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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深圳又多了个外号——“搞钱”的城市。每年农历新年开工时，深圳这个外号就会被叫得特别响，这是要来深圳“搞钱”的人对新的一年满怀期待和无限期许。新瓶装老酒，外号是新的，但内涵未曾变过，成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外出务工的人，自然是为了搞钱。只是“搞钱”这个词过于直白，没到过深圳的人一听，鼻子里似乎就充满了铜臭味儿。在这座城市四十多岁时，还被这样称呼，某些深圳人会觉得很自豪，某些深圳人可能会尴尬。

深圳的人文口号并不是“搞钱”，而是一看就让人觉得归属感满满的“来了就是深圳人”。对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作为D类家长（非深户）的我，两个孩子能在这里读公立学校，就是得益于深圳放在全国都算是最公平的教育机制。

看过一个数据，说成立特区以来，全国有六亿人次来过深圳，相信绝大部分都是来“搞钱”的。来过深圳的都说这里人多，有关数据说多达两千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空洞的数据。深圳的人口究竟多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不得不看另一组数据：人口密度。据2021年相关统计，北京的人口密度为1331人/平方公里，上海约为3900人/平方公里，广州接近2600人/平方公里，深圳则是8901人/平方公里。这样看就很直观了，在相等的面积里，北京有1个人，深圳就有6到7个人。正是由无数混凝土构成的石屎森林和每平方公里8901名各路英雄，才成就了深圳这座大都市。

深圳人多，有钱人多，年轻人多，这是深圳给大家的直观感受。身在深圳，我看得最多的是关于她的宏大叙事：“深圳速度”、“沧海桑田”、“各种全国领先”等等是过去和现在常见于媒体的词汇，甚至于，其GDP在2016年超越了老大哥广州。此外，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很多人攀上“人生巅峰”的故事。故事都是人演绎的，所以，就有了大量从深圳衣锦还乡或在深圳落地生根的各色人等。无论功成名就、大起大落，还是默默无闻，我想，一座两千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在这里赚到一些钱后回去反哺家乡的人，他们赡养父母，生儿育女，投资兴业等等。每到过年，深圳近乎空城的状态，正是对深圳人反哺家乡的诠释。

在深圳，无论贫富还是世俗意义上的贵贱，我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深圳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据说这座城市里每一个岗位都被深圳的写作者写过。但有些人很少出现在写作者笔下，就是那些已经去世的人，那些带着梦想来却客死深圳的人。他们曾经在这片热土出现过，但宏大叙事里鲜见到他们，除了他们的家人，几乎无人会记起他们曾在深圳的时空里留下过乡音，无人会想起他们曾经是那么爱辣椒爱面食爱海鲜爱吃醋爱蘑菇炖小鸡爱大葱伴烧饼。

我在石岩河畔的村落住了十多年，每在河边散步，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人，他们曾经也租住在石岩的某个村落，生活在某间出租屋里，却因各种原因魂断深圳，销声匿迹，烟消云散。

2

如果有天堂的话，修车大姐每天肯定会从那里瞄一瞄人间的石岩河，瞄一瞄她的儿子。

石岩是深圳发展相对滞后的街道，七八年前的马路上，满大街跑的多数是自行车，小电驴尚处于被禁之列。那时在工厂上下班、买菜、接送孩子上学的打工者，首选就是自行车。除了骑共享单车，不少人自己也买有自行车，我就有一台。

骑车的人多，自然为自行车修理这行创造了商机。修车大姐的修车档在石岩河河边的一个小门面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是粤东客家人。那时我女儿才上小学，尽管已买了汽车，但一两公里的路程实在没必要开大家伙，每天我就骑自行车接送她上学放学。自行车和汽车及其他机械一样，用久了会出现各种问题，也要保养，比如加气、在链子上注进机油，这样骑着会更省力，此外，出于安全保障，还得时不时拧紧震松的螺丝，保证刹车功能正常等等，这些都得常去修车档。在这附近，就只有大姐一间修车档，故慢慢地，我们就熟络了。

我曾问过修车大姐贵姓，她回我说，附近店铺的人都叫她大姐，你就跟着叫好了。当时我心里想，看来这修车的老板娘人缘不错，她年纪并不大，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修车档口门楣上仅伸出约一米宽的遮阳板，只能防小雨，遮不了阳，修车得去店门口外面空地上进行。常年日晒雨淋，大姐的皮肤黑得跟那些自行车用的机油差不多，只是面部略带黄色，有些病态，所以看上去还不如在农村种田的妇人健康。熟悉之后，我知道她有一男二女三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在老家上初中，寒、暑假来过店里，我见过。

大姐开店做修车生意，其实很多项目不收费的，打气，螺丝松了帮忙拧一拧，车链子润滑不足要加点机油等等，这些都不收钱，换胎、换零件等“大工程”才收钱。有一次刚过完年，孩子要开学了，我推自行车去大姐档口打气，打完后我扫了两块钱到收款码里，并对大姐说新年流流（粤语，大过年之意），收点吧，图个吉利，祝你新的一年生意兴隆！大姐不干了，说打气从来都不用钱。在我刚跨上车鞍要离开时，她硬是塞了一个柚子到我的车头篮子里，说是她老家种的。

有段时间没去大姐的档口，那天路过那里，店门关着，我也没怎么在意，心想她可能一时因事走开了，很正常。过了几天，我的车子又要打气了，到了她档口，有个年轻男子在店里干活。打完气，我问那小伙子，大姐呢？小伙子说，我姐住院了。原来是大姐的弟弟。我再问大姐是什么病？小伙子说情况有点严重，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以后车子有问题，这里没开门的话，你就去市场边的修车档，那是我的档口。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自行车爆胎，就推到大姐的修车档。我见那店门关着，卷闸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大意是叫修车的顾客移步到市场。我问旁边水果店老板怎么回事，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大姐人没了，肝癌晚期，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心里一惊，站在那里足足呆了五分钟。

随着电动单车可以上牌上路，我也买了一辆。前年有一天我经过大姐以前的档口，看到那店门楣新装了一块招牌，招牌字样为“大姐电动车维修”。我内心一个激灵，大姐的身影似乎在门口闪了一下。我赶紧在路边停下车，上前一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正弯腰捣鼓着一辆拆开了的电动车。在他拿工具的间隙，看到脸蛋似曾相识，于是我问小伙子，怎么起个“大姐电动车维修”的店名？小伙子说他妈妈去世之前曾经在这里开过自行车维修档口，以前大家都叫她大姐。我瞬间明白了，怪不得看着他脸熟，几年前的暑假，我在这里见过他，那时他还在读初中。

此后，我的小电驴有问题了，都会去“大姐电动车维修”店，慢慢就跟那小伙子熟了，但我从未跟他提过以前常来她妈妈这里修自行车的事，怕引起他的伤心事。看上去，小伙子的生意比她妈妈在的时候更好一些，平常很多美团、快递的电动车骑手聚集在他店里，他们的车常常超负荷运转，经常坏。

人缘好才会生意好，小伙子遗传了大姐诚恳、厚道的性情。我想大姐在天之灵会保佑着她的儿子，尽管修电动车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营生，有条活路，有个事干，已足以令人宽慰了。

3

皮叔曾经小小地风光过。

风光时的皮叔，我还不认识，据说当时的形象跟周润发在赌神系列的电影里差不多；落魄时的皮叔却几乎每天都在我眼皮底下慌慌张张。我们在同一个工业园的物业公司上班，因防损部保安不归我管，所以皮叔不是我的直接下属。他在我面前之所以慌慌张张，一是因为我们是老乡，二是他的弟弟是我邻班同学，三是他那点毁了自己人生的“爱好”一直未放下。

皮叔来自粤西，初中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来深圳闯荡了，最高光的那份工作是千禧年前后在沙井一家模具厂做销售业务。当时的深圳遍地黄金，只要你脑子活，再加上有个平台的话，很容易发家致富；现在的深圳更是遍地黄金，只是黄金被镶嵌进水泥钢筋的房子里了，想从水泥钢筋里剥点黄金出来，那可不容易，所以越来越难赚钱了。那时的深圳人即使没发达，起码跟过很多后来发了达的人洗过脚、喝过酒、蒸过桑拿、去过东莞，如果这些事都没做过的话，就别怨命运不公了，就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了：要么是憨，要么是傻，要么是又憨又傻。

深圳早期企业之间的业务，货款很多是直接由业务员收付现金的，不像现在的财务制度那么完善。其时模具行业正处在时代的风口上，如果皮叔的老板算是风口上的猪的话，那他则是那头被大风顺带刮起的小猪。犯罪的事，皮叔不敢干，所收到的货款，他都会如数拿回厂里，这也是老板后来留了情面给他的原因。“有一次我抱着一个纸箱坐公交车回厂，箱里是三十多万的现金！”——这是每次公司聚餐酒后皮叔“忆往昔一番”时说的话。

人一辈子在奔往终点的路上，会遇上很多人，有些是贵人，有些是损友。贵人不需要很多，遇上一两个足以让你攀上人生的巅峰；损友也不需要很多，碰到一个就可以令你万劫不复。皮叔遇上的是后者。那些年赌风甚盛，最火的莫过于以香港马会六合彩开奖号为参照的赌博，民间称之为“买马”。但凡“开马日”，公园、集市、村道，你会看到很多人拿着报纸、扩大镜在研究、寻找财富密码。行狗屎运中了的，呼朋唤友喝酒庆祝，被奉为“半仙”；未中的，拍大腿跺脚，说“我看出是开鼠的，但没买到”。其实学过中学数学的人都懂得中彩票是个低概率事件，而那些白小姐、赵半仙的图，不管开出什么，过后都能解释得通的。

跑业务的皮叔，自然会遇上三教九流的人，自然会认识很多“买马”的赌徒，但他看见的、听说的都是幸存者偏差的威水史，输钱才不跟你说呢。

后面的事大体是千篇一律。皮叔弟弟跟我说，刚开始赌马的时候，皮叔的运气特别好，行了狗屎运，短短一个月就赢了四十多万。手上有了钱，皮叔也没全部挥霍掉，业务出身的人，还是有一定眼光的，加上做业务赚的积蓄，他在沙井一下子买了两套小产权房。风水先生说，每个人一辈子都会有一个行大运期，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套小产权的房子就是皮叔运气的巅峰。买了房子之后，皮叔一直输，两个月输了六十多万，输的钱自然是厂里的货款。当时厂里生意好，现金流大，而且货款回收有滞后性，加上财务制度不严谨，几十万是几个月之后才被老板发现的。老板是个有大能量的人，查到皮叔买有房子，想到他毕竟也是厂里的老员工了，又是老乡，并未报警，收了他两套房，还要他老婆拿回十万现金（不给就等着坐牢），然后炒了他的鱿鱼。当时小产权的房子还没起价，老板后来凭这两套房赚了两百多万，这是后话。

事后，家里自然鸡飞狗跳，父母、老婆肯定不会有好果子给皮叔吃。经此打击，皮叔精气神全无，在深圳再想在模具这个圈子找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其他行业又不熟。但还活着就得找活着的事干，于是皮叔弟弟就介绍他来到了我上班的工业园。他每次见到我慌慌张张，不仅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底，主要是他一直好赌，怕我告诉他弟。赌博会上瘾，但也是可以戒掉的，很多人都能戒，但得蜕几层皮才能戒得掉，或者赌到没赌本就能戒了。我老家一个在深圳的“深二代”富公子，去澳门、坐游轮出公海晒冷（粤语，梭哈之意）了两亿多之后，把赌戒了，根本原因是破产没得赌了。

赌博是皮叔生活的一部分，“大有大赌，小有小赌”是他的口头禅。皮叔参与网络赌博、买马等等，最终要了他的命的是麻将。来工业园上班后，皮叔每天的轨迹是上完夜班，早上回出租屋床上睡三五个小时，然后就去士多店打麻将，是那里的VIP会员。一个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长期睡眠不足是致命的。在工业园干了不到两年，某天打完麻将，皮叔在回出租屋的路上倒在路边，后被120拉到医院，脑中风，几天后人就没了。

我常常想，人的命运没有多少容错的空间，犯了错，想回到原来的轨道并不易，能东山再起的真不多。皮叔来深圳闯荡谋生，跟飞过羊台山的某只鸟儿，跟红树林海边靠岸的海鸟一样，来这里都是为了谋食，都不过是走了一个过场。

4

我原本不相信人的头发会一夜之间变白。

以前听过一个朋友说过他因赌博欠下高利贷，从广西跑路来深圳打工，刚入厂就被家乡的江湖人追到，他连夜从厂的后门跑出去，整夜躲在凤凰山上。幸亏带着之前已办好的港澳通行证，第二天一早就去香港投奔他姐，就是在凤凰山上的那一夜，他的头发掉了一半。对这个事我是将信将疑的，但事实上他确实是光了半个头。

安仔的父母让我见识到了头发一夜变白的事实。

安仔父亲叫阿灿，粤北客家人，但他的客家话跟石岩本土及大量在这里谋生的粤东梅州人、河源人的客家话有所不同，平常跟广东人爱讲白话，有时也讲只有天知道的“普通话”。当面，我们这些认识的人会叫他做灿哥，不当面我们会称呼他为空调佬。空调不制冷了，这一片的人会打电话给他：“空调佬，热死人了，过来帮忙看看是不是漏雪种了。”在职业后面加个“佬”字称呼某人，是深圳原住民乃至广东人的习惯，无关褒贬。很多内地来深圳闯荡的人都学会了这样叫，收废品的叫“垃圾佬”，寄快递找“快递佬”，电路出问题了找“电工佬”等等。

灿哥在石岩开了很多年的二手电器店，以回收、销售二手空调为主，安装、维护空调是他在深圳能立足的傍身之艺。在这里，他买了一套小产权房。我认识他就是因为找他弄空调，跟他熟了，就经常去他店里喝茶，看他们打麻将。灿哥夫妻性情温和，待客热情。灿哥是个厚道人，洽谈活儿价格，不像某些同行爱以次充好、巧立名目收钱。跟顾客谈价格的时候，灿哥常常这样说“天气辣么热，爬上爬下的，身水身汗，你给我两百块工钱不过分啦！”

灿哥有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下面是两个弟弟。对他女儿，我见得少，在一间私立幼儿园当老师，平常住在那里。安仔是灿哥的大儿子，在这里长大、读书，我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很帅气很有礼貌的一个小伙子，“叔叔、阿姨”常挂在嘴边；小儿子才读小学。安仔读书成绩不行，灿哥常自嘲说“随我，没办法”。七八年前安仔初中毕业后去职中混了个毕业证，然后就光荣入伍了。安仔当兵去的是南疆，南方男儿去风沙漫天之地，加上一些难以描述的压力，用灿哥的话说，那真是上刀山下火海。

退伍后，穷乡僻壤的家乡相关部门没能给安仔安排出路，他只能来深圳，灿哥也不想他留在老家。由于安仔的户口并非深户，所以这里的相关部门也不可能安排得了什么。二零一九年，灿哥找了关系，加上安仔有部队履历，并没花多大代价就在某街道某部门为他找了份劳务派遣的活。这活儿还不错，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愿意做下去，就可以一直做下去，算是半个铁饭碗，不跟正编人员比待遇的话，幸福感还是挺足的。

十多年前，空调佬灿哥能单手夹一部小匹数的空调主机爬上七八楼而面不改色，现在空手走上三楼都气喘吁吁。搞定安仔的工作后，女儿边上班边努力考编，灿哥觉得人生可以吁一口气了。他确实有资格吁一口气了，在深圳有房子，尽管不是商品房，老家的泥砖屋也在几年前变成了水泥钢筋及佛山瓷砖，这些都是他“夹”空调主机“夹”出来的。

有多年驾驶经验的人都知道，高速公路上所有的车祸都是一两秒钟瞬间内发生的，没有预见性，没有时间给你做出反应，所以老司机开车每一分每一秒都会集中精神。人生之路也如行驶在高速公路，开车可以提前进行心理预警，力求避免事故，但人的灾难来时却不会给你打招呼。“吁了一口气”的灿哥预见不到痛苦会伴随他的余生。自二零二零年初就没停过参加新冠防控工作的安仔，在南疆能平安返回，在疫情初期病毒最凶狠的时候跟很多感染者近距离接触也能平安无事，却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下旬“全民感染”中倒下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展翅高飞，就那么没了。

儿子英年早逝，灿哥夫妻满头黑发一夜变白。人类的悲痛并不相通，没有人能体会得到他们的悲伤。安仔从中招到去医院抢救的短短几个小时，让他们一辈子难以释怀。安仔中招后，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服了布洛芬及藿香正气丸，病情发作严重，被送到医院抢救。事后，灿哥常哭着说，当时如果医生马上洗胃，人是没问题的，但他们采取的是打退烧针，正是这一针令安仔的情况更为严重，大小便失禁。最令人泪目的是，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后，人已离世，这时安仔姐姐看到他的双眼流下了几滴泪。那是多么不舍的泪水啊！安仔是舍不得离开这人间，舍不得离开爸爸妈妈和姐姐弟弟。

灿哥夫妇的人生掉进冰臼，认识的人都看得出，他们一下子苍老了十多岁。失子之痛，旁人无从安慰，那段时间我只去过一次他的店，不敢再去，每次见到熟人，他们都以泪洗脸。半个月后，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振作起来，生活还得继续，老婆、孩子需要你！

他没回信息，到现在都没有，我能理解。

5

工作、生活在石岩河畔十多年，我听说过不少生死离别的事，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有自杀的，意外身亡的，也有被杀的。这些亡魂，曾经都是怀着梦想来到深圳的外地人，他们为深圳付出过汗水，遗憾的是，他们把人生最后的影像留给了这座城市。其中，有三条香消玉殒的生命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二零一五年夏日某天，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四川女子在松柏路路口，被一部急转弯翻车的小面包车压在侧面，一尸两命，肚里的孩子还差一个多月就可以来到人间。事发现场被路人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两个男人不顾四十多度高温的马路，无声地坐在马路上，一个是孕妇老公，悲伤到已哭不出声，另一个是自知闯了弥天大祸的司机。

第三个是广西妹子。几年前我住的房子，邻居有个广西人，他一个才十九岁青春年华的同村妹子，和一个在同一间厂打工的贵州籍男子谈恋爱。交往过程中，妹子发觉男方品行不端，年底准备回家过年时，向他提出分手。当晚在争吵之中，被男方当场捅死在石岩老街的斜坡上。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每次路过上述两个惨案现场，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三条不曾相识的生命，他们在天国还好吗？

一座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不是高楼大厦。深圳是座移民城市，没有外来人口就没有今天的深圳，这是不容反驳的事实。我常常想，为深圳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谁？不是比例占极少数的大佬级人物，而是千千万万的一线打工人。如果用一株南瓜藤来形容深圳这座城市，南瓜的花儿是金融、互联网、新能源等领域的尖端人才，政府服务人员及公司白领阶层是绿叶，而结出来的大南瓜自然是华为、腾讯、大疆这类巨无霸了，除了这些，瓜苗还有数不清的南瓜须，而这些南瓜须正是千千万万的打工人。

渺小如南瓜须的打工人，他们的存在对深圳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增加了这座城市衣食住行的需求，推动了大都市的百业兴旺。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他们通过在深圳的努力获得回报，反哺家乡亲人，为社会的稳定也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成功的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深圳人”。那些殒命于此的生命，他们对于深圳这座城市，或多或少是有过贡献的，令人唏嘘的是，他们的消亡对于各自的家庭却是希望的破灭。他们曾为深圳呼出过热腾腾的气息，马路上曾有他们的脚印，他们的体温曾是深圳气温的组成部分。

起码，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的螺丝钉，而像这些把生命留在深圳的螺丝钉，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