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而不阔的天空之下，家乡的道路是黄色的土地。风会刮起沙尘，脚会留下足印。村口的老树弯着腰，村里的房屋新旧不一，却大多都像灰扑扑的鸭子——或许这便是“贫瘠”的模样。母亲家按人头分到的十余亩菜田，和别家一样尽力种满了蔬菜五谷，却也不显茂盛。自家的独间小屋则像鸭群中的小病鸭，砖瓦和木门破败如羽翼凋零。晚间无灯，月光也无法透过无窗的房屋。而屋内仅有一张一米五宽的床，供四人横睡，大舅躺在一旁吃饭的条凳上。
坐落在潮汕地区X城的Y村是个偏僻落后的小地方，当时最近的学校在几里外的另一个村里，而母亲家纵使在这儿也算不上富人。我的姥爷有四个弟弟，在其父母去世后的许多年里，他怀着作为长兄的责任感对弟弟们多有照拂，却也更加重了小家庭的经济负担。在母亲七八岁时，改革的春风吹进村里，桌上的粥水才换成了地瓜饭；但每餐依旧只有一道不见油花的青菜，只在有客来访时会另用腐竹煮几片猪肉、打一颗搅散的鸡蛋。
Y村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经济条件上。“重男轻女”的钢印如墨刑一般刻在潮汕文化最显眼的地方，上千年来与其血肉融为一体、同呼共吸。有人引以为耻，有人坦然接受。若要对“重男轻女”做更深的阐释，或可用“多子多福”一词，此处的“子”指极狭义上的“儿子”、“男子”。而作为该地区一部分的Y村，情况有增无损。
姥姥生有三个孩子，分别是大舅、同卵双生的大姨和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姥爷也心疼她，便没再生。村民的议论和歧视却将他们裹得密不透风：仅有一个儿子的小家，在这里，像食物链的第二营养级。这种歧视非因贫富（大家穷得差不离），他们亦不在意你们个人的能力和人品，不想或无法在意未来如何——“只要我家现在比你多一个儿子，我便比你高一等，便可以轻蔑、嘲讽你。”
姥爷与别人很不一样。聪颖懂事的母亲是他最疼爱、最看好的孩子，母亲亦不教他失望。
每日天未亮，年幼的她便要跑到河边占上一个好地方来洗衣服，回家简单吃过饭后，再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去上学。 若翌日要做农活，就需在前夜洗好衣服。待到田里，因怕水蛭吸血，她不连着飞快插完一亩秧苗都不敢歇；出来后，人都是虚的，踩不到实地。放学了，她会到山间田野里捡柴择草。有些野草能卖钱，虽然手指破皮流血摘来的一大筐也只能换来几毛一块，却是她在二年级后不再向家长要钱的底气。这些钱负担了母亲的学杂费，还常被姥姥“借”去用；偶尔她才能从中取上五毛，买一包油炸方便面。生活的苦涩之于她，似有细碎的回甘。
在母亲十六岁那年的暑假，堂叔公带她去深圳。彼时的大巴还未废除卧铺，夏日的客车里满是汗味和脚臭。她的脑袋阵阵地发晕，又想呕，上车二十分钟后便忍不住小声对堂叔公提议：“叔，我们下车走过去吧。我不怕累，我还给你拎东西。”叔公看着她，却笑而不语。
叔公和三四个人合租了一个不大的屋子，母亲睡在叔公和婶婆卧室那张双层铁床的上铺。她晕车的症状还未缓解，于是整晚只见到旋转的天花板。
叔公的领导家缺一个保姆，叔公推荐母亲过去。这天上午，他出门上班，暂时还在这儿的母亲主动做了家务。婶婆却对她颇有些横挑鼻子竖挑眼：柜子深处的灰尘没有扫出来，砖缝里的陈年污垢没有去除，米饭还吃得有点多（不敢吃菜）。但寄人篱下、受人恩惠，母亲不抱怨。
到领导家以后，因母亲做事勤快，又懂礼识趣，对方很愿意留她长做。在暑假的末尾，母亲便打了通电话回Y村，对赶来村委会接电话的姥爷说：“爸，我暂时不回去了。堂叔推荐我当保姆，每月有一百五十块，待遇也好。”姥爷原先是不同意的，说她正是读书的年纪。可母亲很坚持：“爸爸，上学要钱，可我们没有。我想赚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她笑着说：“到时候我就给家里装一部固定电话！”
深圳是一个和Y村很不一样的地方。母亲后来想起那日车上堂叔公的笑而不语，亦觉得好笑。世上有很多东西都不易解释。比如，在这座城市，汽车行驶在水泥路上不会有堵塞车轮的泥沙，行人走在砖石铺的街道上也不用像在田里那样费力保持平衡。高楼阔大，门锁复杂，电梯好则好矣，她却乘得头晕。
领导夫妇是不错的东家，一起去买日用品时会顺便帮她买单，亦准她时而在下午做完活后的闲暇时间到楼下散步，午餐和晚餐则基本是一样吃的四菜一汤。这是母亲未曾想过的生活。来此之前，她在家中一个月也难吃上一次肉。——可东家再高贵，她也只是人家从早服务到夜的保姆；东家再善良，也免不了对她呼来喝去。她对一切都接受良好，内心却仍有某种期望。
母亲在这儿做了十个月，至领导家没有需求了，便回老家。
她和大姨在X城的一家厂里找到工作。月工资有三四百，但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十点以后、七点钟又要起床干活了。除了五月和十月的月初一定各休一天，其他月份都不能保证有休息的日子。某月，她们寄了九百整回家，两人一共留了六十元。生活用品基本都是自己花钱，卫生巾这样的奢侈品，她们往往一天只敢用一张。厂里也只包一餐，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却让她们不得不吃些宵夜顶着，日子很快便捉襟见肘了。她们先是每人一天吃一个五毛钱的馒头，之后只能两人合吃一个馒头。
母亲和领导家的夫人一直保持联系。等他们重有需要时，便又请母亲过去了。她托夫人在深圳给大姨找份工作，于是大姨也来了。
后来的许多年里，她们都在深圳，分别辗转于商场、酒楼、菜市场等地，做销售、服务员或是卖菜。更体面的工作如星月般可见不可碰，需要着这样或那样的技能。而母亲和大姨并不善于读书，加之贫穷，“知识改变命运”对现在的她们来说，像一句艰涩的禅语，像一个要你舍弃今生的肉体去追寻来世的超脱的过于伟大的幻梦。
在母亲和大姨十八岁那年，姥爷确诊肝癌晚期。
诊室内，大舅、大姨和母亲听着医生一字一句地说明，只感到心里和脑子里一片茫然的黑。
化疗太贵，便只用药。他们也不敢将真实情况告知二老，是故抗癌的药都放在装胃药的瓶子里。母亲和大姨仍需在深圳工作，常是姥姥和大舅带着姥爷往返于X城的大医院与Y村之间。
可就算仅吃药，花费也不小。他们便只能四处借钱，期间不免听尽闲言、看尽冷眼，才换来东家叔施的一点、西家婶舍的一些。有时也会觉得，生活实在太难受、太难挨了，但咬咬牙又可以撑过一日。他们努力怀着某种不像希望的希望——有一天就赚一天。
或许是因心态好，姥爷撑了五年。直至最后，躺在病床上的他消瘦不堪，流着眼泪，渐渐失去了呼吸。兄妹三人还在哭，姥姥便哑着嗓子又凶又急地催促他们给姥爷换衣服：两人拉起他的上半身，姥姥在背后推，另一人从衣柜里拿出新衣套上。他们一边换，一边止不住地涕泗横流。手下触碰到的皮肤渐冷，滚落的眼泪却烫得灼人，直把心灼出一片不愈的疤痕。
这也是母亲极难开口，最不愿提起的回忆。
在姥爷去世前一年，为全其心愿，大姨带他和姥姥去逛了世界之窗，拍了一张合照。母亲因铺面不能离人而未去。
当时，大姨在酒楼做领班，母亲则在街上租了一个小商铺。整条街都知道，这儿有个身量不高、却并不好惹的“X城小辣椒”。“小辣椒”的人缘尚可，追求者中不乏有财有势之人，但她最终还是选了我的父亲。
她觉得，此人既孝顺善良，又踏实肯干；与她志趣相投（都是做生意的），且同是潮汕人（家乡相隔既近，风俗习惯也像）。基于此般种种考虑，便答应了。 可回乡见家长时，父亲那头的亲戚却对母亲颇为不满，嫌弃她性格过于强势。唯有爷爷力挺母亲，并对父亲说：“你若不娶她，以后也不必进我家门了。”因而在几年后，爷爷重病之时，母亲亦不惜倾家竭产以治。
在母亲二十三岁、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她于第二年生下我，第三年生下自幼多病的弟弟。大姨结婚晚几年，也有两个孩子。正如我开篇所说，仅两个孩子，在潮汕是较少见的（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中，生五六个的家庭有许多）。但大姨和母亲都想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便不再生。更令身边熟人诧异的是，我是家中最受宠的。于是常有人对母亲说：“你怎么对女儿这样好？将来必定后悔。”母亲让他们等着瞧。
母亲与大姨感情极好，小不点的我也基本是大姨一手拉扯大的。各自结婚后，两家人还一起租住在一间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小公寓里。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在做生意，她甚至在怀孕九个月时还照旧去拿货。有时不免遇到亏损失败，只好从头来过。搬进公寓的几年里，在大门口的公共区域，他们每天推着一辆三轮车摆摊卖菜。后来，母亲和大姨一起到几公里外的某家超市里租了档口卖豆制品、也帮着卖菜，父亲则在那儿卖猪肉。
这家超市前后转手了很多任，现任老板做得最久。可两三年后，她也做不下去了，便有意以较低的价钱将超市转租给母亲他们。母亲和父亲捏着不算多的存款，与大姨一起商量了一周，咬咬牙还是答应了。接手的过程并不容易，一方面，他们又背上了几十万的债务；另一方面，其间有很多手续要走，而他们对此知之甚少，便四处求人帮忙。幸而遇到贵人相助，前前后后也折腾了半年多才算尘埃落定。
一间超市的日常运作远比摆摊卖菜和小店经营复杂。与前任老板商议时，他们经验尚浅，未曾想到货架上满是临期或过期的商品，几百平方米的烂摊子接近“满目疮痍”、处处都要拾掇。最初，他们也不懂电脑系统、不晓文书证件、不善应对难缠的顾客；可迫于生活，只能硬着头皮、自己一点点摸索。虽然大多依靠着母亲和大姨这边的关系，两家熟识的亲戚朋友们好歹凑出了开始的员工，但起步艰难，母亲、大姨和父亲三人不得不熬更守夜，连着几年废寝忘食的辛劳才有今日的一点风光。
这风光也仅是与他们从前相较。孩子们都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出息，或还在读书；慈母父们如今各有各的病痛，却舍不得将重担抛去，总想尽力使后代的未来愈光明才好。
大姨是在自己两个孩子还在上幼儿园之时，突然查出身体问题的。首先去的那家三甲医院极为离谱，误诊成不治之症，说她没多久可活了。大家都吓得不轻，又换了几家医院，才得到一个靠谱却也不算好的结论。医生建议做心脏手术，而大姨直到今日都没做。她的决定基于多方面考量：手术风险，经济状况及漫长的恢复期。术后，她至少有一年到一年半需要静养，超市却无法离开她这么久。十多年来，她便只是一直注意情绪起伏，远离让人大动肝火之事（但无法完全避免）。除去那些最终平安落地的意外，也算“好好地”养到现在了。
她说，想等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两家经济又允许的情况下，再去做手术。
那时于母亲也不好受。一方面，至亲有疾，自是伤痛；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残酷。父亲虽干活勤力，却常交友不慎，得母亲为他善后；姨丈则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近亲中亦无可托付之人。若大姨有万一，母亲便要承担养育四个小孩的责任。
好在，她们相互扶持着，还是一天天地把日子这么过了下来。
很多事都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我的回忆视角便较母亲的更“明朗”。
父母忙于工作，俱极少在家。幼时的我，会默默于早晨六点前从床上爬起来，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一天中见这唯一一面；我也格外喜欢过年，喜欢初一九点从客厅的床上睡醒，睁眼竟能看到父母。
由于租金上涨，我们每每都需收拾行李，从一间“复古做旧风”小公寓搬到另一间相似的公寓，大人们有时还要重新粉刷墙壁（我和我弟在上面涂鸦过的缘故）。由这个单元到那个单元，但始终在同个小区，所以我的玩伴们都没变。楼层也上上下下，其中，野猫会从阳台溜进床底的一楼最有意思。九岁的我，第一次住进墙壁雪白、瓷砖铺地的家里，感到十分新奇。如此又过了几年、再搬了几回，父母终于买了套心仪的房子，新房在我高二之时甫装修完毕。
或是因为我尚小，父母又将我在羽翼下护得很好，我对那段时光没有很多消极的情绪。但母亲在说起彼时经历时，总觉得颠沛流离的日子实在不堪。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母亲也比从前有了更多时间来陪伴我。但这些年的缺失和两代人间的代沟，非一朝一夕能抹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维持着“她试图靠近、我试图逃离”的状态，高中的遭遇与压力又使我变得“面目可憎”，母亲却始终宽容、疼爱我。我逐渐找到与她相处的方式，她也开始理解我的视角。
二十岁以后，我与母亲的感情愈好，常充当她日常的“助理”。某天，母亲要到税务局办事，我也同她一起。
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母亲说：“刚接手超市的时候，我第一次来税务局。看到这里乌泱泱全是人，吓死了，以为要排上一天半天的。幸好窗口多，一个多小时就轮到我了。而现在很多业务都能在网上操作，很方便，人也少了很多。”我们由楼梯上去二楼的时候，母亲说：“开始我搞不懂那些业务和文件，还几次躲在这后面大哭。”等办完事要走的时候，母亲看见门口那位二十多岁的负责人正温柔地向询问者解释操作，感慨道：“这些工作人员普遍年轻了，也有耐心。以前来办事的时候他们总爱答不理的。”
之后，在我大学快毕业时，母亲又说：“你本科毕业后应该就可以入深户了。M阿姨的儿子还申请了人才房……”她零碎地说了许多，最后再次落在：“深圳真是越来越好。”
这年，母亲恰好四十六岁，来深圳足有三十年。纵使考虑到常回老家走亲访友与时而出去旅游的时间，深圳应该还是她待的最久的地方。她从不曾忘本，永远说“我是X城人”，亦教导孩子多学家乡的方言；但她对“第二故乡”也倾注了满腔柔情，像为自己一样、为深圳的发展感到骄傲。有时和别人聊到深圳，母亲会忍不住说：“我是很喜欢这里的。比起一些大城市，它不大歧视外地人，发展的机会也多。”承载、包容和实现了她许多梦想的深圳，自然既像她的第二故乡，又如同她精神的栖息地。
母亲总是鼓励我多读书，既在精神上慰勉，亦在物质上大方。或许自少时第一次来深开始，她便怀有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梦，支持着她多年奋斗打拼，这个梦大概是：“想尽力去更高的地方看看。”如今看到下一代过得比从前的自己好很多，也怀着相似的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她便觉满足。
母亲虽然受家乡习俗影响、逢年过节会求神问卜，却向来相信：命运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深深感恩于他人的帮助与生活的馈赠，更相信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我对她说：“妈妈从农村到深圳，一路走到今天，有点像深圳从当初那个小渔村发展到现今的规模——一样的不可思议和伟大。”母亲很是感怀。
她一直喜欢深圳，从那个十六岁的少女到这个四十六岁的母亲。由深圳湾公园看见的大海湛蓝深邃，跨向香港的大桥则宏伟壮阔，得知姥爷和大姨病情后的她在这片海边独自一遍遍地走过，疫情之前她又很爱和朋友去不远的香港“血拼”。住了许多年的小公寓一朝被改成人才房，但她还记得它灰色的墙壁和女儿同学母亲的那句“你们就住在这种地方啊”。后来买的房子环境、设施都很好，绿植葱郁，车库宽敞，时常有人打扫，保安亦负责有礼。而如今女儿也可以替她实现未完成的梦想（即使我走的不是她最希望的路，她依旧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她仿佛一点点地弥补了年轻时的遗憾、治愈了曾经的伤痛，终将岁月中的磨难砺为珍珠，在这座城市救赎了自己。
可大舅从地理到精神仍囿于村里的一隅之地，对尤其偏心他的姥姥都有嫌弃。还是母亲和大姨——两个自小仅因性别便饱受不公对待的女儿——把姥姥接到身边，承担起了大部分养老责任。
姥爷曾对叛逆顽皮的大舅说：“现在国家都宣传‘女性能顶半边天’呢，我觉着很对。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以后我老了也不用靠你，我的女儿可以赡养我。”成真了一半。
母亲从不服输。她一生的拼搏，有一部分是为了向过去那些看不起她们家的人、向所有因为性别而否定一个人的人证明：“女性绝不比男性差。”无论是待她如珍似宝的姥爷，或是受困于传统偏见的姥姥，她都想让他们为有这个女儿而感到荣耀。虽然天上的姥爷不一定能看到人间的今日，但我想，他一定始终为母亲自豪。
几十年来，深圳没有停止发展，母亲亦未停下前进的脚步。接手超市十余年，日子逐渐平稳。很多人或许会觉得维持现状便好，母亲却在去年选择给超市装修。期间设计、施工、消防、物业等的烦心事接连不断，只略好过刚接手时的兵荒马乱。幸而朋友、亲戚和老顾客来参观时都说效果很好，规划更加合理，整体看起来既漂亮又大气。电脑和收银系统进行了升级，电子秤换成可以自动识别物品和触屏的，打卡机也多了指纹/面容识别的，还新订做了一批工服……
虽然，种种因素致使已经投入的高昂的金钱成本及无数的时间精力，还未收获回报；甚至因停业两个月而流失顾客，生意一度差过之前。但母亲从未说过“后悔”。应该说，她对自己在人生每处关键节点上作出的选择都不曾真正后悔，不管是面对姥爷离世、职业规划、结婚对象，抑或其他重要的决定。
在湍急的人生路上，她并无闲暇以自怜。她总愿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和事，发现别人的优点，发现惨淡中的幸运，而后继续向前。当母亲谈到过去时，她会用悲伤、遗憾和怅惘的语气，但我们都清楚：每一次，她都用手里不算好的牌，打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
