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租房

六月的毒日头火辣辣地烘烤着深圳，大地像一块是被烤得干巴脆的大烧饼，没有一点水分，似乎一跺脚就会裂开。都市林立的高楼下，我们拖着拉杆箱的影子仿佛也被烤焦。这个陌生的城市用高温来考验着两个闯入者的耐心，一点也不考虑两个打工仔千万里远道而来的艰辛。

大傻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用手一甩，地上溅起一串潮湿的省略号，但很快就被发烫的地面烤干。大傻哼哼唧唧说：“哎呦，俺娘哎，深圳的太阳真能晒死人哩！我记得俺们走的时候，咱家的太阳没这么毒呢？”我解释说太阳还是家里那个太阳，只不过我们走到太阳眼皮底下来了。大傻大为惊奇，抬头看看天，迷惑不解地问，“太阳还是那么大啊，我们咋就走到太阳眼皮底下来了？”

我笑笑说，叫你个大傻真是不亏，你打牌时咋就那么精呢？

大傻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同事，本姓曹，因为他没什么心眼，做什么事都不考虑后果，所以被大伙儿戏称为“大傻”。我们原本有四个人一起从淮河边的小城F市南下到深圳，另外两个是分别是大帅哥张涛和小帅哥赵宇。在来到深圳之初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都在梅林的总部培训，天天还朝夕相处着；等培训一结束，我们就被分别扔在深圳的各个角落。赵宇分在关内，我分到布吉，大傻被分到观澜，张涛最惨，和充军发配一般，被远远地抛到新田。据说这是总部有意这样安排的，主要原因是避免在基层形成各省各地的老乡圈子，这些圈子不利于管理。我对这样的分配只能服从，一个人拎着皮箱孤孤单单地前往布吉，半路上接到大傻的电话，说是布吉这边有人想去观澜，他知道我在布吉，就主动和那人对调，现在正在来布吉的路上。我闻讯大喜，在布吉街头焦急地等来了大傻，然后我们拿着介绍信找到了组织找到了党，但党和组织却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宿舍已经爆棚了，你们还是到外面租房住吧，关外的房租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