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母亲的故事源自其本人。她向我讲述的时候，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而是随意的穿插着讲，有时讲到某件事或某个人，她又会跳出叙事主线，转到次要人物或事件上。但通常我很少打断讲故事的人，尤其是叙述者的真实的故事。作为一个写故事的人，我自有办法将这些散珠碎玉般的故事连缀成篇。

一

母亲出生在黔东南一个穷乡僻壤里。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气候温和多雨，四周崇山峻岭，深沟险壑，道路崎岖。大约两亿年前，云贵高原还是一片浩瀚辽阔的海湾。此地植被茂密，盛产杉木，远销外地，因此被誉为“杉木之乡”。除了务农，这里的男人大多都干伐木工，没有别的出路。这里是苗族侗族聚居地，是一个偏僻、闭塞的世界，我的祖辈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

1955年旧历2月6日，母亲诞生于一个子女众多、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穷人之间没有什么可比，只能比谁生的孩子多。外祖母不停地生孩子，每隔三年，就有两个孩子出生。一口气生下五个孩子之后，她让自己的子宫空闲了五年，不知道是出于意外，还是出于对生儿子的渴望，她又怀孕了。母亲的出生是多余的。外祖母得知自己又生下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的时候，这位多产的产妇狠心地对接生婆说:“我不想要这个女儿，你把她扔掉吧。”接生婆出于职业道德，同时出于怜悯之心，她对我的外祖母说:“我只负责接生，不负责送死，我不能帮助你做违背良心、违反法律的事情。”这是外祖母最后一次生育，尽管结果未能遂心如意，她也只能认命。

家大口阔，外祖母想方设法让每个孩子都活下来。母亲最大的姐姐比她大十七岁，最小的姐姐比她大五岁，唯一的哥哥比他大十二岁。在这个女儿众多的家庭里，儿子才是众星捧月的宝贝。我的舅舅成为众兄弟姐妹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是一名高中生。其他姐妹只念了一两年书，便因“读书无用”而辍学，回家帮助外祖母做些“有用”的农活。后来，舅舅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他教了一辈子的一年级。有意思的是，母亲和我，都先后成为我舅舅的学生。

母亲常说自己命硬，才活到今天。她有一个孤独、悲惨的童年。在幼儿时期，她得不到父母正常的关爱与呵护，是命运的眷顾才不至于早夭。母亲和姐姐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清早就出门，天黑才回到家。她们将才两三岁大的她单独扔在黑黢黢的厨房里的一张破旧的被褥上。她整天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呆在厨房里，自己跟自己玩，自己照顾自己。饿了她就翻开沾满火灰的铁锅用手抓冷饭吃，渴了她就抓起一只水瓢从与她齐高的硕大的土陶水缸里舀生水喝。她独自呆在黑暗里，好奇地观察这个封闭、寂静、神秘的微小的世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还没有意识到生活的艰辛与人生的苦难。“我看见周围有一些红红绿绿、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们在黑暗的角落里活动。”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三岁以前的事情，也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太令人刻骨铭心了。有一次临出门，她的大姐对她母亲说:“妈妈，等晚上回家，五妹还能不能动？”其实，外祖母心里也没有答案，她不得不将自己最小的女儿交给命运来照顾。后来我想，兴许幼年的母亲在黑暗中看见的神秘之物，是命运派遣来保护她的精灵吧！

外祖父五十多岁时死于一种名为腹腔积液（俗称腹水）的怪病。那时母亲才五岁，这个带给她生命的男人没有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母亲说，外祖父的腹部肿胀得很厉害，去医院治疗后稍有好转，但他不忌口，有一次吃了石笋，据说石笋是发物，导致病情发作，便病死了。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只能靠她的女儿们撑起倒下去的半边天。女儿们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

比失去父爱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贫穷与饥饿。它们时时刻刻在折磨人、压迫人，使人变成野兽。外祖母和她的儿女们每顿只能吃令人身体虚弱的稀饭和杂粮，白米饭简直是一种奢侈品。成年后，母亲一直排斥稀饭、红苕、土豆等食物，她对它们有不愉快的记忆（当一个人过量食用某种食物后，从生理和心理上都会对这种食物没有食欲或产生排斥反应。人的食物记忆十分惊人地顽固与持久，甚至影响终生。）每次煮稀饭，母亲都忍不住偷偷舔食粘在搅粥棍上的饭粒。每到饭点，她总是喜欢坐在楼梯上，因为楼梯口正对着伯父家的厨房，她可以看见大伯一家在大快朵颐。她羡慕大伯家每顿都有香喷喷的白米饭。这时，外祖母就来叫母亲回屋去，但母亲不肯回去，她大声说道:“我只是看着，我又不吃。”在她自己家里，既吃不上白米饭，也看不到白米饭。

母亲幼年多病，她长得又黑又瘦，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那时每次去生产队食堂吃饭，都是由她的姐姐们轮流背着她。等到长大一些，她身体才渐渐变得强健起来。但无论吃什么她都不长肉，照例身材瘦削。她结婚以前，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三十五公斤。后来，她生病基本上不用打针吃药。对于疾病，她自创了一套应对方法，她通常靠“忍”的方式将疾病硬扛过去。在母亲看来，世上的任何事（如病痛、苦难、屈辱等等）只要忍一忍都会过去的。

母亲上过几年学，会认一些简单的汉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数，这些已经“够用”了。有一次，她的小学老师——我的一位族伯——问她叫什么名字。母亲答道:“我没有名字。在家里，大家都叫我五妹。”

“但你得有一个学名，要不老师给你取个名字吧。”老师沉吟片刻，说：“你是家字辈，以后你就叫‘龙家娜’吧。”

这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家娜”正好与苗语里的“蒸红苕”是同音词。

“不行，我不要叫‘龙家娜’。”母亲一脸羞赧地抗议道。

后来，老师只好改口说：“既然这样，那你还是叫‘龙五妹’吧。”

母亲的少女时代，黯淡无光，微不足道。她的全部世界，仅为村子方圆数公里内。她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间，消磨她野草般无为的青春。她终日病病歪歪的像株蔫白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干活时她只能给母亲和姐姐们“搭把手”，可有可无。她脾气古怪，倔强，既招人嫌又惹人怜。她的几个姐姐，长大后陆陆续续地嫁了人，其中三个姐姐嫁到外村，只有大姐和她嫁在本村。

二

书写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是他们的真实感情和故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那些他们之间发生的无论是幸福抑或不幸、欢乐抑或悲伤的事件，也同样地发生在我身上，深刻地、永久地影响我。我无法置身事外。幸福和欢乐总是那样易逝，而不幸与悲伤却在人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就像吸二手烟一样，我因此受到间接伤害——那是我性格忧郁的源湶。当然，影响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我能够从他们百孔千疮的婚姻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

他们在1974年结婚。那一年他二十二岁，她十九岁。她的少女时代结束了，她成为一个她并不了解的男人的妻子。

父亲和母亲住在同一个村子。那时父亲是村里“年轻有为”的干事。他之所以娶母亲为妻，主要是因为母亲的“家庭成分”好。父亲的上级领导十分看好父亲，想重点培养他，他希望父亲在婚姻选择上做出正确抉择。

然而，婚姻对于母亲而言，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另一种真正的人间苦难。她不是好运的“灰姑娘”，他也不是她的“王子”。如果母亲对父亲及他的家庭多一些了解，也许她就会审慎地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当她回忆四十九年前的抉择时，她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母亲的忠告与阻拦，而是轻信她的一位婶婶的谎言。她的婶婶用花言巧语欺骗了她，她对我母亲说:“那是一个难得的好婆家，女儿已经嫁人，你未来的婆婆将会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疼爱你。结婚对象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事，将来是要提拔做官的。”母亲怀着少女天真的憧憬和幻想结了婚，但现实却是多么的残酷与讽刺！并没有一个“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闺女一样”的婆婆接纳她，而是一个价真货实、凶悍无比的“恶婆婆”。

母亲开始卷入我父亲的家庭漩涡中。

一方面，她面临我严厉的祖母无休止的非难和责备。她从一开始就不被婆婆待见，日后饱受婆婆的百般嫌弃、排斥和侮辱。那是一种有毒的婆媳关系。

我的祖母是一个性格偏执的人，她一生善妒好斗，心胸狭隘，缺乏宽容与怜悯，控制欲极强，实乃悍妇界之翘楚。祖母一直将母亲视作“外人”，认为母亲“不听话”。祖母当着我父亲的面对我母亲说：“你不是我的儿媳妇，你赶快离开我们家。”日复一日，她对这个儿媳妇的憎恨有增无减，因“恨”屋及乌，她的憎恨也“及于从物”。在祖母看来，我们不过是“外人的外人”。

那时候兄弟分家，父母便成为财产分配中必须承担的一项“债务”（当然，也可能是一项优质资产。）分别由参与“资产分割”的子女承担。分家时，祖母选择跟三叔住（大概是因为三叔木讷少言，三婶又勤快听话，易于控制。后来祖母在三叔家成为“皇太后”，统揽家里的行政大权和财政大权。她负责安排每天的农活。家里所有的钱财都交由她保管，她有一个装得鼓囊囊的贴身荷包，从不离身，直到她死了，才被人从裤腰上摘下来。由于她不识字，她便通过纸币的颜色和大小来区分其面值。）祖父便随我们家住。夫妻本是同林鸟，一旦“分家”各自飞。分家堪比离婚，“从此萧郎是路人”。刚分完家，祖母立即将丈夫的被褥全部卷走，她说那是“她的”。晚饭后，祖父迟迟不去睡觉，父亲问祖父：“爸你怎么还不去睡觉？”祖父委屈地说：“睡什么觉，被褥都没有了。”父亲不得不找被褥给祖父重新铺上。自此以后，这对老年夫妇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却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祖母背地里称祖父为“死鬼”，祖父则称祖母为“那个婆娘”。

有一次，我和堂弟打闹，不小心将堂弟弄哭了。祖母听见后，她怒气冲冲地将我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一边大声训斥，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尖锐的指甲使劲地掐住我的上唇。我吓得忘了疼痛和哭喊。这时母亲从厨房里冲出来，跟祖母扭打成一团。我的祖母在我的嘴唇上留下一个罪恶的烙印，它代表了她偏畸的爱和冷酷的恨。祖母将她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堂弟妹。她从来没有将我们视作自己的亲孙子，也从来没有照顾过我们。

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并不是一个体贴温柔、“让女人幸福”的人。丈夫性格刚烈，易怒，大男人主义，不懂得怜香惜玉（当然，有人说，在粗暴的生活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粗暴。）更要命的是，她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她娘家人认为她现在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有一次，她挨丈夫一顿痛揍后，哭哭啼啼地跑回娘家向自己的家人哭诉。她的哥哥以极其冷酷的理性对她说：“我今天去骂或揍你丈夫一顿，明天你们和好了，你们都会记恨我。”此后，她发誓，就算自己被丈夫打死，也绝不再向自己的娘家求助。

二十岁时，她生下一个女儿，她为自己上了一道枷锁，接着第二道、第三道枷锁……她懵懵懂懂的，还不知道如何做一个母亲。面对幼小、柔软的初生儿她手足无措，不懂得如何照料这个不停地哭闹的、烦人的小东西。后来，她的母亲不得不每天抽空过来帮她照顾孩子。外祖母家住在“炯党”山上，我们家住在“炯抱”山上，中间隔着一条小溪。晚饭后，外祖母从家里出发，下山，走过石桥，上山，来到女儿家，给外孙们洗澡、换洗衣服、按摩。她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也是外祖母照料的。母亲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干不来这种“细活”。后来我儿子出生，母亲帮我带孩子，她仍然不会给初生儿洗澡换衣。这种细致活，母亲这一辈子都没有学会。

但她得像个男人一样干粗活、重活，才能保住一个女人在家庭里的位置。那时我们家在半山上，每天清晨母亲要去山下的古井挑水，挑着比她的体重还要重的水桶爬上数百米陡峭的石板路（她的母亲曾骄傲地说，我的女儿才没有力气挑水上“炯抱”，可是自己的女儿不争气啊。）在乡下，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人不是在种地，便是在去种地的路上。乡下人早出晚归，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帮忙带孩子，母亲就整天背着我们去干活。母亲说，你们姐弟仨，我背烂了四“抨”（条）“霞”（背带）。可以说，我们是“母亲背上的孩子”。多年后，母亲经常跟我提起小时候的辛酸往事。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稻田里薅秧。母亲用背带背着我，顶着灼人的烈日，埋首在一行行绿色的稻秧丛里，双手不停地薅拔秧田里的杂草。稻秧锯齿状的叶子像一把把锋利的刀一样割划我稚嫩的脸庞，我大声地哭泣。父亲从母亲身后拔掉她没有薅干净的水草，然后他拿着这些“证据”让母亲看，振振有词地说：“你连薅秧都薅不干净。”母亲委屈地哭起来。她说，我要不是背着孩子，我可以比你薅得更干净。于是，她赌气将我从背上解下来，扔（母亲的原话）在田埂上。后来，感到愧疚的父亲不得不将我抱起来。

有一年秋收，父亲和母亲去角东“打谷子”（“角东”是我们家主要的“粮仓”，我们家三分之二的粮食产于此地，我在《角东往事》文章里描述过这个地方。角东在山脚下，比我们住的村寨海拔更低，临近乌下江。后因兴修三板溪水电站全部被淹没。）他们挑着稻谷要爬很长很陡的山路。父亲走在前面，母亲一边背着孩子一边挑着箩筐走在后面。父亲走得快，他先爬到山顶休息。等了许久，母亲才缓缓地上到山顶。父亲感觉自己休息差不多了，他全无心肝地问母亲：“你要休息吗？”这时母亲哭了。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可是她的男人却问她要不要休息。父亲对母亲说：“其实你挑的并不重，才八十斤，我这一担有一百二十斤。”母亲哭道：“我挑八十斤，还背孩子，并不比你轻多少。”可是在父亲看来，如果不算孩子，妻子比自己整整少挑了四十斤。

还有一年，生产队在“九孟”收稻子。母亲也是背着我去“打谷子”。因为背太久，她便将我解下来放在田埂上休息。“每次解你下来，你的两条腿都伸得直直的。”母亲说。那是因为我在母亲的背上一直踡着腿，只有将我解下来后我才得以舒展四肢。后来，有几颗谷粒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我的耳廓上。母亲看见后，她慌忙将我扶起来，想用手指抠出来。但那些谷粒仿佛长腿脚似的，越是抠它们越往里逃，最后完全消失在我的外耳道里。母亲束手无策，急得放声大哭。回家请医生来看，但母亲却记不清谷粒到底在左耳还是右耳。后来医生用镊子将我的两只耳朵都掏流血，都没能找到那些失踪的谷粒。这次意外导致我患了多年的中耳炎，我的右耳耳膜穿孔，听力受损。

我和母亲共同经历的那些苦难，仁慈的上帝已经从我“记忆库”里彻底删除了（母亲问我，这些事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吧？我意味深长地对母亲说：是的。我庆幸自己没有记住这些事，就像它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现在说起来仿佛是一些遥远而悲伤故事。

三

生活就是一地鸡毛。那时父亲和母亲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谁也不服谁，吵着吵着，就动手打起来。他们当着孩子的面吵架、打架，全然不顾孩子们在一旁惊恐无状的啼哭、哀求。父亲像头盛怒的猛虎似的咆哮着扑向母亲，他扯住母亲的头发，抡起拳头重重地砸在母亲瘦弱的躯体上，就像打在一只沙袋上。母亲像只体型小巧、无所畏惧的蜜獾，她以尖锐的指甲和牙齿为武器进行还击。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争吵过多少次，我们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的惊涛骇浪中。有时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将对方打死或者杀死，也许只有这样，这个家才会风平浪静。

暴风雨过后，会有一段冷静期，直到下一次暴风雨来临。我为父亲的行为感到羞耻，我鄙视一个打女人的男人。我痛恨父亲，他的暴力显得他是多么的懦弱无能！我也怨恨母亲，挨了那么多打，为什么就是不长记性，为什么还不离开这个家？多少次，她想过离婚，想“一走了之”。她想过仰药，想“一了百了”。但她又想如果自己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她的丈夫一定会迁怒于孩子，她的孩子将承受自己承受过的一切痛苦，一想到这些，她就不能忍受。她不能离开这个家，也不能死，她要留下来为她的孩子“堵枪口”，留下来保护他们。

在一次家庭暴力之后，伤心欲绝的母亲决意离家出走。她匆匆地走出家门，沿着通往村外的道路走。她不知道自己将去何方，她只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越远越好。我和弟弟得知母亲离开家，便去追赶母亲。快到村外，我们远远地看见母亲的背影，我和弟弟哭喊道：“妈妈——妈妈你别走！”母亲听见叫声，她边走边回头。母亲对我和弟弟说：“崽啊，你们快回家去，不要跟着我。”我说：“妈妈你要去哪里？”母亲说：“我去打工挣钱给你们读书，你们回家去，要听话，不要惹你爸爸生气。”我信以为真，以为母亲不会抛下我们，只是暂时离开家，于是对母亲说：“那你早点回家。”我和弟弟便回家去了。这件事是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我全然忘却了。母亲说，她没想到我会对她说“早点回家”，她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一边漫无目的地走，一边抹去脸上的泪水。后来她想到去华洞村投奔她二姐，她沿着花街路爬上鸡冠岭，坐在山顶的石凳上休息。这时，她听见山下的石板路传来橐橐的皮鞋声，不一会儿，她看见父亲追了上来。父亲走到她跟前，说：“讲你一句都讲不得，跟我回家去。”母亲心软了，她默默地跟父亲回家。

作为儿子，我试图向读者展现我父母真实的情感生活。难道我的父母之间只有怨与恨，没有爱与怜吗？难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吗？如果结论是这样，那一定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整地书写他们感情生活的所有细节。我的父母往往直接了当地表达出他们负面情绪，但却十分隐晦地表达他们对彼此的爱，甚至从来不说“爱”——无言的“爱”。他们拙于（或不擅于、不习惯于）表达对对方的关爱，即使表达了，那也显得十分粗鲁。譬如父亲有一会儿没有看见母亲，他就会大声地叫道：“你死去哪里了？”（这和年轻人说“我爱你”、“我想你了”没有区别，这是他们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一位友人对我说，老一辈的人就是这样！完全正确。）他们也从不当面称呼对方的名字，而是用第二人称代替。记得小时候，每次母亲挨揍后，她担心我们因此记恨父亲，便为父亲开脱：“虽然他打我骂我，但他是爱你们的，你们不要因此怨恨你们的父亲。”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也会目光温柔地注视着对方，用行动代替语言表达心底的爱。

柏杨说，婚姻乃是一条空船，靠两种东西为它压舱，一是爱情，一是子女。

我们在父母的婚姻中扮演着“压舱石”的角色，成为他们之间“最后的底线”。如今，父母亲的“婚姻之舟”在岁月长河中已经驶过四十九载，其间不知穿越多少险滩和暗礁，但每每都化险为夷，没有倾覆。他们之间的感情，要比纯粹的爱情更复杂，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爱恨交织，他们相互伤害又相互依赖，注定要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试图将他们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归咎于“狗娘养的”“潦倒的生活”，但我明白这是自欺欺人。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彼此的“性格冲突”，他们都同样冲动、好胜、要强，一旦发生争执，往往就会变成水火不容的“敌我矛盾”。

在家庭战争中，母亲的隐忍与自我牺牲，保全了我们这个家。后来，母亲经常对我们说，要不是担心你们变成“没娘的孩子”，我早就不活了。母亲还经常说一句话——我只有你们姐弟仨。不久前，母亲告诉我一个秘密——她其实还有第四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已经九个月大了。他们强行将我拉到启蒙镇医院，在医院里冰冷的手术台上，他们夺走了我小女儿的生命。”母亲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讲述一件血腥残忍的往事。我那已足月的妹妹，被人活活扼杀于母亲腹中。

四

我家里曾有一张三寸大、齿边的黑白老照片。这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严格来说，这是一张不算全家福的“全家福”。因为姐姐没在上面，而奶奶怀里抱着的是堂妹。

这张“全家福”很奇特。照片上的家庭成员仿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也许他们刚好都有空），就像几个临时演员，被导演拉在一块出镜演绎三世同“框”合家欢的一幕。

他们表情各异，貌合神离。奶奶和堂妹在前排，露出胸部以上的部分，奶奶穿着一身玄黑的衣服，裹着玄黑的头帕，她双眉紧蹙、神情紧张地坐在一张看不见的矮脚凳上，怀抱着身穿厚厚的花衣裳、头戴银饰童帽的胖嘟嘟的堂妹，堂妹歪着脑袋，一脸好奇地看着镜头。

父亲和母亲并肩站在后排。父亲穿着一件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装，前胸的两只口袋的袋盖没有扣上，微微地翘起来。他身材结实，脸膛方正，五官清晰，表情自然地微笑着，他的面部表情透露出他的家庭地位。站在父亲左侧的母亲面无表情，她身穿一件左衽短襟上衣，头戴灰白色的头帕，一缕刘海从左额掠过。她的眼睛呈三角形，她的颧骨突出，脸颊无肉，上唇前突，露出上排牙齿，门牙之间有一道黑色的缝隙仍隐约可辨。我站在父亲前侧，身上穿着仿成年人的外套，一件套着一件，就像套娃一样。我嘴唇紧抿，目光深沉，不苟言笑，像个小大人，那张脸呈现出一种超龄的成熟感，以及一种与生俱来、无法医治的忧伤。弟弟则站在母亲前面，他眼睛既好奇又惊恐，嘴巴微微张开，像个小傻瓜。我很早以前就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但我却完全不记得自己曾拍过这样一张相片。它是什么时候拍的？是谁拍的？我不得而知。从照片上看堂妹大约只有一两岁，据此推算，我应该是七八岁光景。这张旧照片在数年前老屋失火时已被彻底地焚烧了，堂弟家里还保存有一张，后来他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我。

奶奶出现在这张“全家福”上，也是颇为有趣的。分家以后，奶奶一向在三叔家里“垂帘听政”，她专事“内政”，不涉“外政”，因此有效规避了与我母亲之间的“婆媳冲突”。奶奶并非老死不与我们家往来，只不过在感情上有些隔阂罢了。

照片上的母亲约摸三十来岁光景。她穿着十分普通，仿佛刚干完活回家，还没来得及换身衣服，便被拉过来拍照。她的神情中似有一种难以察觉的忧郁与哀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天并不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变得仁慈。婚姻让她变成一个母亲，生活让她变得像个男人。在生活中，她表现出坚韧不屈的精神特质，无论生活有多苦，她都以单薄的身躯顽强地承受着。在吃苦方面，她从来不逊于人。无论是为自己干活还是为他人干活，她从不偷奸耍滑，都同样的卖力。因此，街坊邻居有什么挣钱的活路，都乐意“照顾”母亲。

其实，母亲平时挺爱说爱笑的。在母亲后来拍的其他照片里，母亲大多都面带笑容。母亲生性活泼，又多愁善感。开心时，她就开怀欢笑；伤心时，她就放声哭泣。只有回到那个古板沉闷的家，她才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

有时母亲会莫名的忧愁。她常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忧心忡忡。她总是担惊受怕，担心家人生病或出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那些由她臆想出来的、压根不会发生的灾祸降临。她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宿整宿地失眠。

五

父母亲一生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怎么勤劳，都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望孩子的人生与自己“不一样”。自古以来，读书可以说是进升阶层唯一的“正道”。而一个乡下的孩子想要摆脱世代务农的宿命，惟有努力读书。然而，三个孩子中只有我是块“读书的料”，另外两个，一个小学辍学，一个初中辍学。父母感到失望之余，又暗自庆幸，因为两个孩子辍学无形中减轻了他们供读的压力。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们只知道嘱咐“你要努力读书”，但不知道“怎样做”才读好书。他们和今天的许多领导一样，“以结果为导向”，从来不问过程，不管你是如何做到或没做到的，等到期末结束，他们就会根据你的考试成绩评价你是“进步”还是“退步”。

母亲常常教我们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她采取训诫的方式，通常以“要……不要……”的正反并列句式对我们的言行进行规诫。譬如：

“要听话，不要惹祸。”

“要认真读书，不要贪玩。”

“要节约，不要乱花钱。”（母亲总是将我跟堂兄作比较，她说我的堂兄更会节约，而我经常“乱花钱”。）

“要勤快，不要懒惰。”

“要诚实，不要说谎。”

“要学好，不要学坏。”

“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

“要会‘捧官’（拍马屁），不要得罪官（上司）。”（母亲列举父亲的案例：父亲当年因年轻气盛，不会“捧官”，得罪上级，致使无“官”可做。然而我秉承了父亲的刚正不阿，平生不屑仰人鼻息、拍马溜须、曲学阿世。）

“要……不要……”

许多年过去了，母亲那些言简意赅的教诲和朴素的处世哲学，我至今仍铭记于心。

我的前半生颇顺遂。自小离家读书，小学、初中、高中，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出来工作。尽管工作换来换去，但已成功地走出那片“遮断望眼”的大山，我在城市里混迹多年，套用当下时髦的术语来说，俨然进升为一名“中产阶层”。从成功学的角度而言，也算半个“成功人士”了。然而，我至今难忘艰苦求学的岁月，父母亲以“牺牲一代人”的精神，倾尽全家之力供我上学。我生逢“自费教育”的年代（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应该是2005年之后的事），上学读书是一笔巨大的家庭开支。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每个学期开学，父母都暗自发愁。父亲当伐木工干一天能挣十来块钱，但收入不稳定。有时几个月都没活干，又没有别的门路挣钱。有时，母亲上山去采摘金钩、金银花等药材回家晒干，然后拿到集市去售卖。有时，母亲去江边割冬草卖。有时，村里人家招零工挑石头、土方，母亲抢着干。有时，有老板到村里收购旧房子，拆卸后雇人扛到乌下江的公路边，母亲也跟着去扛木料（按木料的重量计算，几分钱一斤）……总之，只要能挣钱的活路，母亲都争先恐后去干。我记得有几次，母亲拉着我跟她一块干。一方面，她希望锻炼锻炼我，让我体会生活艰辛、挣钱不易；另一方面嘛，多一个人干活就多挣一份钱。挣到钱后，她将我挣得的那一份钱放在我手上，然后高兴地对我说：“我的崽哟，这是你今天挣到的钱，一共五块六角钱。”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那是我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也能自食其力了。母亲总舍不得花钱，她要攒钱给孩子交学费。村里一些见识短浅的妇人便对母亲说，你这么攒劲盘（供）崽读书做哪样？读书出来还不是照样要去外头打工？不如花钱自己享受。但母亲从来不肯“自己享受”，她相信为了孩子的远大前程而花钱是值得的。

我考上大学后，父母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的儿子终于成材了，成为一名大学生；忧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供儿子上大学。我和我的父母都茫然了。后来，父母亲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学费和两个月的生活费。在父母的千叮万嘱下，我怀揣他们交给我的全部家当，独身一人去省城贵阳上大学。1999年的秋天，四十四岁的母亲离开家，去广东清远菜场打工供我读书。次年春天，四十七岁的父亲随后也去了清远。菜场工人的工资很低，好在菜场的那些工作，都是他们干了一辈子的农活，倒是就轻驾熟，很快就适应了。那时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勉强够供我读大学。这是父母亲出的最远的一次远门。此前他们都没有离开过韶霭村。他们在清远菜场一干就是四年，直到我大学毕业，他们才回家。

尽管那时候打电话已经很方便，但我仍经常给远方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我在学校里学习、生活方面的情况。父亲也会在回信里讲述他们在菜场的点点滴滴，在信件的末尾，父亲都会另起一段附上来自母亲的问候，那是母亲特别要求的。然而那些信件，早已遗佚，不知踪迹。每月发薪后，他们都按时将生活费转到我的银行账户上。

从清远回来后，父母亲又在县城打一年的零工，因为还有些债务——供我上学时欠下的——没有偿清，但他们不希望我“背债”。那时，他们不好意思去“麻烦”住在县城里的女儿女婿，便在县城街边租了一间民房。他们每天去工地做小工——搬砖、挑沙子、拌浆，工作十分辛苦。直到偿清所有债务后，他们才安心地“归园田居”。

六

我居住的城市与故乡相距 900公里。以今天的交通工具（高铁或自驾）来说，也就一天的行程。这个距离其实不算遥远。但我却没有经常去看望父母，因为“工作忙”。我突然意识到，我与父母的距离不是十八年前我独闯深圳时形成的，而是比那时要早得多。这些距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地累积起来的。三十三年前，我离家去启蒙镇上学时便开始了，那时我与父母相距16公里。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我与父母相距50公里。再后来我去省城上大学，我与父母相距400公里（不过话说回来，读书的时候，我倒是希望离他们越远越好。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再为他们的争吵不休而感到痛苦了。）我们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生活在一个“原点世界”，那是我与父母在生命坐标轴上的“交点”；如今我生活的“美丽新世界”，与他们没有交集。

他们用一生的全部力气，将儿子推向山外那个他们认为“更美好”的“新世界”。而他们却要留在自己的世界终老。也许，将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他们没这么要求，也没有这么做。“只要你过得比我们好”，这是他们唯一的心愿。

我也希望他们离我近一些，想让他们到城市来跟我住。一方面，我好方便陪伴和照顾他们；另一方面，我也确实需要他们的帮助。2009年9月，我儿子即将出生，母亲应我的请求到深圳来帮我带孩子。起初，母亲很不习惯城市的生活，她住在我家里，终日魂不守舍，度日如年。她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不会用全自动洗衣机——因为老家的洗衣机是半自动的；不会用燃气灶——因为老家用的是柴火灶；不会使用电视摇控器——因为老家的电视机是另一个品牌；不会炒菜——因为她在老家时炒菜一直都是先放油、盐，然后再放菜。但这还不是最让她难以忍受的事情，她最难以忍受的是——孤独。除了儿子和儿媳，她在城市里没有朋友和认识的人，她连一个谈心对象都没有。她不知道，孤独是城市人的通病，而忍受孤独则是城市人的良药。她难以忍受孤独，总是想念家乡的左邻右舍与嘘寒问暖。我以为母亲只是还没有适应，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母亲的思乡病越来越严重，她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不言不语。儿子出生时，母亲跟我一起在医院照顾我的妻子和儿子。我忙前忙后，既要照顾刚生产的妻子，又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宝宝，而母亲却在一旁边兀自发呆，一脸愁容。当时我颇有微词。后来我问母亲哪里不舒服，她只说是腹痛。过几日我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原来是肾结石。我忙不过来，只好送母亲回老家动手术。

春节过后，母亲又来到深圳。这次回来，母亲改变了许多，性情也变得开朗了。不会做的她就学，做错的她就改，没有朋友她就出去结识。不久，她就认识了住在附近的几位老太太，每天带着宝宝去跟她们南腔北调地唠嗑，其中：有一位叫“本地奶奶”，一位叫“东北奶奶”。那时我们租房在葵涌镇，每周末我们都会给母亲“放假”，给她一些零花钱。她便约她的朋友去镇上的农贸市场逛街。她逛街的主要目的是“看衣服”，她喜欢买那种“既好看又便宜”的衣服。每次逛街回来，她跟我说她相中了某件衣服。“很便宜，才三十多块钱呢！”她担心我说她，她补充道。我说，你喜欢就买。她说，那我真的买？我说，买吧买吧，别舍不得花钱。得到我的“首肯”后，母亲又折回农贸市场，兴高采烈地将心仪的衣服买回家。后来，她不再回家问我，看上的新衣服，就直接买下来。等我妻子下班回到家，她将衣服拿出来问我妻子：“凤艳，我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好不好看？”妻子说，妈，这件衣服很好看，非常适合你穿。于是，母亲高高兴兴地将衣服折起来，放进衣柜里。

“本地奶奶”每次看见宝宝，她都叫他“靓仔”。“本地奶奶”一头白发，驼背，一口广东腔。有一次，宝宝在家模仿“本地奶奶”走路给我们看，他说：“爸爸妈妈，你们看——本地奶奶。”他模仿得维妙维肖，让人忍俊不禁。每天傍晚，母亲便带宝宝在马路边玩，等妈妈下班。宝宝认得妈妈开的车，他远远地看见车开过来，就兴奋地挥着小手，叫道：“妈妈——妈妈下班了。”妻子对我说：“那是一天中最幸福、最期待的时刻。”

那时，我们家客厅墙上贴着一张花鸟画。每次母亲哄宝宝吃饭，她就用手指着墙上的画，对宝宝说：“宝宝，你看小鸟吃饭咯。”宝宝一抬头看小鸟，母亲便趁机往宝宝嘴里塞上满满一勺饭。这个办法，屡试不爽。

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葵涌镇。母亲时常怀念起住在葵涌镇的欢乐时光。她说，不知道“本地奶奶”和“东北奶奶”现在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她又说，什么时候我们再去葵涌镇逛一逛，我觉得整个深圳市，只有葵涌农贸市场的衣服是最好的。然而，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本地奶奶”和“东北奶奶”，再也没有机会去葵涌镇逛街。因为三年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她迫不及待地回老家去了。

那三年，是母亲一生中最平静、最悠闲的岁月，也是我在前半生中，与母亲最亲近的时光。无论“母子关系”还是“婆媳关系”都十分融洽，而且母亲已经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母亲也长胖了不少。论私心，我当然希望母亲一直跟我住。但母亲更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她想回去帮小儿子一把，她心里挂念着那个争吵了一辈子的男人，我没有资格继续将他们生分。而且，父亲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他患有高血压、肺气肿、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胃炎、风湿等多种老年病。他常年服药，有时也靠刮痧、捶背等土法子缓解一下。他自顾不暇，还要照顾弟弟的几个孩子。那个家更需要母亲。

回到家乡，她又回到往日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有干不完的家务活和农活让她操劳。还有一个病魔缠身的丈夫、三个驹齿未落的孙子需要她照顾。“我被捆手捆脚，哪里一步都去不成了。”她偶尔抱怨道。当她感到身心疲惫时，她对我说：“我不想管了，我想去深圳跟你住些日子。”但我心里知道，她也就说说而已，除非有人顶替她的位置。

2019年夏天，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我一度以为自己“命不久矣”。那时我特别渴望见到父母亲，我担心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在日记里写道：

“中午打电话给父亲，母亲不在家，出门干活了。我将病情告诉父亲，父亲得知此疾，先是震惊，尔后担忧，继而安慰我。我强忍眼泪，父亲亦故作镇定，越是厄境，我们越应该坚强……晚上母亲回到家，父亲将我的病情告诉她。母亲浑身发软，没胃口吃晚饭，一个人来到屋外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那头哭，我在电话这头哭。最后我安慰母亲，幸亏及早发现，又不是无药可医的不治之病，不用太过忧虑。母亲后来说想跟凤艳通电话，她让我告诉她凤艳的电话号码，她一边用手电筒灯照着，一边用石子在地上记。记了好几次都没记对，后来总算记对了，拨过去又无人接听。我跟母亲说稍后让凤艳打给她。”（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

“中午母亲打电话来，她今天又去山里干活了。她找个僻静的地方跟我说话。我知道母亲想知道我过得怎么样，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对母亲说，等到晚上我再跟你视频。晚上九点，我和母亲用微信视频通话，母亲看见我面色红润，不似个病人模样，心里宽慰些许，脸上多了一丝笑意。倒是母亲，却变得更苍老了，愈发瘦削，颧骨突兀如奇石，面色腊黑，皱纹纵横。母亲在电话里头提起二表哥的病，‘他整个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他的脸比我还要瘦小，跟外祖母以前一模一样，’母亲说。我依稀记得外祖母的模样，那是一张历尽岁月沧桑的容颜，枯缩成一颗皲裂、干瘪的陈年核桃，如同一个黑色的化石。父亲坐在旁边，一向严厉的父亲像个没脾气的老人，脸上写满哀伤，他的声音轻柔无力，缺少小时候爱抚我们时的温柔和力量。”（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由于妻子需要在医院照顾我，无暇顾及孩子，于是我跟父母相商，让家里来人帮我照顾孩子。这一次，又是母亲过来。但此时的儿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对奶奶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的小宝宝，他已经开始进入叛逆期，加之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年不见，他对母亲已经十分生疏。他处处跟母亲对着干，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他很喜欢“挑刺”，只要母亲有一个字说得不对，他就不依不饶。有一次放学回到家，母亲催他写作业：“宝宝，你去写字啊。”

“写什么字？写什么字？”他怼奶奶道。

“不是写字，那是写什么呢？奶奶也不懂呀。”

“写作业。”他大声纠正道。

“那你就去写作业。”

“不用你管。”

还有一次，早上上学，母亲发现他的鞋带松开了，想给他系鞋带，但他不让母亲系，他匆匆地跑下楼，结果摔了一跤。他在楼梯里哭叫：“奶奶，奶奶。”这两件事，母亲一直记在心里，经常念叨给我听。

近几年，我每年都回家乡住一阵子。我知道，以后陪伴父母亲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了。我家的房子建筑在山顶上，视野极其开阔，无一叶障目。眼前的风景令人百看不厌。我从窗户放眼望去，前面是不断向下倾斜的陡坡，谷底是一汪祖母绿、处女般宁静的湖泊——仰阿莎湖——镜子般映照出两岸杉树林摇曳的树影、蔚蓝色的天光和绵絮般的云朵。湖泊中间露出几个溺水儿童的后脑勺似的孤岛。天边是一片云雾缭绕、黛青色的山峦，隐约可以看见一排风力发电机的白色塔影，它们巨型的叶轮缓慢地旋转着。那一带是素有黎、锦、剑三县屋脊之称的青山界山脉。我身处于云贵高原逶迤的群山之中。

于母亲而言，深圳终归是异乡。除了几次短暂的、迫不得已的离乡，母亲几乎一生都居住在崎岖、多雨的云贵高原上这个名叫“韶霭”的村子里。我知道，他们就像生长在云贵高原上的两棵树，已成为高原风景的一部分，他们只属于那一方水土，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

2023年8月8日，写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