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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算是富人的话，那我差点成为富二代了，因为我有个浑身本事的父亲。

父亲的几个外号，我们兄妹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周身刀”是父亲早年安埇村那头外家的人给起的外号，那边的外公、舅舅们常说：“良坑的朝芳有周身刀，但锋利的却不多。”“周身刀”是俗语，貌似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说法，意为形容一个人喜欢各种“折腾”，但没有一样精通的意思。另一个外号“吊断藤”，是二姐二十多年前嫁到夫家后才听说的，一天村里有个在附近农村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跟二姐说：“你是朝芳的小女儿吧？跟你父亲做生意，别指望占他一丝的便宜，我们附近有名的‘吊断藤’说的就是他。”藤又硬又韧，这个外号在他儿子我看来，是褒义词。

父亲的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历尽苦难而逐渐融进他的身躯的。父亲出生于1938年，1941年他父亲去世，第二年他母亲也走了。那时的境况，不能用简单的贫穷来形容，本来我曾祖父还遗留下来六十多亩田地给我爷爷的，但在赌风盛行的民国时代，爷爷撒手人寰前，硬是把那六十多亩田地输光了。

对于爷爷赌博，我奶奶总结出规律，如果某天他拎着猪肉回来，那天肯定是输了钱，如果他回来不声不响，很低调的那种，是赢了钱的，总的来说是拎猪肉回来的居多。话说回来，如果不是我爷爷输掉了那六十多亩田地，解放后，我们家族的成分肯定不会是贫农，后来七十年代堂兄杰荣也就肯定当不成政审极其严格的空军飞行员，所以说祸兮福之所倚是没错的。

我奶奶去世后，四岁的父亲，只能跟着他尚在世的奶奶（我曾祖母），和大哥朝英、二哥冯富及两个姐姐生存。尽管那时没有大规模的战乱发生在高州，但食不果腹是常事，之后还变故不断，二哥冯富12岁时在解放前跟他们的舅父杨荔浦远赴湖南怀化。后来父亲的大哥及两个姐姐相继结婚、出嫁，这样家里只剩我曾祖母、大伯父、大伯母及父亲，接着才陆陆续续有我大伯父家的堂兄堂姐们。解放后，我父亲本来有个去部队入伍的机会，但长子如父的大伯父不给他去，说：“我已没了一个弟弟（指我二伯父冯富解放前去了怀化，音信全无，以为不在人世了），怎么可能又给一个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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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丧父、四岁丧母的父亲，解放后初期还在延续着苦难。五十年代后期未及二十岁时，父亲曾有过一段婚姻，生了个儿子，但妻子（我们现在还每年给她拜祭上坟）因病去世，儿子才两岁多。儿时我曾听大伯母说：“那时你父亲，旁人看着都流泪，孩子妈走了，他常常抱着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孩哭，但最终那孩子也没保住，随他母亲去了。”

再到后来一九六一年，经南塘镇蓝田村的我大姑丈孔儒及我姨妈的撮合，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第二年我大哥出生。“迎亲”的时候，是父亲、堂伯父日英三爹及大姨丈三个男人走二十公里远的路去大井公社塘尾村迎接母亲的，送母亲出嫁的是我姨妈。母亲跟我说起结婚那天的事，总是说“三个男人去带了两个女的过来。”母亲说，嫁过来后不久就和大伯父分家，“家产”分了一个瓦煲，生活清苦，她接过大伯母的班，照顾已我那失明的曾祖母。曾祖母经常把母亲从头摸到脚，说：“如果我能看一眼我这个孙媳妇就好了！”

母亲常说，和父亲结婚后，他经常都是忙村里集体的事，我们兄妹四人的长大，父亲参与得少，而她既要挣工分又要管孩子们，这只是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平常的抱怨。事实上，父亲劳心劳力，一辈子都在做他作为一个男人应做的事。就拿我出生那天的事说吧，我是早上五点多出生的，来这世界的时候，父亲早已去村里的鱼塘干活，那天村里刚好分猪肉，我家分了点肥肉。

父亲听说母亲生了，就回来看我。母亲埋怨父亲说：“你怎么不叫别人匀点瘦的？”父亲说：“我又不知道你要生。”但说完马上拎着那小块肥肉出去了，不久就换了一块瘦肉回来。瘦肉比肥肉有营养，谁都想要瘦的，为了老婆、儿子，一辈子要面子的父亲也搁下了面子。父亲也有“不及格”之处，他基本上不会知道我们兄妹四人的年龄的，我三十多岁才结婚，有年在老家被父亲逼婚，他说：“如果你母亲不说，我都不知道你有三十五岁了！”当时我忍住不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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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周身刀”的外号，源于他做过各种各样的营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被生产队安排去养鱼，当时还有另外三个伙计，永坤二爹、永荣二爹、志英四爹。父亲他们在村里养鱼，不仅是养来分给村里群众吃，也是为村里创收，孵育鱼苗卖给其他人。鱼苗，高州话习惯称为“鱼花”。养鱼这活对父亲来说有利有弊，利在让父亲在那个时代有了走南闯北的机会，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民，实属难得；弊端是长期在水里泡，年老之后，他的身体有不少毛病就是因此而来。父亲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昆明，运鱼苗去那里卖给当地的公社、大队。我时常想象到一些影像而感慨，七十年代从高州去昆明的交通状况，七十年代的农民，语言不通的父亲，是怎么能把鱼苗运送到昆明卖的。

对于孵育鱼苗，父亲跟我们说过带有深深时代烙印的事，那时物资匮乏，鱼类也一样。要孵育鱼苗，必须得有母鱼，俗称鱼乸，那时整个高州县都极度缺乏鱼乸，怎么办？他们带上装备，长途跋涉历经几天去肇庆地区的郁南、封开（其实只有二百多公里）“等”回来的。珠江的主干西江流经那里，那时野鱼众多，以鲤鱼等四大家鱼为主。他们用竹篾做成的筐，放在西江里等待“愿者入筐”的鱼乸。“等”到鱼乸后，放进大水桶里，要转几趟“解放牌”货车，经云浮、罗定、信宜到高州。

由于没有现代的电动制氧设备，他们在路上要“人工制氧”，即要经常搅动大水桶里的水，以防鱼乸会缺氧死亡，所以整个过程很累人。回来之前，由于村里未通公路，汽车离村最近的停靠处南塘路口还有五六公里。他们要预算好时间，提前发电报回村里，让村里的壮汉在约定的地方等候。有时承载着“全村人的希望”的鱼乸还在路上就生出来很多“鱼宝宝”来，这就要求父亲他们要更加悉心的呵护好“母后”鱼乸及其“子民”了。回到村里，放进鱼塘围蔽起的网内，看着鱼乸、鱼宝宝适应了，父亲他们才放下心来。

父亲走南闯北的经历，有件把母亲吓得半死的事。七十年代中，村里对地堂尾晒谷场进行硬底化，要用到石灰。高州缺石灰，而广西柳州有生产，这个采购的重任理所当然又落在有走南闯北经历的父亲身上。那时信息闭塞，人们对广西有误解，总以为那边大山多，抢盗杀人时有传说。父亲去了七八天还没回来，大伯父担心弟弟的安危，一天来几次我家，但他不是来传递正能量的，他来一次就悲痛地对我母亲说一次：“人没有了，肯定在广西大山里被人劏了。”母亲看着四个尚小的孩子，心惊胆战。

父亲回来后，说到了那边，厂里石灰已卖完，只好在那里等他们生产出来。跟父亲聊天，我曾开玩笑问他以前为村里采购、买卖鱼苗，有没有贪污过公款，父亲说：“屁就有赚过，那时就是几毛、几块、几十元的概念，但是确实是节省了点伙食费，用几毛钱的公款吃完饭后放出来的屁，就是赚到的。再说了，那时大家都想着在***的领导下奔向共产主义，没有人会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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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社、生产队时代，父亲的经历极大拓宽了他的视野，认识到当时社会的基本需求，积累了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也让他明白，要摆脱贫穷、饥饿，就得多赚钱。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父亲就磨刀霍霍了。

那时每个大队及村里还有些集体资产没分给个人的，主要是山头及鱼塘。父亲的第一步就是承包大队的山头，接着就是承包村里的鱼塘。承包的山头，开始时是种西瓜，品种是花花绿绿的那种。最开心的是帮家里放牛的我，常常趁父亲不注意，在西瓜地里摘一个大大的，往石头用力一砸就开吃，那时就学会了判断西瓜熟不熟。父亲种西瓜，我印象中没赚到多少钱，八五年滞销，西瓜在家里的杂物房堆到横梁都没人要。第二年就不种西瓜了，改种橙子，还有一种叫温州墨柑的柑子，但这些水果的经济效益也不好。

一九八八年前后，父亲又毁了橙子树，改种荔枝。当时我们家里有棵有五十多年树龄的桂味荔枝，是大伯父小时候从广谭舅公杨荔浦家里拿回来的荔枝苗种的，父亲在那棵树嫁接荔枝苗出来种。后来附近的村对荔枝苗的需求量大，父亲看到了商机，就嫁接了很多苗卖给别人，赚了些钱，那时我也跟学会了嫁接荔枝苗。九十年代初，荔枝收购价三、四十元一斤，但我家的荔枝树还小，产量不高。父亲最懊悔的就是当年刚承包大队的山头时，没有马上种荔枝，因此我的富二代梦最终也没能实现。

父亲承包村里的鱼塘，是和永坤二爹一起合伙的，二爹就是我的发小何世辉的父亲，那时我们已在顿梭中学上初中。我对父亲和永坤二爹承包鱼塘养鱼的事了解得不多，只记得初一的寒假我曾和世辉大哥世祥拉过鱼去大坡胶场卖，见过父亲和永坤二爹两个大男人因一场水灾而共同流泪的经历。

父亲被称为“周身刀”，肯定不止承包山头和鱼塘两件事。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初，父亲除了同步进行的养鱼、种植，还做松糕、豆腐来卖，被人称为“松糕佬”。父亲也种过香蕉，还做过猪中、牛中，即猪牛买卖的中间人。志英四奶曾跟我说过一句话：“哪里有钱赚，你爸都会伸个头过去。”我人生赚的第一笔钱就是四年级的时候刚学会了骑自行车，帮父亲运送两个小猪苗去大坡胶场给广西来的猪贩子，猪贩子给了我2块钱！父亲做豆腐卖，对我来说可不是个美妙的回忆，那时高州的“年例”节，第一天要吃素，豆腐就是主菜。我们村的“年例”是正月十七，十六晚上就要开始做豆腐，村里的小伙伴们当晚早已四处玩耍，而我只能在家帮父亲磨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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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父亲的心思根本没放在种田上来，那时比较流行两户人一起干农活，这样大家都可以轻松些，当时我家是和同样嫁到我村的小姨家一起干的。那时我已上初中，暑假少不了皮肉之苦。收割稻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家的亩产是在八九百斤左右，而永祥姨丈家的基本会有一千一百斤左右，我跟有高中文化的姨丈说起这个情况，姨丈说：“你爸哪会放心思在种稻谷上？他天天想的是哪里有什么门路赚钱。”

我见过父亲流过两次泪水。第一次是一九八四年左右，家里养了一头猪乸，怀孕了，肚子圆得像个水缸，大家都说不会少于十只小猪。还有不到一个月，猪乸就要生了，那天下午五点多，我跟母亲去猪栏喂猪，发现猪乸不在栏里，走到旁边的粪坑一看，已掉进粪坑里，也不知道掉下去多久了，一动不动。母亲抖着无力的双腿跑回家找父亲，父亲来到粪坑一看，二话不说就跳进粪水达胸的粪坑里，摸了摸猪头，已无气息。这时也有几个邻居听闻而过来了，大家把父亲拉上来，父亲就坐在粪坑边，当场痛哭起来。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年幼的我不知所措，还是母亲静静地对他说：“起来吧，我们再养。”

第二次是一九八七年夏天，高州遇上百年一遇的洪灾，当时我读初二，暑假在家里。连续两天的暴雨，鱼塘的水排不及，已满到基面。泥土的基面最终还是撑不住，被大水冲开了五六米的决口，鱼塘里的过万斤鱼随水而冲出去。听说在几公里远的下水处南塘公社的荔枝村都能抓到我们家的鱼。父亲、我大哥及我，永坤二爹及其三个儿子世祥、世进、世辉都在现场。看着鱼塘里的鱼几乎跑得干干净净，父亲和永坤二爹不停地抹着眼泪，我们几个后辈则默默地站着。

那次洪灾，不仅鱼塘的鱼损失惨重，我家几亩香蕉更是全军覆没。也是那次洪灾，让我明白了某种人性。鱼被冲走，香蕉全毁，村里有些妒忌我家“项目”多的人，曾聚在一起说：“这下好了，朝芳的香蕉、鱼塘的鱼全被大水冲走了，爽！”这话刚好被村里有名望的***仲英四爷听到，四爷对他们说：“人家朝芳就有财物被大水冲走，你们想被冲走都没有财物，就只会眼红人家，有意思吗？”说得那几个人无地自容，这事是后来有个在场者告诉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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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不时会跟父亲探讨他的视野和格局的话题。我说以他爱折腾的韧劲及文化（大伯父送他去读到初中），如果改革开放之初就来珠三角营生，哪怕去卖豆腐，可能早已衣锦还乡了。父亲说：“首先，那时你们几兄妹年纪小，走不开；其次，我们附近都没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不像石鼓、根子等高州东南部乡镇有这个传统，我们没有人传、带。”

父亲亲力亲为的奋斗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我女儿出生的第二天，他的心脏病病发。在高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之后，不能再干重活，父亲只能退出他的“江湖”，但心却还未退出。大哥接过他的棒种植荔枝，遇上丰收年，他还是比谁都紧张。荔枝收果期就那十天左右，他太清楚错过就意味着什么了，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帮忙煮早餐、到处打探当天的收购价格，等等。

父亲是个见过点世面的人，知道教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命运的重要性，我读书的年代，他常常拿通过读书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永华、永章、永兴三兄弟给我做榜样。另外，为了让我努力读书，他的“杀手锏”就是不断地让我干苦力，认为我辛苦了就会珍惜读书的机会。小学、初中时的农忙假、暑假，往往是我在田里干活、小伙伴在边上玩的情景，高中及往后我才脱离“苦海”。因此农村很多体力活我都干过，跟父亲去交过公购粮，还会赶牛犁地。这几年，他又把“重教”的心思放在我的儿女身上，孩子们在深圳上学，每逢回老家或电话里，他常对我说：“你这辈子没机会出人头地的了，不管再艰难，你都要培养好我的孙儿孙女。”

几十年以来，父亲一直在拼搏，但囿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格局，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大成就，仅是让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比村里很多人稍好，八十年代初我们家里的黑白电视机是村里前几户拥有的，做稻谷“制种”因丰收而在村里放过电影«小城故事»庆祝。但单凭他的拼搏精神，就足以成为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男人和榜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