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近乎人人都有“老家”的地方，于精神上“被迫”重复回望母亲的故乡。
我真正回去的次数其实不多，应当少于上高中和大学时填写籍贯的次数。那儿却实在好写，像一座毛坯房，寥寥数语可尽。
尚很记得，辽而不阔的天空之下，家乡的道路是黄色的土地，风会刮起沙尘，脚会留下足印。村口的老树弯着腰，村里房屋新旧不一，却多如灰扑扑的鸭子。若此景再暗淡些，便进入母亲的回忆了。
据她形容，家中按人头分到的十余亩菜田，和别家一样尽力种满了蔬菜五谷，也不显茂盛。他们唯一的屋子约似鸭群中的小病鸭，砖瓦和木门破败如羽翼凋零。晚间无灯，月光也无法透过无窗的房屋。而屋内仅有一张一米五宽的床，供四人横睡，大舅躺在一旁吃饭的条凳上。
坐落在潮汕地区X城的Y村是个偏僻落后的小地方，当时最近的学校在几里外的另一个村里，母亲家即使在这儿也算不上富人。我的姥爷有四个弟弟，在其父母去世后的许多年里，他怀着作为长兄的责任感对弟弟们多有照拂，却也加重了小家的经济负担。母亲七八岁时，改革的春风吹进村里，桌上的粥水才换成了地瓜饭。但每餐依旧只有一道不见油花的青菜，只在有客来访时会另用腐竹煮几片猪肉、打一颗搅散的鸡蛋。
Y村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条件上。姥姥生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大舅、同卵双生的大姨与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姥爷也心疼，便没再生。村民的议论和歧视却能将他们裹得密不透风：仅有一个儿子的小家，在这里，像食物链的第二营养级。这种歧视非因贫富（大家穷得差不离），他们亦不在意你们个人的能力和人品，不想或无法在意未来如何——“只要我家现在比你多一个儿子，我便高你一等，便可以轻蔑、嘲讽你。”
幸而姥爷同别人很不一样，聪颖懂事的母亲自小便是他最疼爱与看好的孩子。
尚且年幼的她会于每早天亮之前跑到河边，占一个好地方洗衣服，九岁上学后再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到学校。若翌日有农活，前夜便需摸黑洗完衣服。次日清晨，挽起裤腿、下水、弯腰，她怕稻田里吸人血的水蛭，每每逃命般插完数亩秧苗。冬季寒冷的河水冻破她的手，扁担两头沉重的水桶压低她的肩，单车后座小山一般的稻谷砸伤她的腿。她忍痛楚，如等待未知黎明。没告诉父母，于是省下眼前的问候与药钱。
村子下午放学早，她的书包顾不得放好，便要去山间田野里捡柴择草。柴供家用，草药换钱，十指新血覆旧伤，整个午后的收益少则几毛，多则一块几。积沙成塔，倒解决了自己六年的书杂费，结余的常“借”给姥姥送礼，偶尔用于买一包五毛钱的油炸方便面解馋。
直到十六岁那年的暑假，堂叔公带她去深圳。彼时的大巴还未废除卧铺，夏日的客车里满是汗味和脚臭。她的脑袋阵阵地发晕，想呕，上车二十分钟便忍不住小声对堂叔公提议：“叔，我们下车走过去吧。我不怕累，还给你拎东西。”叔公看着她，却笑而不语。
叔公和三四个人在深圳合租了一个不大的屋子，当晚，母亲睡在叔公和婶婆卧室那张双层铁床的上铺。她晕车的症状未缓解，于是整夜只见到旋转的天花板。
叔公得知领导家缺一个保姆，便推荐母亲过去。这天上午，他出门上班，暂时还在这儿的母亲主动做了家务。婶婆对她颇有些横挑鼻子竖挑眼：柜子深处的灰尘没有扫出来，砖缝里的陈年污垢没有去除，米饭还吃得有点多（不敢吃菜）。但寄人篱下、受人恩惠，母亲只觉寻常。
到领导家以后，因她做事勤快，又懂礼识趣，对方很愿意留她长做。在暑假的末尾，母亲便打了通电话回Y村，对赶去村委会接电话的姥爷说：“爸，我暂时不回去了。堂叔推荐我当保姆，每月有一百五十块，待遇也好。”姥爷原先是不同意的，说她正是读书的年纪。母亲却很坚持：“爸爸，上学要钱，我们没有。我想赚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到时我就给家里装一部固定电话！”
深圳是一个和Y村很不一样的地方。母亲后来想起那日车上堂叔公的笑而不语，亦觉得好笑。世上有很多东西都不易解释。比如，在这座城市，汽车行驶在水泥路上不会有堵塞车轮的泥沙，行人走在砖石铺的街道上也不用像在田里那样费力保持平衡。高楼阔大，门锁复杂，电梯好则好矣，她却乘得头晕。
领导夫妇是不错的东家，一起去买日用品时会顺便帮她买单，亦准她时而在下午做完活后的闲暇时间到楼下散步，午餐和晚餐则基本是和主人家一样吃的四菜一汤。这是母亲未曾想过的生活。来此之前，她在家中一个月也难吃上一次肉。——可东家再高贵，她也只是人家从早服务到夜的保姆；东家再善良，也免不了对她呼来喝去。她对一切都接受良好，内心却仍有某种期望。
母亲在这儿做了十个月，至领导没有需求了，便回老家。
她和大姨在X城的一家厂里找到工作。月工资有三四百，但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十点以后，七点钟再起床干活。除了五月和十月的月初一定各休一天，其他月份都不能保证有休息的日子。某月，她们寄了九百整回家，两人一共留了六十元。生活用品基本都是自己花钱，卫生巾这样的“奢侈品”，她们往往一天只敢用一张。厂里也只包一餐，十余钟头的工作时长却让她们不得不吃些宵夜顶着。虽拣着便宜的买，日子还是很快捉襟见肘了。过了月中，她们的宵夜变成每人一天一个五毛钱的馒头，再之后是两人合吃一个馒头。母亲还常替宵夜摊打杂几个钟头以换得一餐。她形容四十岁前的自己是“不大需要睡眠”。
母亲与领导太太一直保持联系。等他们重有需要时，便又请她过去。她还托太太在深圳给大姨找份工作。
于是后来的许多年里，她们都在深圳，分别辗转于商场、酒楼、菜市场等地，做销售、服务员或是卖菜。更体面的工作如星月般可见不可碰，需要着这样或那样的技能。而母亲和大姨并不善于读书，加之贫穷，“知识改变命运”对那时的她们来说，像一句艰涩的禅语，像一个要你舍弃今生肉体去追寻来世超脱的过于伟大的幻梦。
在母亲和大姨十八岁那年，姥爷确诊肝癌晚期。小叔公叫回她们，几人在X城大医院的诊室内听医生一字一句地说明，只感到一片茫然的黑。
化疗太贵，便只用药。他们不敢将真实情况告知二老，是故抗癌的药都放在装胃药的瓶子里。可就算仅吃药，花费也不小，入不敷出，她们只能四处借钱。期间不免听尽闲言、看尽冷眼，才讨来各家的恩泽、施与。
想到母亲还在深圳工作，他人更不妥当，大姨便频繁请假回乡，后期索性辞工。她一手包办了病人所有排泄、脏污，从早细致地看护到晚，邻床家属们都不禁叹其孝心。
或许是因照料得好、心态也好，姥爷撑了五年。直至最后，如归根落叶般躺在家中客厅凉席上的他，消瘦不堪，流着眼泪，渐渐失去了呼吸。兄妹三人还在哭，姥姥便哑着嗓子又凶又急地催促他们给姥爷换衣服：两人拉起他的上半身，姥姥在背后推，另一人从衣柜里拿出新衣套上。他们一边换，一边止不住地涕泗横流。手下触碰到的皮肤渐冷，滚落的眼泪却烫得灼人，直把心灼出一片不愈的疤痕。
这也是母亲极难开口，最不愿提起的回忆。
在姥爷去世前一年，为全其心愿，大姨带他和姥姥去逛了世界之窗，拍了一张合照。母亲因铺面不能离人而未去。当时，大姨在酒楼工作，母亲则在街上租了一个小商铺。整条街都知道，这儿有个身量不高、却并不好惹的“X城小辣椒”。“小辣椒”的人缘尚可，追求者中不乏有财有势之人，但她最终选了我的父亲。
她觉得，此人既孝顺善良，又踏实肯干；与她志趣相投（都是做生意的），且同是潮汕人（家乡相隔既近，风俗习惯也像）。基于此般种种考虑，便答应了。回乡见家长时，父亲那头的亲戚却对母亲颇为不满，嫌她性格强势。唯有爷爷力挺母亲，对父亲说：“你若放弃她，我也放弃你了。”因而在几年后，爷爷重病之时，母亲亦不惜倾家竭产以治。
在母亲二十三岁、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她于第二年生下我，第三年生下自幼多病的弟弟。大姨结婚晚几年，也有两个孩子。虽不免受到环境影响，但大姨和母亲都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便不再生。更令身边熟人诧异的是，我是家中最受宠的。与几十年前相似，不同性别间的能力若不至云泥之别、便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哪怕因云泥而考虑在内，也总觉得“女儿将会——也只能成为那捧泼走的水”。于是常有人对母亲说：“你怎么对她这样好？未来必定后悔。”母亲让他们等着瞧。
母亲与大姨感情极好，小不点的我还是大姨拉扯大的。各自结婚后，两家人一起租住在一间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小公寓里。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在做生意，她甚至在怀孕九个月时照旧去拿货。但有时难免遇到亏损失败，便从头来过。搬进公寓的几年里，在大门口的公共区域，他们每天推着一辆三轮车摆摊卖菜。后来，母亲和大姨一起到几公里外的某家超市里租了档口卖豆制品，渐渐再承包起猪肉档、鱼档和其他，父亲与姨丈也来帮忙。
这家超市前后转手了很多任，现任老板做得最久。可两三年后，她也无力支撑，便有意以较低的价钱将超市转租给母亲他们。母亲和父亲捏着不算多的存款，与大姨一起商量了一周，咬咬牙还是答应了。接手的过程并不容易，一方面，他们又背上了极高的债务；另一方面，其间有很多手续要走，而他们对此知之甚少，便处处求人帮忙。幸而遇到贵人相助，前后却也折腾了一年左右才算尘埃落定。
一间超市的日常运作远比摆摊卖菜和小店经营复杂。与前任老板商议时，他们经验尚浅，未曾想到货架上满是临期或过期的商品，几百平方米的烂摊子接近“满目疮痍”、处处都要拾掇。最初，他们也不懂电脑系统、不晓文书证件、不善应对难缠的顾客；可迫于生活，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一点点摸索。虽然大多依靠着母亲和大姨这边的关系，两家熟识的亲戚朋友们好歹凑出了开始的员工，但起步艰难，母亲、大姨和父亲三人不得不熬更守夜，十余年废寝忘食的辛劳才有今日的一点风光。
这风光也仅是与他们从前相较。孩子们都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出息，或还在读书。慈母父们如今各有各的病痛，却舍不得将重担抛去，总想尽力使后代的未来愈光明才好。
当大姨突然查出严重的心脏问题之时，她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首先去的那家三甲医院极为离谱，误诊成不治之症，说她没多久可活了。大家都吓得不轻，又换了几家医院，才得到相对靠谱的结论。医生始终建议做手术，而大姨直到今日都没做。她的决定基于多方面考量：手术风险，经济状况及漫长的恢复期。术后，她至少有一年到一年半需要静养，超市却无法离开她这么久。十多年来，她便只是一直注意情绪起伏，远离让人大动肝火之事（但无法完全避免）。除去那些最终平安落地的意外，也算“好好地”养到现在了。
她说，想等孩子们都上大学了，家中经济又允许的情况下，再去做手术。
那时于母亲也不好受。一方面，至亲有疾，自是伤痛；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残酷。父亲做事虽刻苦，交友却不够谨慎，需母亲为他善后；姨丈则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近亲中亦无可托付之人。若大姨有万一，母亲便几乎要一力承担养育四个小孩的责任。
好在她们相互扶持着，终到如今。
很多事都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我的回忆视角便较母亲的更“明朗”。
父母忙于工作，俱极少在家。幼时的我，会默默于早晨六点前从床上爬起来，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一天中见这唯一一面。我也格外喜欢过年，喜欢初一九点从客厅的床上睡醒，睁眼竟能看到父母。
由于租金上涨，我们每每都需收拾行李，从一间“复古做旧风”小公寓搬到另一间相似的公寓，大人们有时还要重新粉刷墙壁（孩子在上面涂鸦过的缘故）。由这个单元到那个单元，但始终在同个小区，所以我的玩伴们都没变。楼层也上上下下，其中，野猫会从阳台溜进床底的一楼最有意思。九岁的我，第一次住进墙壁雪白、瓷砖铺地的家里，感到十分新奇。如此又过了几年、再搬了几回，父母终于买了套心仪的房子，新房在我高二之时甫装修完毕。
或是因为我尚小，父母又将我在羽翼下护得很好，我对那段时光没有很多消极的情绪。但母亲在说起彼时经历时，总觉得颠沛流离的日子实在不堪。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母亲也比从前有了更多时间来陪伴我。但这些年的缺失和两代人间的代沟，非一朝一夕能抹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维持着“她试图靠近、我试图逃离”的状态，高中的遭遇与压力又使我变得“面目可憎”，母亲却始终宽容、疼爱我。我逐渐找到与她相处的方式，她也开始理解我的视角。
二十岁以后，我与母亲的感情愈好，常充当她日常的助理。某天，母亲要到税务局办事，我也同她一起。
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母亲说：“刚接手超市的时候，我第一次来。看见这儿乌泱泱全是人，吓死了，以为要排上一天半天的。幸好窗口多，一个多小时就轮到我了。而现在基本能在网上操作，很方便，人也少了很多。”我们由楼梯上去二楼的时候，母亲说：“开始我搞不懂那些业务和文件，好几次躲在这后面大哭。”等办完事要走的时候，母亲看见门口那位二十多岁的负责人正温和地向询问者解释操作，又感慨道：“工作人员比以前年轻了，也有耐心。那时来办事，他们总爱答不理的。”
之后，在我大学快毕业时，母亲又说：“你本科毕业后应该就可以入深户了。M阿姨的儿子还申请了人才房……”她零碎地说了许多，最后再次落在：“深圳真是越来越好。”
这年，母亲恰好四十六岁，来深圳足有三十年。纵使考虑到常回老家走亲访友与时而出去旅游的时间，深圳应该还是她待的最久的地方。她从不曾忘本，永远说“我是X城人”，亦教导孩子多学家乡的方言；但她对“第二故乡”也倾注了满腔柔情，像为自己一样、为深圳的发展感到骄傲。和别人谈到深圳时，母亲会忍不住说：“我是很喜欢这里的。它不歧视外地人，发展机会也多。”承载、包容和实现了她许多梦想的深圳，自然既像她的第二故乡，又如同她精神的栖息地。
母亲总是鼓励我多读书，既在精神上慰勉，亦在物质上大方。或许自少时第一次来深开始，她便怀有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梦，支持着她多年奋斗打拼，这个梦大概是：“想尽力去更高的地方看看。”如今看到下一代过得比从前的自己好很多，也怀着相似的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她便觉满足。
她一直喜欢深圳，由彼时至如今。从深圳湾公园看见的大海湛蓝深邃，跨向香港的大桥宏伟壮阔，得知姥爷和大姨病情后的她在这片海边独自一遍遍地走过，疫情之前她又很爱和朋友去不远的香港血拼。住了许多年的小公寓一朝被改成人才房，但她一直记得它内里一体的灰黑色与女儿同学母亲的那句“你们就住在这种地方啊”。后来买的房子环境、设施都很好，绿植葱郁，车库宽敞。而如今女儿也可以替她实现未完成的梦想（即使我走的不是她最希望的路，她依旧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她仿佛一点点地弥补了年轻时的遗憾、治愈了曾经的伤痛，终将岁月中的磨难砺为珍珠，在这座城市救赎了自己。
可大舅从地理到精神仍囿于村里的一隅之地，对尤其偏心他的姥姥都有嫌弃。还是母亲和大姨——两个自小仅因性别便饱受不公对待的女儿——把姥姥接到身边，承担起了大部分养老责任。
姥爷曾对叛逆顽皮的大舅说：“现在国家都宣传‘女性能顶半边天’呢，我觉着很对。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以后我老了也不用靠你，我的女儿可以赡养我。”成真了一半。
母亲从不服输。她一生的拼搏，有一部分是为了向过去那些看不起她们家的人、向所有因为性别而否定一个人的人证明：“女性绝不比男性差。”无论是待她如珍似宝的姥爷，或是受困于传统偏见的姥姥，她都想让他们为有这个女儿而感到荣耀。虽然天上的姥爷不一定能看到人间的今日，但我想，他一定始终为母亲自豪。
几十年来，深圳没有停止发展，母亲亦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接手超市近廿载，日子似乎逐渐平稳。很多人或许觉得维持现状便好，母亲却在考虑了周边社区发展与超市自身状况后、于去年选择装修。期间设计、施工、消防、物业等的烦心事接连不断，只略好过刚接手时的兵荒马乱。幸而顾客与亲朋来参观时都说效果不错，在崭新的装潢之下，整体规划更合理，各设备的升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
虽然，超市因停业两个月而流失顾客，种种因素也致使已经投入的高昂的金钱成本及时间精力难以有回报；近来甚至有人将数年前的自然灾害和市政的部分举措归咎于超市背后不存在的势力。但母亲从未说过“后悔”。应该说，她对自己在人生每处关键节点上作出的选择都不曾真正后悔，不管是面对姥爷离世、职业规划、结婚对象，抑或其他重要的决定。
在湍急的人生路上，她并无闲暇以自怜。她总愿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和事，发现别人的优点，发现惨淡中的幸运，而后继续向前。当母亲谈到过去时，她会用悲伤、遗憾和怅惘的语气，但我们都清楚：每一次，她都用手里不算好的牌，打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