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谨以此篇,献给所有的父亲。
1.还乡
当我坐上成都东开往深圳北的G2963次高铁,看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庞大的城市天际线,在车窗外,退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火车驶离了城区,一直向南,急速地进入了田野与河流,满眼的绿意盎然。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回老家这几天,父母的那些只言片语又跳回了我的脑中,让我细细的咀嚼这其中几十年的况味。
女儿娜娜,在这三年疫情中度过高中生活,高考升学的过程遭遇太多的麻烦与挫败。这一波高考生,“生于非典,考于新冠”,高一上了大半学期的网课,高三高考前疫情又来袭,又是整月的封闭在学校备考,“皇天不负苦读人”,考上了深圳本地的一所大学。我们在高考系统里查到录取的结果后,一家人的心才算落了地。决定回四年未回的四川老家,在中考冲刺时都没有空回去看望外公外婆。每一轮寒暑假,学校都号召家长“非必要不离开深圳”。
四川老家是一个从三国时代建制的千年古镇,陕甘川三省交界,青山绿水的青城镇。在深圳生活工作20多年,也去过国内外不少著名的景点,抛开自己的童年滤镜来审视青城这座小镇,还是很美的,群山环抱,河水清澈,常年的云蒸霞蔚,犹如仙境。小镇刚好位于海拔千米的高地,夏天天气凉爽,近些年成为了一处养老兼具观光游玩的避暑胜地。
娜娜小学时,没有中学这么忙碌。每个暑假,被当作“无人陪伴儿童”托运来回成都的机场。在成都工作的哥哥,每回带上他的儿子明明,一起送回青城镇上母亲家里。我当时还有一个私心:让她来体验我小时候的乡野自然的乐趣,拥有一个不那么典型的城市儿童的童年,也是送她回去替我们陪伴年年渐老的外公外婆。
娜娜对外婆家很有感情,陪她一起长大变老的大黑狗,陪她一起玩耍的明明哥。明明和他爸一样,是个憨直的小孩,很是宠爱这个深圳回去的小妹妹。娜娜回深圳后,同学家生弟弟妹妹要老二了,我问她要不要弟妹,她却说坚决的给我说:“我不想要弟弟妹妹,要是有个明明哥哥那样的哥哥就好了。”当然还有夏天在深圳璀璨的灯火里看不到的星星,回到深圳,交上来的暑假作文也很生动。
在深圳不爱吃蔬菜的小孩,回老家吃外公自己种的蔬菜,可以吃满满的一大碗,外公养的鸡,外婆炖的鸡汤,都让她心心念念。在高考复习得很疲惫的时候,她都说,快点考完吧!我要回外婆家看看黑子(黑狗)有没有老了,黑子(黑狗)和我一样大,已经进入“狗生”的老年了。我要去喝外婆的鸡汤,好像只有外婆的鸡汤才能慰劳到她学习的辛苦。
一路跋涉,从深圳出发,坐飞机二个半小时到成都,再从成都转两小时高铁到县里高铁站,核酸测了两次,到处要扫码。到高铁站再转一小时的小巴,回到了青城镇上,我们回到外婆的家里。
四年未见,感觉母亲变矮了一截,背也驼的更弯,头发白的更多。父亲倒是变化不大,只是和母亲一样,头发更白了,眉毛也发灰又泛白。
母亲焦急的在等我们吃饭,见到我那一刹那,眼光里泪水涟涟。这该死的亲情,我喊了一声妈,自己的鼻子里也酸酸的,眼泪不争气的打转。见母亲背转过身体,在偷偷的抹眼泪,我仰了仰头,把眼泪用纸巾沾掉。
娜娜先去和黑子打了招呼进来,觉察我们母女俩有些异样,赶紧坐下,拿起筷子大口的吃菜,乖巧的说:“ 外婆,我好想你的饭菜啊,我们学校食堂的菜难吃死了,还把我们封在学校里天天吃,半夜凌晨还要起来捅核酸。你的手艺也没传给老妈,周末回家吃她做的菜,也是在遭受酷刑。”
母亲被她的一通马屁哄笑了,说:“你回来就去摸黑狗,有没有洗手啊?好吃你就多吃点,我没你妈那么会读书,她小时候抓都抓不过来和我学做菜,整天抱着书看。你是大学生,成年人,可是要学着做菜了。”
吃饭时,母亲委婉地问我:“要不要在家里给娜娜办升学宴?”
“升学宴? 我们就没必要办了吧?从青城去深圳这么多年了。我们去深圳的人,本来就喜欢一切从简的人际关系。”
父亲听了,好像松了一口气,赞许的点了点头:“现在青城这边搞升学宴的风气太泛滥了,本来疫情中都不准摆宴席,考上个职业大专的都在撒大网钓鱼的一样的请客。关系硬的人家,就是一次敛财的机会。”
2.外婆要给大红包?
回到家里,一切的环境都是那么的亲切与放松。哥哥开始以为我们不回来,在我查到录取结果给他报信的那一刻,给娜娜在微信上发了一个2000块的大红包。
娜娜惊慌无措地问我能不能收?我笑着说:“那是舅舅对你的关爱,也是老家的一些人情往来的规矩。明明哥哥前年上大学时,妈妈也这样表示的,你就放心的收了吧。可别拿来乱花,开学时,你自己补到生活费里哈!”
吃完晚饭,我们回到房间,一路带来的行李,收拾妥当。母亲洗碗后进来了,拿出一个印着“四川农村信用合作社”的A4纸大小的牛皮纸袋,从里面拿出厚厚几大叠现金推在床上。均是面额百元一张的,十张一叠的叠好的,估计有几万块左右。
自从智能手机时代开始,网络公司提供手机支付后,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这么大一堆的现金了。
吓了我一跳,我和她开玩笑:“老妈,你这是要干嘛?你们在哪里发横财了?这有多少钱呐?不是说不办升学宴吗?你们要借给我办升学宴的?”
母亲面带笑容地说:“不是拿来办升学宴的,本来和你爸都商量好的,等你回来给你,这里有三万块钱,是我和你爸发给娜娜考上大学的红包。”
我真的太震惊了,父亲今年75岁,退休15年,他们两个靠着不到月均三千块钱的退休金生活。每年冬天都抱怨各家亲戚朋友办红白喜事。他们俩土生土长的青城人,欠下几十年几代人的人情债,这点退休金完全不够被到处被请客吃酒席随份子付红包。
日子一直过得捉襟见肘,他们俩的家底,我还是清楚的。
疫情前好几年了,父亲做了一次胆结石手术,直径快二公分的结石滑进胆囊口子上堵着肠道,脓肿到很大很凶险,痛到他死去活来的。转院去我们隔壁S市,那边的医院口碑更好,手术让人放心,但费用不能从本市的医疗保障卡里划取,要预先垫付上万元手术费。他们拿不出来,还是我们三兄妹集资打款到医院的账户上的。
突然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怎么不让我震惊呢?
我从里面拿出两叠,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这才是升学红包的行情!娜娜,这是外公外婆给你的升学红包,额外的咱们不能要。”
“妈,你把额外的钱拿回去,不能惯着娜娜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多钱,你们的钱自己留着用。”
母亲急了:“你爸爸说了,这些钱就是要给你们母女俩的,娜娜的学费可以用这个钱去交。”
“娜娜的学费不高,一年只有几千块,用不了这么多。再说,我们是孩子的父母,自然由我们给她交学费,没有让爷爷婆婆来交的道理的。”
母亲说:“谁说的,我们这里好多娃儿,父母外出打工后离婚了,不仅是爷爷婆婆养大的,还是爷爷婆婆供着上学的,我们出这个钱也是可以的。”
你收下这个钱,你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在学费问题上我们亏待了你,现在娜娜读大学了,这笔钱你就收下,当我们对你的补偿。”
3.我的学费问题
1995年,我考上成都的一所大学。那一年,父亲工作了近30年的供销社已经资不抵债,改制承包到个人。他们供了三个小孩上学,哥姐都读到高中毕业的,家里没有任何的积蓄。父亲拿不出几万块钱的承包费用,把供销社他原来责任的商铺购买下来。供销社要求自负盈亏,自主就业,给未承包购买商铺的员工已经发不出来工资,直接就停发了。
不到50岁的父亲,一夜之间算是下岗了。年轻时,长相英俊帅气的父亲在那一年开始有了愁云密布的凄苦面容。父亲一头浓密黝黑的头发,从那一年开始白的。
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当时哥哥也从部队快转业,回到地方就业也需要钱。我考上大学开始双轨制市场化,大学也要收学费。
父亲平日总说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书的豪言壮语,在现实的困窘中,显得那么的无力。
别人复读二三年才能考上大学,我一个应届生考上了不错的学校,这本来是一件让家族内外都高兴的事情,学费的问题却压得父亲整日里愁眉不展。夜里,我躺在隔壁的床上,也能听到木板墙的那一头爸妈的窃窃的议论与长长的叹息声。
第一学期,2000多块钱的学费加生活费,得带3000块去学校报到注册。父亲低下头来,找县里的小叔借1000,市里的三姑借1000,凑够了第一学期的学费。
开学时,为了省钱,他找到原来帮供销社运货的个体户货车司机的顺风车载我们去成都。
出发那天,母亲蒸了一大笼馒头,给我和父亲各装了两个在包里,父亲找出他的绿色的军用水壶装了一大壶温热水。
中午饭点,大货车停在一处木材检查站的镇子上。那个货车司机以前和父亲合作多年,很热情招呼我们父女俩一起随他进餐馆吃午饭。父亲是个公私分明的人,觉得坐人家的顺风车已经很打扰,死活也不肯跟着一起吃饭。
我们父女俩就在车子旁边,就着军用水壶里的热水,啃完自己带的馒头,等司机叔叔在餐馆吃到满嘴油光,打着饱嗝回来,继续赶路。
我和父亲的性格一样,自尊心很强,没和司机叔叔去餐饭吃饭也没觉得没啥大不了,反正家里是这个条件。小学时,那些家里父母都是农民的同学,还羡慕我们这种爸爸有工作有工资的半边农小孩呢。平时妈妈也给我几毛一块的零花钱,我存够了就去新华书店买书回来看。我满脑袋里是对大学里的新的生活的向往,对成都这个大城市充满着幻想与憧憬。
父亲总对我上大学时这件遭遇耿耿于怀。每次从深圳回到青城,吃完饭就是“忆苦思甜”的环节,提到这个,就说当时亏欠我了。
进入大学以后,学业稳定下来,我发现学校的布告栏,打工的机会很多。周末和寒暑假,在成都找工作挣钱很容易生存下来,我们学生有成都的身份证,上面标示的“成都市一环路南二段XX号”,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是大学的地址,不用本城户口的人担保,找打工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我从小就喜欢干农活,家里的院子里按季节到处搜罗的花草,蜀葵,大丽花,指甲花,百合花。到了夏天,一个园子里各种鲜花开得生机勃勃,都是我自己亲手打理的。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女孩,在哪里打工都很受欢迎。
寒暑假打工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其他学校的省外的同学。有东北国有大企业的同学,父母双双下岗,假期没路费钱回本省去。大家一起留在成都打工,在超市里当促销员,在书店里当店员,帮旅行社发传单。骑着自行车全城跑,城东学校的同学借住在城南同学的宿舍里一个月。
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很充实很丰富,那个时代都是那样的,大家有使不完的力气,挥洒不完的青春。月末收到工资,快开学了,要各回各的学校,还一起去吃串串香散伙饭,穷学生们过着穷开心的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也没有因为学费的困境而责怪父亲,相比太多一路上因为家庭原因辍学掉队的同学,感觉家里能让自己坚持到上大学,已经是生活里的幸运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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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963次列车在此时报站快到贵州东,娜娜我见翻出笔记本电脑在码字,去餐车买了两份辣子鸡丁饭催着我开吃。
成铁贵阳段的辣子鸡比成都的味道多了一点酸辣味,望望车窗外,太阳直射中的贵阳城的高楼大厦,空气灰蒙蒙的,贵阳城也和成都一样,往城外摊的面积越来越大,城外的楼盘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细细密密的,让人感觉眩晕又魔幻。
这20年深圳往返四川的路,路过很多回贵阳。第一次坐的K191次火车到广州,要36个小时,从成都出发的直快列车也花了一天一夜才到贵阳;后来和林坤开车回来,从成都返回深圳,开到贵阳也要10多个小时。而现在这段路,乘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了,下去的乘客并不多,这一列火车只在几个大站停留。
没想到疫情中的暑假还是满满的人流,中短途乘客的没买到座位票的,有些常客模样的人好像在这条线上很有经验,带着帆布的小折叠椅坐在车厢与车厢的过道之间。
4.真的是补嫁妆吗?
晚上,给还在深圳上班的林坤电话聊了红包的事。林坤第一直觉不太信爸妈会拿那么多钱给我。开玩笑地说:“是不是妈看你这三年没去上班给娜娜挣学费,担心我一个人工作的压力大,帮我缓解下。”
我正色地说:“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要给我这笔钱。”
林坤又假设说:“是不是他们要补你的嫁妆给我呢?升学红包的确要不了这么多钱啊?说不过去嘛”。
我回击了:“你别想得美了,什么嫁妆,当年你有没有给彩礼的,哪来的脸收嫁妆。”
他貌似认真地说:“你还是不要收这个钱吧,要是拿回来,让我这个当女婿的都有些为难。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嫁给我都20年了,还要娘家的钱,你让我情何以堪?”
我回敬他:“你才是你们家泼出去的水,你少给我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爸妈可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结束电话,先生的话又让我陷入思考,是不是真是要补嫁妆,连他都有这个想法?
我和林坤是在深圳认识的,我们在成都是校友,他早我三届毕业算是学长。我在福田上班,住上沙村;他在科技园上班,住白石洲;我爸是供销社的,他爸是四川D市某乡镇粮站的。用他的话来说,很是“门当户对”。我们本来在校友QQ群里,群里组织有固定的周末一起在南山打羽毛球的活动,打完球,一伙单身的男女会经常一起AA制的聚餐。
基于他“门当户对”的自信心,他对我展开了“请君入瓮”的追求手段。
我在上沙村的房是从一个清远人的二房东手上租的。有一次,我被公司派去杭州出差了半个月,二房东连夜跑路了。等我回到深圳,我的房间已经被一手房东租给了别人,连我自己买的家具,床和小书桌都被扔了。找到房东本人,是个上沙村的本地男人,40多岁的样子,房东还觉得自己很善良,把我的两个行李箱里的衣物和毕业证,银行卡等证件都保留了。房东气急败坏地对我说:“你还想要床和家具,那个家伙欠了我半年的房租了。你的房费交给他的,又没交给我,我再不尽快租出去,我的损失就更大。我要是不看到你是个大学生,毕业证也很难考出来的,我连你的行李箱都不帮你保管的,这么大两个箱子,放这里十多天无人认领,我都差点扔了。”
我当时走投无路,问了几个同事借住的都不太方便,只好问林坤,有没有女同事在上沙村附近的,让我去借住一晚。结果,他马上打的士车过来把我接去白石洲,他和同事合租的房。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他自己在客厅里的一台木沙发上睡觉。
和两个男的同住太不方便了。后面的那些天,每个晚上和周末,我急着找出租的单身公寓,但都是二房三房居多,又不敢再找二房东和人合租了。林坤反倒是不急,周末却带着我去挨个庆祝他们班刚结婚刚买房的同学家乔迁新居,事后他说这是在“诱敌深入”。
在西丽宝珠花园的那一对儿最逗,他们两个人好像被林坤给串通了,一路给我秀恩爱之外,各种暗示我:林坤是最好的结婚对象,是他们班里最热心助人的好人,当过班长,特别会照顾人,我们俩看上去简直是天生的一对。
那天晚上,我们返回白石洲,没有进村子,他在世界之窗外的广场上找了一个椅子坐下来说,我有一个很严肃的计划:“ 我觉得我们俩挺门当户对的,我在深圳工作这几年了,租房子和你一样的,遇到过不少的麻烦。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这么漂着,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自己的首付快凑够了,但还差一些,如果我们两个结婚的话,你也工作几年了,也应该有一点存款吧?我们可以一起在南山买个房了,房产证上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被租房这件事打击太大,还是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未婚单身女性,也受到过不少不怀好意的骚扰。在林坤那边借住这段时间,他还算是正人君子,没有对我动手动脚的。反正被他“诱敌深入”到人家的新婚家庭里,感染到也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了。加之母亲有时候也旁敲侧击地来电话打听我有没有找到对象,对我的婚姻大事“层层加码”。
稀里糊涂的就同意了他的计划,他已经把户口转到深圳,我们拿着身份证就去南山大道上的南山民政办理了结婚手续。每个周末和他一起看房,在交通方便的南山大道旁边买了一处小两房。
我们俩结婚买房简直是“深圳速度”了!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完才付了首付,连装修的款项都没有了。在等交房那大半年里,又省吃俭用的努力存钱。那年底,东门茂业百货公司搞买100送100连续四天通宵购物的大促销活动,我和林坤去抢了几件生活用品,还买了一对飞亚达结婚对表。本来想着要去拍一套婚纱照的,我是为了看大海才来深圳,很想去大梅沙拍有海景的婚纱照,海景的要三千多块钱,可以给未来新家买一套沙发了。
反正我们俩还年轻,婚纱就以后去补拍吧。那款飞亚达手表一直戴在我的手腕上,像我们不知疲惫的婚姻,兢兢业业的连轴转动。
那一年春节,结婚买了房才把林坤带回青城的。林坤基于他“门当户对”的理论,在家里积极地帮着父亲干活,陪父亲下棋,聊时政聊台湾问题聊美国问题。父亲和哥哥半辈子大眼瞪小眼的,半句话不合就互不理睬。对这个幺女女婿林坤却是客客气气的很是满意,真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背着林坤,母亲问我:“人家院子后面的问你结婚,我们家有没有收到彩礼呢?”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都没有办酒的,按深圳的规矩,我们回去给同事发下结婚喜糖就行了,我们俩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父亲有些恼火的语气对母亲说:“我们两个成家时还不是白手起家的,自己一砖一瓦搬回来修的这个房子。我们两家父母都没有去向对方索取钱财。都是刚工作几年的大学生,要人家什么彩礼?林小伙子他爸是粮站的,和我们供销社一样的,没到退休年龄,拿不到退休金也没工资领的,家里面经济没那么宽裕。
他们两个的大学文凭,就是一个的彩礼,一个的嫁妆。我们家又不是要卖女儿,城里的孩子买房子还要父母出钱的。他们两个没向你伸手要钱,问人家男方要什么彩礼的。”
母亲被父亲喝斥地快哭了,只是悻悻的说:“ 是院子里那些女人在打听,说的很难听,说我们可能又是白送一个女儿给别人家。又不是我想要彩礼,你不要乱冤枉人。”
父亲又说:“ 他们要卖儿卖女把孩子们的事情搅的一团糟,你不要去学那些愚昧娘们,当那种丈母娘,对人家女婿娃个个狮子大开口的恨不得敲诈一笔,好给自己那些不争气的儿子娶媳妇,那样嫁过去的女儿也会受婆家气的。她姐结婚时,我们都没问人家要彩礼,怎么到她这里你跑出来说这种胡话。”
母亲不高兴地说:“我哪里是那种人,真是鸡同鸭讲。” 生气地走了。
送于嫁妆的事,当时父亲是这个态度,就是嫁妆和彩礼两免,我们俩也相当于在深圳祼婚。
不可能这时候拿钱出来补什么嫁妆的。
5.是因为我失业了?
毕业时,我本来可以回青城老家县城的高中教书,原来的老校长说学校缺一个计算机老师,让我去实习了一个月,学生和老师都挺喜欢我的。等7月份毕业,我的档案回去后,他说他要亲自去县里人事局要人。
让我有些发怵退缩的是,工资还是300多块一个月,还动不动欠薪,县里半年多没发老师的工资,学校里师专毕业的单身男教师也多,食堂里打饭买烟买酒的钱都欠着的,穷教师连老婆都不好找,感觉自己回去会陷入僧多粥少的“虎视眈眈”的处境中。
实习后回到成都,同学们都在努力找留在成都的工作。想去深圳的同学,都想去华为公司那样的,华为那一年在学校里只招了两个计算机系的硕士。同宿舍的室友有一天拿回来一家人事公司帮深圳富斯康公司招工的传单,要招计算机专业的储备**,工资上千元,包路费,包吃住,在成都招20个大学生。
我正想去深圳看大海啊!立马就骑自行车去春熙路口太平洋商场上面的写字楼里,找到那家台湾公司报名面试。很快地就通过了所有的流程,那家公司给我们一群学生买好了去广州的卧铺火车票。
富斯康人事部门的来广州火车站把我们接回深圳观澜镇的富斯康工业区里,我们被分到各种不同的部门里。对于我的安排却是个美丽的误会,我是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他们要求的是精通计算机,结果是把我分到了机械绘图室。
富斯康公司的每个部门的绘图室都很大,比我们大学的机房还大,有50多个绘图员,画各种电子电路图,模具的模型图,各种报价单,生产单所需要的电子元器件规格图。技术总监是一个韩国三星公司退休的白头发韩国男人,只会讲英语沟通。这些是需要机械电子类专业的人才会用AUTO CAD 软件,PRO E 软件,好在我的电脑基础还可以,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上手去画那些正式的产品图了。
他们对新进的员工是封闭的**化管理,等级森严,我们和部门里很多的主管助理,文员们算是**,住的房间条件比流水线的工人好一些,是带卫生间带空调的六人间。但是早上六点钟都要起来,六点半,一个台湾胖子**给大家训话,啰嗦的讲半个小时。你们这些国内的大学生不算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好好的学真本事。然后讲他的小孩在美国留学的事,大肆的炫耀他的孩子。大家站在下面瞌睡都没有睡醒,听得头皮发麻,腿发硬。下来后狠狠地骂那个台湾老头子,台上道貌岸然的,台下老是骚扰自己的女助理。都可以当人家的爷爷了,下班还想约会人家,明明自己在台湾有家室,孩子在美国上学,还厚颜无耻的想找女朋友。老员工中还流传他一个笑话,老头子很抠门,厂区外明明有花店,厂区花园里也有玫瑰花,开花时,他居然会掐几朵送给女员工到处表白,把好些新人都吓得为此辞职走人的。
晚上要加班,排了密集的培训课程,模具师傅,电路师傅,芯片设计师傅,给我们这些绘图员新人讲解产品知识,每一堂课都有课后测试。比起来大学里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那真是象牙塔一般的珍贵记忆了,明明才离开校园几个月,已经恍若隔世。
整整三月都没办法出去,电脑上网被屏蔽掉多功能,无法听音乐,无法收私人的电子邮件,只能收发公司内网的内部邮件。我和成都的同学完全失联,也不知道毕业后他们的下落。晚上出宿舍要请主管写“放行条”拿给看门的保安,只能出去一二个小时在附近的城中村里的超市买点生活用品,有时候可以和同事一起去吃一盘炒米粉。
富斯康的人口密度比我们大学里还密,晚上下了班一出厂区,外面的人流密密麻麻,全是穿着公司各种颜色的制服的员工,各种摊档的生意很火爆。我慢慢的喜欢上下班后,约几个同事一起去吃广东炒粉。在成都,流行的小吃如双流肥肠粉,绵阳米线都是汤米粉。
我心心念念的大海也没有看到,电视中繁华的深圳市区,也看不到。偶尔晚上加班,绘图室里的几台公用电脑上会偷偷地传看一些台湾主管给大家留下的 DVD 碟片,全是美国大片,是唯一的精神文化上的消遣,但是不能让办公区密布的监控镜头给看到。
一个月之后,和宿舍里的女文员,还有食堂里碰到的同事渐渐地熟络了。大家会聊到彼此来富斯康的缘由。每一个人都好心地劝退我:“你怎么这么傻?一个大学生,快去市里面找工作。随便哪里都比富斯康这样的监狱好,我们是学校不好没有办法才来这里的,市里面的工作才能实现你们的真正价值。市里面的城市风景好美,深南大道比关外随便一个公园都漂亮,四季鲜花不断,绿化带又宽又阔气。”
被他们好言相劝的多了,我也对深圳市区里充满了好奇心。我去办了一个本地的BB机,专门请假一天,去市里面的人才大市场看看。在邮报亭里买了一张深圳的交通地图,公司已经给办好了入关的暂住证。凭着我在成都那个大城市里钻满全城打工的识别地形的能力,从观澜镇富斯康工业园区出发,换乘好几个公交线路,快二个多小时找到了宝安北路上的人才大市场。东家富斯康的展台好大,占了好几个位。我躲着他们问其他家的,专找福田和罗湖的公司。
果然,有张文凭和英语四级证书,很好找工作,有的公司干满两年还可以转深圳户口。想着这几个月窝在绘图室里实在是不适合我活泼开朗的性格,天天盯着电脑屏幕绘图,一天下来肩膀脖子都硬的隐隐作痛,软件工程师又要有编程的工作经验。招外贸跟单的职位特别多,我有英语四级证书,就投了几家外贸跟单,来市区工作要自己租房,小心翼翼的在富斯康的工资上面加了租房吃住行的成本一千块,没想到那些公司都可以接受的样子。
回去后BB机就收到好多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就这么顺利答应到关内福田一家外资公司里上班,迅速的在富斯康办了辞职手续,每天在富斯康办辞职手续的人流和新进公司的人流一样的多,都互相排着长长的队伍,有的进来,有的人离开。
新公司的人事小姐帮我介绍在福田上沙村租了房。转正后,公司又给我涨了500块的工资,工作了半年,加上我来深圳前在成都打工几年存有3000块的私房钱,觉得自己和父亲下岗前的收入比,已经是个小富婆了。电话问父亲,我读书时借了哪些亲戚的学费还没还的,我自己寄钱回来还。
父亲这时候腰板可硬了,不要我还钱。供销社停发工资后,他自己干起了原来他看不上的那些炒山货的二道贩子的活计,在青城收购中药材往成都荷花池中药市场卖,如川贝,党参,羊肚菌,蜂蜡。这些货物原来有供销社贷的银行的资金是收购的一车一车的发给荷花池市场。现在他的本钱只能收购一个品类一麻袋货物,赶各种顺风车或是长途大巴交货。荷花池在成都火车北站旁边,离我们学校只有四五站路的公交车。他为了省一晚住宿费,都是当天折返回青城,不到学校来看我。只有两次是顺路给我送生活费来过,我带他去学校食堂吃饭,他都不准我点小炒给他,在大锅菜窗口选了两个菜,多加了一些白米饭。
到后面几学期,他已经可以自己付完我的学费了。
我来深圳的经历真是乏善可陈,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感觉就是凭着一股对深圳的好奇心,深圳有一种自己的吸引力,把我给引诱过来的。
后面看到富斯康公司好些负面的新闻,自己也是过来人,只呆了三个月,学过的那些绘图软件后来再也没有用过。回头想想,听说来深圳的人,三个里面只有一个人留下来了。深圳现在人口增加到二千万人,全国有六千万人来过深圳,14亿人口,20多个人里就有一个来过深圳。
我是那幸运的一个,这张摆渡过来深圳的船票,不正是富斯康公司当初提供给我的那张火车卧铺票吗?要不是他们给我来深圳的工作机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就与深圳无缘了。我对富斯康公司还有一些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四年前娜娜中考时,我辞职了,我知道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就没有告诉他。他经历过供销社的改制,突然地失去干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我好端端的一个大学毕业的,突然不去工作了,这让他见了他的那些退休的老同事,都不好交待。
在深圳工作快20年,发现自己累得迷失自我。从读书到工作,都没有给自己停留喘息的时间。深圳的家长鸡娃(激娃)都很厉害,和娜娜同年一起进小学的这批孩子妈妈们,有的人还是硕士毕业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年级阶段就辞了工作。全职妈妈当娃的学习助理,生活助理,送孩子这里学外教英语那里去学奥林匹克数学,一切的教育资源都要筛选最优质的。
深圳孩子升学的竞争不像农村学生是千军万马挤高考的独木桥,而是从“小升初”就开始的,中考的普通高考只有一半的升学率,娜娜很勉强考入一所普通高中。深圳的学生考高中,都是奔着四大八大重点高中去的,娜娜的高中排位已经到20大上下了。再不想法子,别说考回我们两夫妻的母校,连考个一般的本科学校都难。
环顾公司里的同事,一上了40岁,一会这个乳腺癌,一会那个胃癌,都是工作的压力导致的。我的工作也到了一个瓶颈期,做IT项目管理,没完没了的各种系统升级,这份工作没有多少创造性,到后面越来越倦怠。我干脆横下一条心来辞职陪考。
我自己本来是散养长大,一路顺其自然地读书升学。父亲撂下那句话,考上了我砸锅卖铁的供你上大学,考不上就回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当个农民,我也没很认真当成努力读书的动力,更多是来自自身的求知欲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我以为娜娜也可以像我一样被散养,考自己喜欢的学校。没想到,这一路上来,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家庭资源的助力,早早地“弯道超车”先上车。
我的醒悟已经有点晚了,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娜娜高二的时候,经过学校志愿和职业的测评。她从幼儿园开始的一些画画的艺术特长,报考艺术类大学,有比较优势。
我和林坤都是理科生,娜娜改到绘画的专业,专业成绩却一下子脱颖而出,参加全省模拟考,一路成绩往前窜升。
我们夫妻也互相打趣;“孩子的艺术天赋肯定来自我与这头。”我每次回老家就会翻开自己留在家里那些中小学课本,历史书,我把那些插图改编的惟妙惟肖的。林坤不同意,他认为是那个来自于他的天赋,他从小喜欢劳作,喜欢干手工活,以至于他编程序写代码,他都当艺术作品一般的追求完美。
反正在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娜娜顺利的通过了各种艺术院校的考核,填志愿意时决定留在深圳继续读书。
我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祼辞,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就像当年的祼婚,我也是一个随性的人。在深圳,不管男的女的,过了35岁再去找工作就很艰难,当初我决定辞职,公司的人事也这么提醒过我。
在陪伴娜娜的艺考期间,我在网上直播了整个过程,没想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很多家长都来找我咨询与交流孩子的兴趣如何识别,吐槽升学中的焦虑感。短短的时间,我的这个自媒体也粉丝过万了。当一个自媒体粉丝过万后,就有许多的广告商找上门来,这也算是我无心插柳的一次职业转型。
父亲后来知道我是为了陪娜娜考大学辞职的。只是幽幽地抱怨了:“你们现在这些深圳的家长真是疯狂啊,就是不要把孩子给逼坏了。你看看你自己当初的学习,哪里要我们操过心的?”
我在电话上很抱歉的说:“老爸,你不要翻过去的老黄历了,我们那会儿坚持读到高中的人都不多。现在的娃是个个都不想落后,要考好高中好大学的。升学的竞争一直在提前,我也是被环境裹胁的没有办法,只能是无奈去追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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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开始产生怀疑:“父亲这三万块钱该不会是去借的吧?这几十年了,不会又去做那么傻气的事情了吧?
我让母亲把钱拿回去了,但对这三万块钱的来历也有些疑惑。想想这一整天的舟车劳顿,也不想再多想了,沉沉的睡去。
6. 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第二天一早起来,接到初中时交好的女同学马丽打来的电话,说请我去吃酒席,我脑子里昏昏沉沉的,直截了当的说:“我昨晚刚到家里,还不知道我们家里有啥安排,是同学会还是什么性质的酒席啊?”马丽说是她家儿子的升学宴,听说我回来了,就请我过去。我有点应对不过来,想到父亲昨天说的话还真是绝非虚言,立马拒绝了。
问了下母亲,马丽请我今天去吃他们家的孩子的升学宴酒席,怎么办?
母亲叹了一口气:“我们这里的人请客就是请的这么宽泛。你回来前,我上街去,她天天都在打听你暑假回来不?这一听说你回来,就立马电话追杀来。看你自己愿意去不去了,你要去了话,一半估计都是你们的小学初中同学。今天要是给了这个面子,明天又不给那个面子的话,可是会得罪人的。你回深圳后,我听他们讲亏欠都讲不过来的。”
母亲在青城镇上住了70年,我的同学中的父母有一半人也是她的小学同学。一个熟人社会里,人情世故像一张交织的网,剪不断理还乱,一言不合有时候会造成天大的误会,我也能理解她的担忧。
“今天舅舅他们会过来看你,中午自己家里要一起吃午饭,你好好给她解释下不过去的理由吧。”
我想着刚才在电话上直截了当的拒绝马丽有点冒失了。找到她的微信,打算给她说明下,
我在对话框编辑了几句我自认为得体的话:“ 因刚到家,家里自己也要请客。来不了,请老同学见谅,后面有机会,我们再相聚,谢谢邀请了。”点击“发送”,没想到对话框提示:“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过后,才能聊天。”
初中时和马丽经常厮混在一起,互相吐露青春期小女孩的小烦恼与小秘密,是较为要好的伙伴。我去了深圳这20年,也较少有来往,前些年回来在街上碰到她,她在镇上电信营业厅里卖手机。聊了几次天,她说话总是有些自卑与刻薄,动不动就是语带讥讽的说:”你们在大城市里呆的人,见多识广,会不会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了?”互加了微信好友,但 20年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间隔,让两个儿时无活不谈的小伙伴也变得无话可说。见她是经常在朋友圈里发一些青城的手机促销活动,我也用不上。
没想到因为这个就把我拉黑了,平白无故的得罪了一个故人。这让我有些恼火,又有些沮丧,我对老家的人情世故还是太不重视了。不知道父母是不是和马丽一样,又看得太过沉重。
我们这样山区小镇上高考出来大城市工作的人被人戏称为“凤凰男,凤凰女,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背后有一堆的亲戚会到城市来讨人情债。我在深圳这些年,父亲倒是替我挡了不少熟人的相求。
碰到亲戚长辈找上门来要托他们的孩子来深圳帮找工作时,父亲都会理直气壮的说:“她都是凭她自己读书去的深圳,没依靠任何人。在那边也是打工的,没权没势,她说深圳是个很包容的地方,只认人的真本事,有本事就自己过去闯荡,路费钱我是可以给借一些,但过去要她帮找工作,这个可能就做不到。”
“你爸真是铁面无私啊!”后来二表弟在我面前这样抱怨他。我听了心里还是感激父亲,不是我不想帮亲戚承担这些责任,是我自己的确力有不逮,在深圳养娃,工作,两点一线。也不是像老家里的人想象中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我也不知道为啥,潜移默化了很多父亲的秉性,做人不够圆滑,很讲原则,也是很难开口去求人办事,只是想把自己工作分内的事情做好。
中午,大舅舅带着他二婚的舅母过来了。四年前,原配的舅妈在外地打工的工地上出了事,地板上有水,她跑得急,滑倒,后脑勺着地,人就走了。
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都是母亲平日在电话上告诉我的。舅舅当时还未满60岁,一辈子一把好气力,是农村里干活的老手,现在青城镇上打摩的。舅舅劳作多年,身材高大魁梧,一点不像近60岁的人,原配的舅妈走了后,上门给他说亲的人不少。和现在这位结婚后,喜欢在小视频上秀恩爱,我在视频平台上看到他们发旅游的小视频。
回到老家,发现人人都会用那个小视频软件,母亲说连没读过书的文盲都会用,整天对着软件里对口型,发自己被美颜过的照片。
舅舅和新舅妈看着比小视频里美颜过的照片要苍老一些,但精神状态很好。大家午饭吃得很开心,聊着我童年时的趣事,给新舅妈介绍妈妈家族的人物关系,一个愉快的下午就很快过去了。
7. 重男轻女的父亲:
舅舅他们回去了,我还是好奇的向母亲打探这几万块钱是怎么来的?母亲说,那还是晚上再细说吧。
晚上,母亲把我一个人叫去了他们的房间里。
那个“ 四川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大牛皮纸袋放在书桌上的,看来还是要给我。
我白天也没有细想这件事,脱口而出:“ 哥哥重修这栋房子,不是还有几十万的贷款嘛,你们既然有这一笔钱,就拿给他去还贷款。”
父亲说:“ 一码归一码,这个房子的地基也是值钱的,给他修这个房,当初我都不是很愿意,是你和你姐同意了我才让他修的。他修的房以后就是他的,现在我和你妈还在,我们帮他守着住,你们想回来就回来。再说了,父债子偿,没有我这个当爹的帮他还贷款的理。”
哥哥在成都买的有自己的房,回青城翻修这栋老房子,纯粹是为了改善爸妈的居住环境,从内心说,他们给哥哥投资几万块钱,我没有很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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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号14点28分,四川大地震。我当时在深圳办公室里也感觉到了。屁股下的电脑转椅突然下沉一下的感觉,脑袋中一阵眩晕。几分钟后,就从网上得知四川大地震,震感那么强烈。我先是致电在成都的哥哥,电话打不进去,试着打其他在成都的同学的手机都不行,青城家里的爸妈,座机电话也接不通,整个四川与外界失去联络了。
其后的连续三天,我疯一般的电话,都联系不上。看着电视里各种直播画面,我急的只有暗自哭泣的份。到第三天,母亲给我打来了报平安的电话,告诉我哥哥也从成都回到青城了,在参于救灾中。当时是用的救援部队的卫星电话给亲友报平安的,母亲说完就是急着给下一个人了。
我的心里面安慰了许多,恨不得自己马上飞回成都飞回四川,可这时候电视里说,去四川的志愿者太多,堵住了抢救的一些交通的通道。那一个月,我天天下班后就打开电视看直播,上班也是不停地刷新关于四川地震的新闻网页。加入青城各种老乡的群里打探情况,娜娜当时才5岁上幼儿园,自己也走不掉,在深圳食不甘味,饱受各种煎熬。周末就去社区里当为地震募捐的义工,才能缓解些自己想回去的冲动。
2009年的暑假,我们才回到青城。青城镇上还在震后重建中,很多人还住在广东东莞市援建的板房区里。父母的老房子,他们选了维修的选项,哥哥给加固处理后已经住了回去。
母亲才和我讲述哥哥当时回去的细节。哥哥和他的退伍的战友在成都组建了一家装修公司,他们几个青城老乡安顿好公司员工后,租了工地的一台货车和两台挖掘机,当时整个四川都租不到挖掘机了,用他的话说是他直接找到工地去“抢”的。拉了几十大桶纯净水,方便面,和各种物质,还有建筑工地上用的铲泥土的工具。冒着震后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余震,一路走,一边铲掉路上的细小的落石,挖掘机清路障。平时成都回青城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那一次,他们用了30多个小时不眠不休,自己都觉得奇迹的一伙人回到了青城,看到了很多的房子虽然坍塌了,但亲人们都安好。
租的那两台挖掘机在青城派上了大用场,不但帮着清理了青城倒塌的房屋,还在省外的救援板房材料到来之前,帮着把待建区的地给平整了。过后,租借公司免掉了他们参与地震救援的租借费用。公司和哥哥本人都得到了县里面颁发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大红牌匾。
我听了后惭愧极了,想着自己的软弱,只会在深圳的暗自哭泣。开玩笑地给爸爸说:“老爸一辈子重男轻女,看来哥哥还真是比我们这些女孩子要靠得住嘛”。
爸爸得意地说:“ 这些大事情上面,本来就该男人来承担的。男子汉顶天立地,我们年轻时上战场都不怕,他们这个算什么。” 嘴上虽是那样说,实际上,他为哥哥的勇气,听母亲说在他那些退休的供销社同事面前,骄傲的显摆很多回的,电视台给哥哥发奖的那天直播重播,他都反反复复的看。
地震后,住高山上的都搬迁到镇上附近,我们院子旁建的钢筋砖混结构的新房子越来越多,也很漂亮。父亲当年引以为傲的三排间的大木结构的砖瓦房已经显得很破旧,与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哥哥提议我们一起翻建老屋,我们三兄妹都还在还月供自己城里的房,拿不出余钱来重新建房。
2015年了,县里出台了一个返乡创业的贷款计划,可以低息贷款把老房子改建成避暑的农家乐。于是,哥哥征得我们的同意后,贷款了几十万重修了新的农家乐。
拆旧屋时,父亲不忍心看他自己的心血被拆了,一个人躲在镇上退休老人活动中心躲了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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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新修的农家乐,按酒店的标准客房配置,每个房间带洗手间和空调,父母自己的居住质量一下子也提升了。按说,他们有余钱的话,帮哥哥还贷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父亲说:“ 这三万钱不可以帮你哥哥还贷款。你必须拿去,从小到大就说我对你们三个娃儿是重男轻女。对你哥哥好,你哥哥从小挨了我多少的打?我可从来没有动过你一个指头?该是你的钱,我们也会一分不动的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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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5后,上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老三已经属于超生。父亲是有单位的人,当时也停发了他几个月的工资,还在大集体中,农村这头也不给母亲分粮食。
父亲为了养活三个小孩,要跑甘肃的深山里去,花两三天时间,买玉米回来磨了煮糊糊吃。
每年除夕夜的团圆饭吃完,父亲喝的微醺的时候就把我们三个小孩叫在一起,家里的“忆苦思甜”的环节。
除了给我们讲他在越南战场上有多么的遭罪之外。就是讲述养育我们三个小孩时所吃的苦,所受的艰辛。他要在供销社上班,又要和几个县城下来的姑父伯伯们一起帮他建这所房子。
关于父亲家“重男轻女”,姐姐从小给我讲了不少案例。爸妈建房子时,经常把姐姐和哥哥寄到奶奶家里。姐姐说,奶奶给他们两个煮荷包蛋吃,煮好后,让哥哥站在高高的门槛上吃,她爬上门槛看,她的碗里只有两个,而哥哥碗里有三个荷包蛋。他们高家从奶奶那里对女孩子的不公平就存在的。
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没有挨过打,哥哥很调皮,经常闯祸,经常挨打。
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他上小学四年级前后。被班主任在课上骂了一顿就逃学了,逃到学校的后山上。把别人关在山坡上圈里的几头牛给放出来,那些牛把地里的嫩玉米给啃掉了一大片。人家找到父亲要赔钱,父亲赔完钱还赔笑,回来把哥哥绑在家里的木凳子上,重重的打了一顿,打到父亲自己犯了头晕病才停手的。
在我后来看呢?哥哥一方面是应该挨揍,另一方面都是父亲对他一个男孩子很大的期望,很器重他,才重重的责罚他,怕他走上歪路,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
哥哥姐姐动不动调侃我是家里的黑人?我也总觉得自己是家里那个多余的负担。父亲喝点酒就笑嘻嘻的说胡话,对着我喊:“老三,我的小儿子,你快上爸爸的腿上来抱抱你。你要是一个男孩子就好了。”我小小的年纪却敢反抗父亲,狠狠地甩一句:“你这个重男轻女的老爸!”然后逃之夭夭,跑出去找小朋友玩,才不让他把我当成他的“三儿子。”
这导致我对自己女孩子的身份也有一些错乱识知,在外面就像一个“假小子”一般的粗野。没有户口的超生小孩也上不了幼儿园,整天吆喝着一帮院里比我小的小伙伴放肆的玩耍,爬树上摘果子,下河里抓鱼,成了我们院里那个“孩子王”。
现在回到院里,搬来建房的人越来越多,连甘肃那边有四川亲戚的人都把房子买来这边了。小时候我的那些小跟班们要不和我一样的来了深圳或是东莞,要不就去上海或是长三角打工了,我也不认识后面搬迁过来的这些邻居,甘肃人说话的口音我都听不懂。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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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钱反正说什么我都不会要的,你们这些年为了钱遭受了那么多苦头,自己留着用,买好吃的。”
父亲没接我的话,继续说:”这个钱呢,必须给你有几个理由,你先听我讲。这个钱,是市里要在这边修养老酒店,把我们家的田地全部征收了,你当初是考大学给自己 “农转非”出去的,但是你妈的土地承包户主名下,村上没有把你那一份田地收走。我们想着你在深圳有交自己的社保,就把那块田的田权转给那些没社保的人置换了,人家按政策规定的行情折算了两万多的现金,我们给你凑个整数三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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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还在读初中,像我们这种半边农的家庭,可以花三千块钱转一个城镇户口。有城镇户口的学生就可以上很多系统内的中专和职业学校,毕业后国家会包分配工作。亲戚里面,只有我和四姑姑家的表弟是同岁的,符合条件。三千块是父亲一年的全部收入。姑姑和姑父要给表弟买,催着爸爸给我一起买,他们可以帮着借一部分钱。我知道这很为难父亲,父亲也征求了我的意见,很卑微的解释,这不是我重男轻女的,你哥哥姐姐都在上高中,两个娃都住校要生活费,给你买了户口,他们高中读不毕业的。
我不愿意让哥姐为我承担那么重的后果,也理解了父母的决定,轻描淡写的说:“没关系啊,大不了我以后去深圳打工,当个流水线的厂妹,我这么聪明,指不定能当个拉长的。当时电视剧《外来妹》火遍全国,我们天天回家追着电视看,觉得进不进老家那些单位已经无所谓了,电视里演的深圳的那个繁华的世界多么的有诱惑啊。
我考上了大学,在青城街上的同学那边都传遍了,我拿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去青城的派出所调户口,再去粮站转粮油关系。班里有几个家里花了“农转非”进了市煤矿中专的男同学已经毕业,要被安排去煤矿工作了,他们几个站在粮站高高的台阶上,对着我打口哨:高英子,你厉害咯,考上大学给自己“农转非”了,我又羞又恼的溜掉了。
母亲为此事也很是骄傲。觉得我考上大学给自己“农转非”。庆幸他们在我初中时没花那三千块的冤枉钱。但是表弟当时买了户口,他们一再的担忧我,是因为觉得他们是“重男轻女”才不给我转户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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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快六点,G2963次列车要到广州南了,坐高铁回来,比自己开车方便太多了,坐在旁边的娜娜有些躁动不安。妈妈,你快别码字了,快到深圳了,好好收拾行李吧。我们班好几个同学要来广州上大学。下次,我可以到广州来找他们玩吗?
当然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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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父亲的意思办
我后来这样继续和父亲沟通的:“你们为啥把那个地卖了呢?我不给你们说多次了。现在一亩地值几十万的,人家深圳的农民,城中村里建的房要是被开发商改造,是会赔几十套新的电梯房的。”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有点揾怒的语气对我说:“我和你妈不敢告诉你实情就是因为这个,青城哪里能和深圳比啊?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你们这些大学生都跑过去建设深圳了。
青城,你每次回来,有什么变化没有?几十年了,一点发展都没有。
我们总是要服从大局的,人家市里要把这里改造成养老避暑中心,也要修国际大酒店。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黄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还要那么贪心干什么?这些地当初就是国家分给我们的。现在上交了还有钱拿,有什么不知足的?
依你的话,一亩地要几十万。我们院子后面有些人家也是这样的,儿女在北京的,还请了北京的律师过来打官司,律师费也要十多万的。这样拖着的话,酒店就没法开工,青城就永远没法发展的。”
我被父亲这一大段貌似有理的话给噎着了。差点脱口而出:“ 你总在服从大局,不为自己考虑,当初供销社让你服从大局给你下岗了,把你弄的那么痛苦,这么多年忘不了,这个关键时候又高风亮节了。”
脑子里组织了这段话,又生生的吞了回去,这是父亲的一道伤疤,这时候在75岁的他面前揭他的痛处,我也是太不不近人情了。
说出来的话是这样的言不由衷的:“你们这些年自己手头也不宽裕,那个钱就留给你们自己花,多去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吃。等疫情过了,和老妈一起出去旅游。”
父亲和缓了些语气说:“我当兵的时候,把我们从北京拉到越南,跑了十几个省份;在供销社上班,又跑了十几个省份。你妈在深圳带娜娜时,你们也带她出去玩过,你哥带她在成都也到处玩过了。我们现在老了,棺材都打好了,不想出去旅游了。”
“棺材都打好了,你们放哪里的?”
“啊,就是用你妈的那个钱,你妈也分到了两万多块钱,我们用那个钱一人打了一份,放到你大爸大柏树那边的老房子的。你青城几个未过世的老辈子打的棺材都放他们那个十几年没人住的房子的,你大斌娃子哥哥同意的。过两天,你要不要去看看呢?现在打一副棺材可耗钱了,那么大的圆木都要好几千,还要木工刨,漆工刷几道工序,我和你二爸轮着监工弄的。”
我听了头都有点大了,心里头有点凛然。他们已经这么坦然的把自己的事都安排好了?
回说:“娜娜他们林家的曾祖祖都95岁了,你们俩一个70,一个75,你们那么操心那些事干嘛。你们给自己吃好一些,都会长命百岁的。”
父亲说:“ 我才不想长命百岁,人的年纪越大,对儿女越是拖累。我们两个现在无病无灾的还算好。我这辈子,亲手送走的人越来越多了。和越南战场上那些没回国的战友相比,我已经儿孙满堂,知足了。
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现在老骨头们走了,都是我们这些老伙计去帮着抬棺材进山。有的人走地急的,要去买省外工厂运进来的棺材,要被人家加几千块的价。所以,我们先准备好,不给你们找麻烦。”
父亲继续说:“ 你们兄妹三个人,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当父母的,谁不想一碗水端平,公平的对待你们每一个。你小时候老是抱怨我“重男轻女” 我是认账的。但是你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都有自己的家庭,也是我当初最困难的“上有老下有小”阶段。你们也要照顾到你们家属的想法,要公平。你姐的田地比较简单,她结婚后就单独立户了。这么多年退耕还林的补贴都是她自己领,这回的钱也补到她在省内买的社保里了。这个属于你的钱,我就是要按我的意思来,你必须给我收下。
我不管你在深圳挣的是多少。我用了你的钱,我也不安心,以后节假日你们要回来,五百块一千块的给我过节慰问费,我还是会收的。
我现在跟你妈头脑都是清醒的,我想凭我们俩的意思来安排。我也不想我们没有把话说清楚,我们俩死了以后。你们兄妹三人会这些钱财扯不清楚,怕伤了兄妹之间的和气,媳妇和女婿也是家里人,也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公平。”
我有点急了:“不会的,我们三兄妹在钱财上都没有什么矛盾的,你们想得未免太过复杂了吧?”
父亲回:“人是说不清楚的,环境也会变化,人也会变化的。人穷志短,我们那些兄弟姐妹在我爸走后,刚好碰上饿饭,为分几十斤粮食都闹过不合,一个比一个自私的嘴脸就出来了。我呆在青城这几十年,看太多这些家庭矛盾的。为一点点钱,可以弄到在父母的棺材面前大打出手的;兄弟姐妹之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都是大把。
这些都是怪父母在生前没有安排好。父母一走了,一个家就没有凝聚力了。所以我现在必须把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分交到你的手上。
你们想孝顺父母的话,就要顺从父母的意思的才是孝顺。这些安排,我已经分头给你哥和你姐都是说清楚的。你这一分,我就是要等到你本人回来当面说。
我的心里各种的酸楚滋味涌泉般翻滚,一时无语。我抱怨了半生这个“重男轻女”的爸爸竟然是这样的爸爸。
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什么理由可以推掉这一个大红包了。
“那也行吧,我就收下来。我带这么多现金也不方便,先放你们那边,明天我拿去街上的银行ATM上存到我深圳的银行卡里,总行了吧?
我又补了一句:“等你们后面如果需要了,我再拿出来吧?”
父亲赶紧复:“给你的钱,就是由你自己去安排,不必要再用在我们头上,本来我和你妈的意思就是补给娜娜读书的,以后她还可以考研究生,学费还是要花钱的,这点钱我知道都是杯水车薪。
如果我们老两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哪一个得了癌症,你们都不用把我们弄去城里大医院混身插满管管的治,不要花那些冤枉钱,你们必须要按我的意思办哈。”
我的眼泪已经快要包不住了,慎怪着说:“你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什么得癌症啊?我们家没一个得癌症的,就不会有得癌症的体质的。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事情了,我去睡了。”
我像是逃跑一般地退出了爸妈的房间。
第三天,我和母亲一起去街上,找到一台ATM机,把这个大红包存进了我深圳的银行卡里。
(文中的青城镇和其他部分地名人名均是化名,不是四川青城山的青城,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