一通就到中午了，母亲端了饭菜出来，两荤一素，加了一碗鸡蛋面，方方正正地摆在桌儿上。弟弟拿了四双筷子。面是父亲的主食，多少年了，每每用餐，母亲都要单独给他做一碗。我问怎么又拿四双？弟弟抖着手道，哦，哦，忘了。母亲也幡然醒悟，瞪着眼睛压低声音说，哦，我也忘了。我们三人相互瞅瞅，弟弟起身到阳台消化情绪，母亲一转脸就掩面哭起来。一声长，一声短的，仿佛要把人心撕碎。
旧屋里，处理了父亲所有的衣物之后，我望着留下来的七双鞋子，对着母亲把梦说了。母亲后悔当初没有给他带鞋。我脑海现出父亲在节日里缅怀祖母的情景。他总在清明、除夕之夜备了香纸和祭品到十字路口去，朝向北方，口里喊着什么话。有时是弟弟陪同，有时是我跟着壮个胆儿。现在，那些话也清晰起来。在深圳的十几年里，他年年如此。再远一点，在外公屋檐下的生活里，他也是年年悄悄做下这些事。再远一点，我们居无定所的日子里，仿佛也还有，只是印象模糊了......“晚上拿去给他烧了吧。”我和母亲同时发声。弟弟嗯好，既而去备香纸和祭品。
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下，只瞪着眼睛等天黑。
夜终于来了，三个异乡人慌忙跌乱地上车，没有头绪地在深圳的大街小巷里奔行，透过车窗向外窥视，在每一个十字路口、三岔路口徘徊，游荡，可是绕着石岩周边兜兜转转两个小时也没能停下来。我最终想到石岩湖路口，那是附近最大的一个路口，很久以前，仿佛也有人在那里办过祭礼，只是我经过时剩下一堆纸灰浮在路边的草丛里，间或零星的炮皮。但当我们抵达的时候，却不能下车。双向八车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呼啸而过，车尾甩出的巨大风声在空中飘荡，路肩上匆忙的行人也宣告着这事没门儿。我打着双闪把车停到路边，等了许久，也没有改观。母亲叹了气说，再走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好的地方。
我继续行车，转到爱群路，又上东长路，光侨路，去往曾经滑坡掩埋了近百人的地方。原以为夜的最深处在那里，寂静，暗沉，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也缺少人来人往，甚至没有灯光......一到附近，路钻机的哒哒声便直逼耳朵，既而工人彻夜忙碌的身影投入眼帘，路的两侧树着隔挡，路口越来越多，红灯越来越密，烟尘滚滚，没有一寸草地可以驻足，没有一处暗影可以给予我们遮蔽。如果不是这样走一趟，我不知道，偌大的深圳，但凡有路口的地方都设置了红灯，但凡有路的地方都站满了路灯。于是掉头折转，不知不觉上了光明大道，再转根玉路，将石路，振明路、楼岗路......我想在最熟悉的路线上探寻路口那些边边角角的空地有无操作的可能，直到车子滑行到松岗大道，已经到家门口了，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口。
这移民城市的普通日子，没有清明、除夕的萧瑟和寥落，便没有无人的路口闲留给哪一个。我不能寻到中意之地，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夜深天冷，母亲搓手喊凉，我开了暖气，脚下一踩，不看路牌，也不看标识，任凭车子走到偏僻、黑漆的地方去。好几次，我们在路口下车，又被行人“赶回”到车里。他们吹着口哨招摇地路过，又叽喳着要到前面的排档口去吃烧烤，我只能给他们让路。不知走了多久，我们从一处高坡向下滑行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岔路口，一团大黑在几个不起眼的路灯里幻化出模糊而静谧的夜的本来面目，行车少，路人许久才有一两个。“就是这里了，三岔路口也行。”母亲发了话。
我和弟弟提着鞋子、拿了香纸和酒水下到路口去。侧边的水塘有野树的枝蔓伸出来，空气阴冷而潮湿，路肩上已经没有下脚的地方。我们转来绕去，终于在路口的边角上找到一块空地。弟弟挥着扯来的树枝在地上画大圈，开始和收尾都向着北方，又留一个小小的开口。我们姐弟跪在圈子开口对面的地上，朝向北方磕了三响，喊着父亲的名字，倒酒，焚纸，烧鞋。凌晨四点的深夜里，酒水泼洒出诱人的芳香，燃烧的火苗腾空而起，带着黑色的纸片飘向北方，鞋子们在酒精的作用下噼噼啪啪，流着黑色的眼泪，偶尔有一声沉闷的炸响。那与世告别的炸响，不再包含遗留在世的不甘与委屈，它们顺着烟尘直摇而上，跟着苍天的指引，投奔永久的主人。我望着燃烧殆尽的鞋子残渣，拍着身体起身，刚舒一口气，弟弟就不声不响倒在了地上。长风。我扒开枯草喊。长风。我使劲拽着他的衣服喊。长风。我拦腰托着他拼命摇晃......四野无人，夜黑如铁，孤独的声音散在风里。弟弟终于又倒下了。犹豫，第一次占满我的内心，我不知道该不该跟车里的母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